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中礼:论“国家所有”的宪法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7-10-15 2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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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中礼  

   摘要:  基于法律概念与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开放性逻辑联系。“国家所有”并非国家所有权,二者之间对应为观念和权利、制度和事实的差别。从主体来看,对于“国家”的解释应当坚持规范立场,以全体人民作为“国家”承载主体;从性质来看,“国家所有”既是特定经济制度的表达,更是国家权力的彰显。确定特定自然资源的归属,从宪法实践来看,必须实现从观念到权利的转变,即要实现“国家所有”到国家所有权的转变;必须重视部门法的细化作用,并发挥基于市场的平等交换原则或者补偿原则在国家所有权实现中的作用。对宪法文本中词语的理解必须坚持规范解释进路,将词语的规范构造、文本意图与制度建构结合起来,作为有效解释宪法文本的方法。

   关键词:  国家所有;国家所有权;宪法解释

  

一、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有效分配自然资源已经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难题。难题之“难”,“难”在如何理解宪法上规定的“国家所有”[1]。泰耶尔曾说:“法律愈发展,法律术语就愈需明确其含义;区别增加了,新的情景和难题出现了,而原有的那套概念、区别和术语就须认真修正。法律和人类的其他思维领域并非大相径庭,其同样以来清晰的思维之助才能理解问题。若常用的法律术语得到正确运用,我们便易于理解问题本身;若不能正确运用,那我们至少也应该弄清究竟错在何处。”[2]为此,我国学术界已经展开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诸多成果。[3]而且,学者们都认识到,研究自然资源国家所有问题时应当采取解释论的立场。[4]其积极意义在于将中外法理学说中的所有权理论(特别是民法学上的理论)与我国宪法结合起来分析,得出了一定的研究结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成果因为过于看重基于所有权理论的演绎而忽视了中国宪法的制度事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已有的理论中,几乎都是将“国家所有”等同于国家所有权。比如程雪阳在概括当中说:“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所有’,不仅是一项经济制度,而且是一项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权。”[5]果如此,则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案例(比如,在四川发生的“乌木案”[6]、新疆的“狗头金案”等),讨论的空间较少,因为国家已经拥有了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在这里,自然资源显然是一个意义极为广泛的词语),“狗头金”等能够认定为自然资源的财产所有权应当归属于国家——但对于这个观点,学者们是存疑的(很多学者都主张“狗头金”等无主财产应当按照先占取得确定财产所有权)。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研究目的没有实现。为此,应当采用恰当地解释方法,对宪法上“国家所有”的含义进行准确理解。

   法学是规范之学,是对法律生活实践的逻辑反映和抽象。奥地利逻辑学家塔麦洛认为,事物本身是无所谓逻辑的,逻辑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工具而已。同样,法律逻辑不是法律的实质内容来源,而是一种法律思维的工具。[7]实现法律概念研究最重要的逻辑,就是与司法应用相结合,从实践角度切入理论探讨,促进对法律概念研究的理论升华。对此,有较多学者感同身受。比如,霍菲尔德就曾认为,做法律概念的分析性研究不应当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辨,而是以司法为基础、能够解决问题的辨析,否则就会出现“法理学著作中讨论的问题过于‘学究’而丝毫无益于法律实务。”[8]因此,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我们应当从当代中国的制度实践、人们的生活实际和未来的发展走向的角度来解决“国家所有”的概念结构问题,从而实现对“国家所有”的规范分析。之所以从规范构造的角度来研究“国家所有”所有,主要原因在于笔者认为法律概念的存在与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开放性逻辑联系。也就是说,从法律概念的外部联系来看,严谨的法律概念必定对应于存在的事实,否则法律概念的作用难以发挥。在法律体系当中,“法律概念通常被认为是组成法律规定或整套法律的基本单位。”[9]如果用思想的放大镜深思基本法律概念,我们应当能够寻找到各具体国家政策之间所存在的共同因素,或者形象的称之为“原子”结构。[10]正是这些原子似结构,共同构造出了基本法律概念。作为基本法律概念,“国家所有”也必然有其能够被分解的基本元素,或者说“国家所有”存在能够被分解的“最小公分母”,从而形成霍菲尔德意义上“关于法律概念的规范构造”。[11]研究“国家所有”的规范构造,本身就是法律概念的使命所求。为此,本文将“国家所有”解构为逻辑要素、价值要素和规范要素等三个层面,对“国家所有”的规范构造进行仔细分析,从而解释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所有”的真实含义。

  

二、“国家所有”的主体:谁之“国家”,何种“国家”?

