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发展”是如何被接纳的

——羌族村落社会的“观念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9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15:06:45

辛允星  

   在主流的发展人类学叙事中,土著居民反抗现代国家的控制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入侵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论题。然而,中国的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当地人不仅没有抵制以现代化为内核的“发展”,而且主动融入这股由现代国家所倡导的潮流,川西北高原山区的羌族民众即是如此。那么,很值得关注一个的问题是,“发展”这种思想意识是如何被他们“接纳”的,其中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变迁机理何在?很显然,这必然需要向社会科学的某些经典理论寻求解释,而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也由此而生。

  

   一、研究问题与方法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发展”一词起源于“进步”。在西方社会思想史的演变过程中,进步的观念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战之后,“发展”这一概念才真正被发明出来。当时,以“进化论”为主轴的社会进步观念已深入人心,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被视为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前途,而其余所谓“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基于此,美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以“发展”为皈依的“现代化”遂演化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展人类学应运而生,它以“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点来审视发展问题;其基本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首发于西欧,而后跨越了欧洲大陆,扩展到北美、日本,直到本世纪 50年代以后才蔓延到全球民族的范围,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收益分配都表现出巨大差异,使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为全球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发展人类学正是要面对这种差异,从民族文化的全方位角度进行发展研究。

   同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实践相伴而生,“发展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与政治思潮,而由此导致的各种“不良后果”也不断浮现出来。在一种失望情绪的促动下,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人类学界开始了对“发展主义”的深刻反思,有学者指出,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大多都成为了发展的受害者,全球的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破坏;很多致力于改善民众生活的“发展项目”都陷入了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设计到实施都只是“国家的视角”,而未关注到日常知识(米提斯)。甚至开始有人明确提出,过去那种对“发展”的痴迷追求只能是一种幻想,人类需要构想一个“后发展”的时代。杨小柳总结性地指出,人类学的发展研究以本土知识为基点和主题, 致力于处理发展中涉及的权力关系,大体可分出三大潮流: 一是采用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手段解构发展; 二是立足于本土知识研究,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发展;三是继续和延伸发展的话语分析,证明并展现发展实践中存在着的多种发展话语;第一类研究的强大批评力量令人类学在发展面前束手无策,而后两类研究的兴起则旨在缓解前一类研究带来的发展话语的解构。

   面对风靡全球的发展主义浪潮,中国学界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有学者曾专门梳理了人类学与发展研究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基于对中国几十年来发展主义实践过程的反思,朱晓阳等指出,以国家的发展大计为主要背景,关于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探索和争论,其线索可以概括为:从进化式发展到多样现代化,再到后发展。在“发展的实践”领域,有很多学者都开展了深入的实地研究,陈刚考察了云南泸沽湖地区摩梭族的旅游开发问题,从发展意识、社区参与、权力问题和利益相关者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探讨;郭占锋通过对“发展干预”案例的考察发现,受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流行的参与式发展在中国往往会“流于形式”,而难以真正落实。叶敬忠则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指出,中国的乡村社会在经历“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诸如农村留守人口的大量存在、贫困问题的长期持续、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等。针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研究,杨清媚认为其中存在着“话语的两难”,并提出了颇为值得深思的见解:

  

   关于“发展”,中国历来有自己的理解。历史上我们有过各种发展,比如朝代兴废、城市扩张、人口增长、技术革新、大规模公共工程等...还有“消闲经济 ”、“不发展”的发展。对于这套根植在本土社会和文化中的“发展观”,人类学应做何种处理?...一方面我们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许多民族志又不断证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有顽固的延续性,比如关系网络、人情、面子、官僚制等...这些自相矛盾的心态,构成了我们对“发展”的独特表述。

  

   不管学界围绕“发展”所展开的争论如何热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广大基层社会已经深深卷入到由国家发起的发展主义大潮中,而且,很多地方的普罗大众也已经被动或主动地接纳了“发展”,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实践,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当事人”;因此,从基层民众的“发展观念”入手来探讨当代中国的发展人类学话题就成为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话题。众所周知,自从韦伯开创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范式以来,个体观念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作为这种研究范式的延续,英格尔斯、哈根、亨廷顿、凯恩斯、麦克莱兰等都格外强调人的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人的现代化才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最重要指标;徐勇明确提出,基层民众的理性扩张才是“中国奇迹”(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创造主体。与此同时,人类学的一个普遍理论共识便是,社会文化变迁主要是特定人群的观念转变;认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就是:真正的文化仅存在于文化负荷者心中;马林诺夫斯基则明确提出,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基础动力来自普通人的“需求”及其导致的社会行为。

