江晓原:方益昉《当代生命科学中的政治纠缠》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7-10-16 1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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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十年前,上海交大的林志新院长带着方益昉到我在浩然高科技大厦的办公室来,林院长介绍说小方是美籍华人,想以留学生的身份跟我念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小方原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出国前在上海交大生物技术研究所任职,所以说起来也可以算是我们交大的旧人了。他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认定,曾在著名的西奈山医院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此时已是往来于纽约上海之间的相当成功的海归商人了。

   当时我一听这些情况,就以为这是一个商人的异想天开——都已经有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了,又想再念一个中国的冷僻专业的博士学位玩玩。就带着一点吓唬他的意思,向他严肃陈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有关规定:除了可以免修政治课和公共英语课,必须和国内同学一样修读课程修满学分,必须和国内同学一样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和国内同学一样等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两份盲审和一份明审,必须和国内同学一样发表足够的CSSCI论文之后才有资格举行论文答辩……

   不过这些陈述似乎没有吓住小方,他很淡定地表示:没有问题,会遵守学校的一切规定认真攻读。我想他既然如此“不知死活”要来玩票,那就让他玩玩看吧。反正到时候他要是毕不了业,也照旧衣食无忧,连就业压力也不会有。

   于是小方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在我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同学中年龄已经偏大,所以自嘲为“老童生”。几年下来,他学习认真,成绩优秀,甚至获颁高额奖学金。考虑到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笑有关部门给他这份奖学金简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当然这对他主要是有精神意义。

   小方第一次展示他“孺子可教”的潜质,是入学两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通天免酒祭神忙——《夏小正》思想年代新探”一文。他的英文当然没问题,他在美国甚至办着一个英文刊物,但这篇论文显示他古汉语的造诣也完全够格,这在如今的博士生中已经不多见了。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篇论文中显示出了某种能够别出心裁的素质——他注意到在《夏小正》中没有出现过“酒”这个字,这一点以前从未见有人注意,而小方却在这一点上发现了重要信息。

   这篇文章让我确信小方是有学术潜力的。再往后我又发现,小方这种外人看来“玩票”性质的攻读,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他不再需要稻粮谋,追求起学问来倒是有可能更为纯真,这就为我们两人在“科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开启了合作之门。

   我所说的“科学政治学”可以有两层含义,既包括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在科学运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

   第一层含义指科学与政治之间发生的关系,比如国内“转基因主粮争议”中,力推转基因主粮的群体,企图影响国家官员、国家政策;又比如“黄禹锡事件”中,韩国政府先是将黄禹锡奉为民族英雄,但一见到西方对他的“造假”指控,就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这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第二层含义是指科学在自身运作过程所呈现出的“政治”,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办公室政治”中的“政治”,科学群体也会勾心斗角,这种勾心斗角本身就是政治。

   在黄禹锡事件中,这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黄禹锡事件既有政治对科学的影响,也有科学群体内部的“政治”,比如夏腾从黄禹锡的合作者变成了指控者。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韩国细胞分子生物学专家黄禹锡,从韩国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的耀眼光芒中跌落,被他原来的合作者指控,随后陷入“造假风波”。

   方益昉选择这一事件为中心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的动机主要不是为黄禹锡鸣冤(尽管客观上会有这样的效果),而是提供一个学理上的研究。

   以前灌输给公众的科学形象,通常都将科学和科学家描绘成纯洁的样子,为科学献身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科学家们在名利上勾心斗角,而且不惜指控昔日同行。虽然最后这个指控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但“造假”指控过后,黄禹锡当年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

   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也许不屑一顾,结果眼看他要把桃子摘到手的时候,西方同行用“造假”来指控他,最后把黄禹锡本来应该能摘到的桃子摘走了。科学共同体内部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与我们以前被灌输的科学形象大相径庭,这是因为科学已经告别了纯真年代。

   多年来,和不少学界中人一样,我在尽本单位学术义务的同时,经营一点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我有几块“学术自留地”,各有小小的合作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我已经毕业的博士,他们毕业后乐意继续和我合作,进行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一块是“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合作拍档是穆蕴秋博士,我们主要是将以往从未进入科学史研究视野的科幻活动和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领域,成果中除了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之外,已有一些著作问世,比如《新科学史:科幻研究》、《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等。从这一块延伸出去,我们近几年又展开了对“影响因子”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系列成果也正在次第面世。

   另一块就是一开始和小方合作的“科学政治学”,我们既联名发表长篇论文,也合作出版著作,比如我们在商务印书馆联名出版的文集《科学中的政治》。现在小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和充实,成为内容新锐的学术专著,是这方面最新的成果。

   经营学术新领域,通常都是有风险的,常见的风险之一,是不容易被学术界认可。但既然只是“自留地”,主要动力来自个人兴趣,也就大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必那么在意学界的认可了。

   记得我和方益昉联合署名的长篇论文“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写成后,北京某学术杂志审稿一年之久,仍然迁延不发,据说就是担心“为黄禹锡鸣冤”会成为错误甚至罪状。那时在前一阶段国内媒体不明真相跟风报导落井下石的影响下,黄禹锡还被“钉在学术的耻辱柱上”(有不少学者至今还这样认为)。后来我失去耐心,通知该杂志撤稿,转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承学报青眼,立即刊登,而且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封面列目。随后“黄禹锡事件”的一系列后续发展使情况日渐明朗,完全证实了我们论文中的判断。这件事使我和小方都颇受鼓舞,本来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但只要真是有价值的研究,即使是在新领域中所出,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可也未必那么难。

   我本人对于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原是一向安之若素的,没想到近年来,在上面这些小自留地中,从科学史的研究出发,不经意间,居然介入了好几起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科学争议,还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但这又何尝不可以归因于这些小自留地选择得当,以及和我合作的学术新秀们活力充沛呢。

   2016年12月1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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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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