  

   法律概念的特点是通过法律语言的规范性来表达和叙述概念的特殊性,从而从整体上反应法律现象。对基本法律概念构成性语言的分析,有利于精准把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此,考察“国家所有”概念,必须对其构成元素进行必要分析。“国家所有”由“国家”和“所有”两个规范词语构成,从而构成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法律概念。

   笔者统计发现,在我国法律当中,“国家”一词的使用比较普遍:《宪法》中含有“国家”一词的条文有50条,《民法通则》中含有“国家”一词的条文有22条(包括《民法通则》第六条),《物权法》中含有“国家”一词的条文有28条,《合同法》中含有“国家”一词的条文有17条,类似的分布也广泛存在于其他法律文本当中。此处主要利用宪法文本中有关“国家”的表述来分析国家的概念指向。有学者对民法中“国家”的含义进行过研究。如颜雪明就认为,我们民法当中的“国家”,在不同地方,含义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样一个法条里面,含义都是不一样的。他将民法中“国家”一词的含义概括为八种。[12]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国家”可以主体化,即国家可以成为民事活动主体;第二,“国家”既可以是中央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地方意义上的。民法上“国家”一词含义的研究给了我们启示,但是毕竟宪法与民法不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国家”一词在宪法当中的真正含义。

   “国家”作为我国宪法当中的一个核心词语,影响着相应的制度设计。在法治视野当中,我国宪法中“国家”概念和功能的实现,在下述两个层面的含义中体现出来:一是政治意义上的指向,彰显至高性、强制性和整体性。这种规范在宪法条文当中多有体现。比如《宪法》序言中说:“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再比如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国家”既包含拥有最高国家机关,也包含有最高对外权力和最高对内权力。二是法律意义上的指向,需要以承载主体的形式体现出来。 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国家的法律”是指什么法律?在这样,如果将“国家”一词理解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含义,则无法回答“国家的法律是指什么法律”的具体问题。因此,此时“国家”一词应当有法律意义上的承载主体。基于此,“国家的法律”应当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有权立法国家机关制定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等。当然,法律意义上的指向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授权形式,这在我国民事等法律当中多有体现,比如《物权法》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这里的“国家”显然也应当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当中,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来规定,所以其相应的承载载体是根据法律授权成立的房产登记部门。但是我国宪法中“国家”一词对此的体现并不充分。

   从“国家所有”一词来看,“所有”表示的是一种倾向,它的承载主体是“国家”。如果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则“所有”的话语含义不能真实的体现出来。福柯说:“在语言的表达和表象的表达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作用。当我们谈到‘白色’时,我们肯定是指定了一个性质,但是,我们是借助于一个实体去指定它的;当我们谈到‘人类’时,我们是使用了一个属性来指定独自存在的个体的。这一差距并不意味着语言只遵循表象律以外的其他规律,而是相反,语言凭借自身并且就其自己的深度而言,拥有与表象的关系相等同的关系。”[13]任何一个词语的存在,不仅是表达一种话语,还应当表达一种实体。能够在话语和实体之间寻找到对应的关系,就是法律现象与法律概念之间应当承担的重任。否则,法律规定就会变成纯粹话语表达而无法实施。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国家所有”中的“国家”还需要有具体的承载主体来实现“所有”的目的。当然,宪法并没有对谁可以代表国家做出明确规定(虽然国际法上有国家元首、外交部长等可以代表国家的规定或者管理,但是显然不能适用于国内),因而谁代表国家成为“所有”的主体,尚有疑问。因此,我们要注意到我国宪法文本中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并且也特别指出,“即全民所有”。在已有的学术讨论当中,“全民所有”对于“国家所有”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笔者认为,从宪法规定本身来看,其所规定“全民所有”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和表现特征。并且,通过“全民”一词可以透视“国家”的承载主体到底应该是谁。从词汇之间的关系来看,“全民所有”是“国家所有”平行引出的新信息。从汉语词典角度来看,“即”的意思可以是“就是”,所表达的是一种平行概念或者解释性概念,“即”之前和“即”之后的词语的含义是对等或替换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即”的主要作用是解释或说明前面的部分,其前后多为名词性成分。[14]一些著名语言学家都把“即”归入了换言连接成分,并说明“即”所连接的前后部分是同义同指关系,将较为通俗易懂或较为具体的描述与前面较为抽象的描述连接起来。[15]换言连接成分“即”所连接的前后部分以同义同指为逻辑基础,大体上把其所隐藏的深层语义关系分为三大类:推论、解释、定义。其实三者都可以统一到大范围的解释之内,推论内部隐藏着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也是一种解释,但解释关系并不都是因果关系。[16]在我国的宪法文本当中,“即”既是一种解释,也带有定义的功能,从而引出新的信息。因此,要理解宪法上的“国家所有”,还必须深入理解“全民所有”,这就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那里获取真知。

从词语的源流来看,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全民所有”一词的使用是20世纪的事情,而最先使用全民所有制范畴的经典作家是列宁。他在《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篇文章中,以答问的形式回答如何把最大最强的垄断组织拿到人民自己手中时说:“首先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然后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银行和辛迪加实行监督,最后把它们收归国有,就是说归全民所有。”[17]将“全民所有”变成体制概念的是斯大林。斯大林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18]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理论形态的完整表述,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权威教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过系统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以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全体苏联人民的所有制”,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同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国家的生产资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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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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