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精与集萃:历史社会学的新方向——读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17-09-14 23:33:19

进入专题: 碎片化     历史研究     历史社会学     新社会史     新文化史  

李帅飞  

   摘要:当下历史学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碎片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论文正在讨论一些琐碎的历史问题,并且这一有情况有不断蔓延的趋势,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笔者认为,赵鼎新老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对于改变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趋向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就赵鼎新老师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展现出来的学术视野以及相应的学术关怀做个简单的分析介绍,并且结合国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状况,提出几点自己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碎片化  历史研究  历史社会学  新社会史  新文化史

  

   碎片化在历史学领域出现,最早是法国著名学者多斯《碎片化的历史》中提出,多斯主要从事思想史,结构主义史,年鉴学派发展史等方向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结构主义史》(1991—1992)、《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等。近几年,在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碎片化成为了不断被提起的词汇,就事实来讲,在相关的历史学论文中,的确出现了许多的碎片化现象,多数的历史学论文都处在一个“低水平重复”的状态。笔者检索中国知网,发现讨论史学碎片化的论文有几十篇,为此《近代史研究》专门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来讨论这一重要的学术现象。多斯的名著《碎片化的历史》并没有对“碎片化”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就“碎片化概念本身来说,指的就是原本完整的东西破碎成零散的块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郑师渠先生曾在《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在语义上,“碎片”是指整体瓦解的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碎片化“的语义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须的材料过程。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2)

  

   个人认为,史学的碎片化与国内学者对于欧美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不太成熟的模仿有着极大的关系,另外就新文化史的发展内涵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新文化史的内在理路导致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越来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又认为宏观而论的做法太过肤浅和简单,而且对史学进行综合的企图,看来是“注定失败”的“幻想“(3)“现在是微观史学,是主题无限丰富的专题著作大行其道的时候了”(4)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新史学志于拓展历史学的视野,以涵盖所有人类活动,这固然丰富了历史学的内涵,但也付出了加剧碎片化的代价,欧洲学者对于世界各地历史的兴趣日增,诚然是件好事,但也因为因为历史种类的繁多而加速了琐碎化的情形。(5)个人认为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史学碎片化将会提供巨大帮助,比如目前比较成熟的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社会学,艺术史等等,都给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社会学,对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将提供巨大帮助,依托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如国家,民族主义,阶层,国家与社会,冲突理论,中层理论,资源理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传统的史学以及史学的碎片化病态的改善将会有很大帮助。

  

   本文打算介绍一下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国家社会理论,以介绍他的国内代表作《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来分历史社合学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对对大家认识与改变“碎片化”这一史学弊病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出版的关于研究社会与政治运动著作,该书是清华社会学系列丛书之一,作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列讲座的讲义中整理而成,汇聚了他多年的社会学研究心得,通过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介绍了西方社会运动的前沿学术成果,同时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变迁,结构,话语等新颖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赵鼎新,1953年生,上海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科院上海昆虫生态学硕士,1990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昆虫生态学博士以后转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开始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学视野》,《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界2001年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1996—2003: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2003—2008: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8年至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2007—2012年: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2012年至今: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短期),浙江大学人文高研院院长。

  

   如赵老师在第二版序里面讲的:这本书是一本介绍社会运动的理论与社会学分析方法的著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而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又离不开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6)这段话不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历史学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赵老师的学术转向:在他的成名作《天安门的力量》,赵老师说的比较清楚,1989年4月5日,作者回上海探亲,发现腐败横行,通货膨胀,犯罪猖獗,收入不均成为了人们的主要议题。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死,北京几所著名大学的校园里立即贴出大字报,对此事作出反应。又过了两天,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悼念这位被迫辞职的前任总理,八九学运从此发生,1989年5月13日,作者返回加拿大。从时间上来看,作者算事件的见证人之一(虽然没有见到运动的高潮)

  

   作者的学术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目的,作者返回加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对自己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另外赵老师自己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对于八九学潮和文革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想要进行合理的解释,(7)于是转向了社会学,才有了后来《天安门的力量》的诞生。

  

   在《讲义》中,作者这样界定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集体行动是指有多个个体参与的,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指,有多个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者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旨在夺取政权并且改变政权性质,但不对社会结构进行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但改变政权性质,也会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从内涵上来讲,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具有以下不同点:一,三个概念对社会的变革诉求不同:二,在多数的情况下,参加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是一个递增的趋势。比如在中国革命史领域,如五四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一二九运动,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与现象,我们都可以从本书中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找到相应的理论方法,从而对一些僵化历史结论重新解释,在本书里面赵老师有几个经典的案例分析,值得我们历史学界的工作者好好学习与借鉴。

  

   一、80年代北京学潮兴起过程的分析。比如,我在对北京20世纪80年代学潮的研究中发现,北京校园有着特殊的空间环境:80年代时期,北京拥有67所高校,因为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海淀区,各大学之间学生交流频繁。北京高校学生??又大多数都在校园内,校园被分割为学生生活区,教学区,娱乐区,商业区等。在学生宿舍区内,每间宿舍通常住有6——8名本科生,每个宿舍楼里面住有好几百名本科生,则一片宿舍区则往往住有万人上下。一旦学潮兴起,这种校园环境为学生动员至少提供了以下五种不同的便利:1,这种环境在学潮开始前方便了不满情绪的传播,在学潮开始以后又保证了谣言和小道消息的扩散:2,它增强了以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这些学生相互影响,在一些场合下有的学生甚至对其他学生采取强制手段,这保证了北京校园内学生运动的高参与率:它在校园内造就了许多特殊活动场所,大多数学生每天都会经过或者流连于此,这些场所在学潮时往往成为学生动员活动的中心地带:4,高校的集中分布便利了不同学校学生之间的相互模仿和较劲,这也会促成学潮的发展:5,校园环境也有利于许多特殊的集群行动策略的形成,比如说它决定了学生们将会把大字报和标语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游行,以及学潮形成后的基本动员策略(如通过大叫大喊和在宿舍,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的转悠来吸引学生,以及通过高校联络的方法来迅速扩大学潮规模)。以上这些现象有些可以归因于学生之间的网络关系,有些则直接是由北京特殊的校园环境造成的。(8)显然赵老师这对校园环境的分析非常精到,对于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学运,工运,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野。假如没有一个社会学宽阔的视野和逻辑,我们对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以及现象往往会流于表象,不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分析,我们翻看现在的大量的历史学论文,陷入单线思维以及过度诠释的到处比比皆是。

  

   二、作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同时也非常精炼:学者们一般会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国际政治,国内发展和党内斗争种种因素的综合的产物,(9)但是如果采用瑟威尔和傅勒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是:革命的对象总是当权者。由此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一旦我们相信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结论只能是“走资派”就在党内”。正是由于“继续革命学说”和“走资派就在党内”这两个话语的互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且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为主轴的发展形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肯定会对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嗤之以鼻。但是我想再过100年,当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统统过世,研究“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并且容易的解释方式及其组合都穷尽时候,我想我以上的分析不但会兴起,还可能在一定时空内成为占有支配地位的理论。(10)

  

在分析文化是如何与具体的社会运动进行互动时候,赵老师同样提出了自己精辟的分析:从文化到文化的分析方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可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由此在指明某些文化因子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时候,我们必须要首先指出,为什么是这一些而不是同一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因子成了这一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核心: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研究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作用,乃至文化或话语对社会运动者行为的普遍作用。[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11)比如目前学术界对一二九运动的研究,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也塑造和强化了当时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深挖,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为什么是民族主义成为了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动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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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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