   由此可见,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人类学研究而言,基层民众的“发展观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说他们对这种观念的“自我表述”相对容易“捕捉”,那么如何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寻求这种观念的“形成逻辑”则是一件相对繁杂但又颇具价值的研究工作。金观涛利用历史文献的大型数据库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学术概念(比如权利、革命、科学、共和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开创了史学界的“观念史”研究之先河;这种文本分析方法虽然很有创意,但是明显缺少了与历史事件相关“当事人”的接触,从而使其很多论断充满了“凝固”的气息。与此相对照,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则可以充分利用“生活史”研究的平台来弥补这块短板,结合相关“当事人”的自我讲述与研究者的理论总结,来鲜活地展现地方民众的“发展观”是如何产生与演变而来,这可以被视为“人类学的观念史”研究。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发展”

   从2008年至今,笔者多次前往川西北高原的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选择了TP羌寨和RA村作为主要田野点,围绕当地民众如何参与和评价汶川5.12地震灾后重建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初到当地,笔者就惊奇地发现,在政府的各种政治宣传口号当中,“借灾后重建之机、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句话尤为流行,而且在当地普通羌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关于“发展”话题的讨论。这种现象促使笔者很自然地产生了如下疑问:当地民众到底如何理解“发展”,这种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笔者经过系统考察发现,对于当地羌族村落社会而言,“发展”属于典型的“外来”词汇,它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被现代国家“强行引入”,之后又伴随各种“发展实践”而最终转化成为当地的本土性知识,始有“大家共议发展”的眼前景象。即是说,现代国家机器是“发展”这一观念在羌族地区得以“扎根”的第一动力来源,正是由于其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乃至强行实施,当地民众才逐渐领略到了“发展”的内涵并主动参与其中,那么,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

   认知人类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特定的文化表征乃是由许多心理的以及公共的‘版本’所组成,每一个心理版本都来自于个体对公共表征的再解释”。表征传递的基础就在于个体的学习和记忆,该过程归根到底又是心理和个体认知的过程;表征构成了文化本身,而文化的意义就存在于个体对文化“部分表征”的学习和记忆认知加工过程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本身就是个体表征的自我延续;而公共表征也只有变成为个体认知参与的心理表征,才真的具有意义,否则就不能成为意义表达的对象。随之引申出来的理论问题是:作为认知内容的“个体表征”是如何传递的?这就涉及到“易感染性”这一概念。表征就像流行病学的病毒一样在特定人群中传播,在这种传播中如果缺乏了“易感染性”,心理表征的形成就很困难,公共表征也就不能成为大家共享的文化的一部分。从这种理论出发来思考“发展”何以被特定的人群所接纳,关键问题应该就是,他们何以能对这种文化概念产生“感染性”?很显然,这需要开展深入的田野工作,依托对特定案例的剖析来给出答案。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川西北高原的羌族地区真正被纳入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开始于民国时期,当时中央政府和学术界提出的“边政学”思想可视为一个重要标志。而后,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地彻底走进了“现代时期”——国家文明已经难以“逃避”,政府的各项政策方针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很快,一系列“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在这些政治运动的推动下,现代科学知识在当地被广泛传播,而很多“传统知识”都被当成封建迷信加以批判,这对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冲击。有村民回忆说,当时经常有干部各种会议上做政治宣传,要大家相信现代科学技术,不要再搞封建迷信活动,比如大跃进期间,他们会宣传:砍伐树木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不用担心得罪鬼神,它们是不存在的;当发生地震时,他们就会宣传:原因不是祖上流传的“鳄鱼翻身”,而是源于地壳运动的自然现象。在这个时期,受到政治力量的强力干预,川西北羌族地区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洗礼,在此过程中,现代国家也首次将“发展”这一词汇传播到了该地区,尽管当时的人们对它的“基本含义”还处于懵然不知的状态。关于此,RA村的YSR老人回忆说:

  

   我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读书的,记得那时书本上就讲“相信科学”这样的话,还提到“进化论”,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像也是在那时候最早听说,教室里挂了他的相。当时我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娃娃,其实也弄不懂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学校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大多都是讲,社会要发展、进步,这是必然的趋势,落后的地方迟早都要学习发达的地方。后来,我们村里还专门开会,批斗那些封建思想的顽固派,比如做法事的、烧香拜神的,所以很多人再做这些事,都要偷着做。

  

   当地的村民还普遍反映说,以“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运动发起之初,当地民众对破坏庙宇、焚毁神龛、砍伐森林等行为大多都是深感恐惧,担心神灵的报复降临;但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并未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也照常进行,于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信仰”潜移默化地在内心深处发生了改变,因为很多人人开始相信,这种行为结果证明了神灵是“虚幻”的,传统的那套信仰系统已经在一种新的社会实践中被“证伪”。伴随传统文化信仰的不断淡化,现代国家所倡导的“社会发展”理念开始占据当地人的更多头脑空间,人们对“发展”这一已经耳熟能详的词汇逐渐产生了更多的“认同”,从而使这个“外来”概念得以“本土化”,并成功地保留了其“原始”核心内涵,这可以视为当地人“接纳发展”的第一个步骤。

也许正因为刚刚经历了这种深刻的“文化变迁”,在之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大力推动水电站建设,很多河流(乃至小溪)被新建的堤坝截断,当地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这些举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当地人对于现代科技的运用似乎已经变得习以为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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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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