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的21世纪历史密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7-09-26 08: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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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个人与香港结缘多少有些偶然,但似乎也是必然,因为香港问题高度嵌入了中国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深层斗争及发展脉络之中。在一个中国重新生长的大时代,香港作为西方殖民秩序的“优等生”,曾经是中国大陆的“就近课堂”,但香港优于大陆者,基本为西方现代性之“干货”,而大陆的学习过程终究会过渡到一个“六经注我”的主体性阶段。港台“引路人”或对标意义的相对下降,所反映的是百年中国现代化与制度转型的结构性进展。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日益辩证与自主的节奏,“中国性”是理解香港问题的“新密码”。但西方现代性的“旧密码”并未完全失效,或者仍然在较长时段内构成中国文明崛起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深切学习西方而最终超越之,是中国执政者面临的顶层战略挑战。而香港是否能够及时转向把握以“中国性”为内核的21世纪历史密码,实现一个主从位置及主体性内涵的结构性置换,是香港是否可能在21世纪继续留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及世界历史舞台上的真正要害。

   香港正是处于这一新旧历史密码的转换阵痛期,国家与本土派有着对香港不同的历史理解与愿景,展开了面向未来(2047)的激烈宪制竞争。港中文民主墙事件就是这种“同床异梦”之深层精神阵痛的发作。愤怒撕下海报的内地女生,其行为绝非仅仅是校园民主内部的分歧意见之争,更是有“国民教育”背景和国家发展期待的内地人民与缺失这一背景与期待的香港居民之间的理想性差异和冲突。

   这一事件将香港所处之“一国两制”内部的分裂性特征充分暴露出来。这种精神分裂性不是近几年社会运动激进化的结果,而是长期潜伏于香港社会内部的历史复杂性以及在中西关系上的“国际化”站位决定的。97之后的“人心回归”本质上是香港作为历史游子的“返乡”过程。香港学生越深切地拥抱港独,就越决定性地拒绝“返乡”,这种拒绝表面上是香港教育之过,本质上则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论”在香港的殖民投射与远期发酵。

   与港独直接冲突的是基本法秩序本身,其背后是中国的主权国家意志。港独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宪制上可容许的言论自由,与国家统一并不处于对等的对话平台,而是违宪违法行为。港独本质上是严格的革命,是违反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甚至也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其基础性预设是:香港人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政治主体地位及制宪权的“人民”,是一场将地方性的“人民”提升为与中国人民并列地位的宪制革命。尽管本土化论述有不同版本,但在根本逻辑上并不排除港独。事实意义上的不支持港独和价值意义上的反港独及认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基础,香港社会的政治暧昧与吊诡由此可见一斑。

   也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国两制”的另外一种实践取向,就是明确地依据基本法给出的空间展开一场“国家建构”运动,一场关于国家权威重建的政治补课运动,这一运动的基本支撑是依法治港与经济融合。

   依法治港是要全面准确实施基本法,将高度自治权置于一个相对严谨的国家宪制秩序之中,不仅政治上可控,而且法律上可塑造。作为一种规范化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家建构行为,这一取向十分符合现代国家的治理原理,比如美国就不断通过联邦司法审查(尤其是扩张解释“州际贸易”条款)对州权形成决定性宪制优势,确保美国的国家统一及联邦治理目标的实现。美国从《邦联条款》到《联邦宪法》再到林肯的宪法修正案,所走的是一条不断强化国家建构及有效约束地方分离的宪制国家化道路。这一道路对于美国的自由与繁荣起到了政治奠基的作用。所谓崛起的大国不可能分疆裂土。1860年代美国南方分离势力在一个崛起的美国面前诉诸分离,终于破坏了美国建国宪法中分治南北的“一国两制”,客观上使得美国国家建构进程加速。殷鉴不远。

   可以预见,法治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香港的主要制度方略。已经有香港人敏感感受及表达出香港法治“威权化”的倾向,其实这里面存在误解:其一,香港法治的公正性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对于严肃而职业化的香港法官而言,如果一味放任“抗争权权利”,拒绝任何关于公共秩序及国家利益的兼容考量与保护,那么必然与一个崛起的大国及基本法内合理的国家建构进程发生规范性冲突,其结果必然是损害香港繁荣稳定及破坏香港所处之“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其二,法治必有权威,这权威亦为国家所分享及支持,因此国家利益因素纳入香港法治不是所谓的“威权化”,而是香港法治出现了“国家权威”的理性自觉,是一种法治进步;其三,香港法治是基本法秩序下反对港独及维系香港民主化与宪制秩序平衡的最后自治武器,如果香港法治不作为或作为不当,则属于一种严格的宪制上的失责。

   经济融合的故事沿着“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快速展开,而西九龙站的一地两检则是香港被整合入国家新战略的基础设施连接点。高铁网就是权力秩序网,这一地缘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宪制内涵,香港反对派完全明了,因此不惜冒着触犯香港民众利益的风险加以反对,理由是反对派的“香港梦”(从高度自治到完全自治到港独)与国家整合战略发生了直接冲突,反对派对于整合后的香港生活图景完全丧失想象与规划能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香港人“北望神州”时的绝对优越感陡然切换为局促惊惧感,操持熟练的西方现代性密码似乎不大奏效了,而对中国政治与发展的“中国性”密码又是完全陌生的。这已不仅仅是认同转换的问题,甚至是整个世界观的重置,其所激荡起的“文化震惊”或“文化休克”在香港是有现象学根据的。注意,这里不是在讲泛泛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现代竞争语境中精英化的公共文化。叶荫聪先生在《争斗式民主与公共文化:关于香港政治的观察》一文中细致梳理了香港政治文化的公共性危机,而吕大乐教授则在《尴尬的香港,仍在准备中》感慨香港仍未自主发展出一种真正基于“一国两制”的完整论述。

   香港习惯于“旧密码”中的规范及成就,但这一切在今天已遭遇国家体制模式的重要挑战与整合压力。香港不是孤处欧美腹地的小国,无法在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中“安享晚年”或“安乐死”,而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特区,无论多么特别,最后都必然要跟上国家发展的高速列车。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家不可能允许香港脱轨(港独),也不可能放任香港孤芳自赏而日益衰落,因为这里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香港”,国家承担最终治理责任。

   在香港学生歇斯底里的“港独”发声中,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先生怒称港独学生是失败者(loser),更有建制派何君尧议员声称要对港独“杀无赦”。这些道德与政治愤怒固然有合理之处,但却未能深切理解香港处于新旧历史密码转换期的精神病理。这些港独学生不是能力上的失败者,他们之中仍然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但却可能是时代精神上的失败者。而导致这一“死角”效应的不仅仅是香港自身的原因,也有国家治理上的不足。国家如果不提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的全面、公正、平等制度管道以及持续展现国家改革的规范取向,又如何穷尽追问香港青年的离心倾向呢?幸好,国家治港在“法治”与“融合”方面已经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既往那种“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让提,这也怕,那也怕”的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官僚制异化现象正在转变。  

   当然,香港新旧历史密码的转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西关系结构变迁的一个绝佳指标器,从而也是香港研究所具有的宏大理论意义的基本根据。因着这些缘故,香港研究需要进入一个“国家建构”的新时代,一国两制需要明确的国家维度,在此共识与秩序期待下,香港的一切问题才可找到解决的根本方案。对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港独学生,不要简单谴责为失败者,因为谁都失败沉沦过,也不要“杀无赦”,要精解病理,治病救人。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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