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来梵:坚忍的理想主义者

——纪念异国恩师畑中和夫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7-07-21 16: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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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 (进入专栏)  

   有生以来,可恭称为恩师的贤达不止一人,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年轻时留日期间的授业导师畑中和夫先生。

   说起畑中先生,眼前就浮现出他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虽年事已高,却穿着整洁的西服,将略为稀疏华发一丝不苟地梳拢在脑后;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但睿智的目光似乎洞悉了人间纷繁万事,而微抿的嘴角,时常挂着温和而又神秘的微笑。

   如今,先生去世已有两年多了,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缅怀,但酝酿了几回,始终未敢率尔操觚,因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应该如何切当地描述这位个性内涵极为丰富的异国恩师。就这样,这篇文章一直欠了下来,终成为自己良心上越滚越大的一笔债务。

   眼下,就在正要开始偿还这笔“心债”之际,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多年来正是一点一滴学着先生的样子在做着教授的,只不过仅得皮毛,未入阃奥,不及其万一而已。不惟如此,如果在当今中国,留学的履历还可以附加一些炫目的光圈,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那种“光圈”则属于一种“不当得利”,因为在那一段机缘之中,我承蒙先生的师恩良多······

  

一、初见


   初见先生,是1990年底的某日午后,经立命馆大学一位行政人员的引荐,我来到了先生的个人研究室。

   那年,我27岁,累累若一叶浮萍,正寄身在前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大阪大学外语学院)西村成雄教授门下当一名研究生。在日本,这是一种学位课程之外的学生,为期一年,当时我的签证也快要结束了,须马上正式考上一家大学的硕士生,才好在日本继续学业。这时,我想到了立命馆大学。我闻知这所大学里有不少左派进步学者,猜想他们可能对我这样的中国学生应有一些亲近感,而这个大学的名称也恰好应和了我当时作为一名惶惶然的中国学生“安身立命”的愿望;更何况,听说法学学科是其自明治时期建校以来的强势学科。

   立命馆大学有数个校区,法学院就在其本部的京都衣笠校区,那里窗明几净,那天午后更是阳光明媚。畑中先生在修学馆的个人研究室里亲切地接待了我。研究室里书架林立,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装裱了书法拓片的镜框,谛视之下,才知是中国唐朝王翰的那首凉州曲。坐定之后,我便说明来意,说是想报考立命馆大学法学博士前期课程公法专业,师从先生学习宪法学。他便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情况,末了,颇为干脆地问我:君(きみ),有没有什么论文带来?

   在日语中,“君(きみ)”,一般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很亲切的称呼。我听了,倍觉温馨。后来我知道,这是先生经常对学生使用的一种称呼。

   “有的!”我立刻应声说到,并随即拿出一篇随身带去的论文,“我恰好在大阪外大期间写过这一篇论文,但很抱歉,是用中文写的”。

   先生说先给我看看吧。于是我就将那篇长达二三十页的论文呈了上去。

   事后得知,作为比较宪法的专家,先生精通英文和俄文,也略通德文,但不熟悉中文,不过,作为受过一些汉字教育的日本学者,他当时还是翻阅了一下我的那篇论文,并让我介绍一下该文的问题意识和论旨。我现在推断,他当时不仅想听一听我所说的内容,同时也有可能想捕捉一下我在叙述这些问题时的神色,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热情,但在整个过程中,他对我那篇论文并没有任何评价,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问我可否在一周之内用日语再写出一篇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论文来,要求是主题可与此篇不同。

   不得不说,这是一位老辣的教授。我正色道:嗨!知道了!

   一周后,我再度来到他的研究室,向他提交了一篇刚刚写就的习作。此文篇幅不长,但已懂得引述和梳理当时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宪法问题的两个名家、即浅井敦先生和西村幸次郎先生的一些学术见解,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见解。先生当着我的面浏览了这篇文章,然后说:好的,你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博士前期课程的入学考试了。

   1991年4月,是我记忆中的日本樱花开得最为烂漫的季节——就在那时,我正式入学立命馆大学,开始攻读法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公法学专业。

   当然,所谓“博士前期”,只是相当于硕博连读的硕士课程,为期两年。如果能顺利进入博士后期课程,那才真正相当于博士课程,为期三年。不过,按照日本的情况,完成博士后期课程之后,大部分学生不能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尤其如此),为此,修毕博士课程后无法取得博士学位在日本颇为正常,并可照样在大学寻得教职,但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这种结局很难被自己的国人所理解,为此,当我在入学那天从立命馆大学衣笠校区的南门迈进该校时,便默默许下了一个愿望:毕业时一定要拿下博士学位,否则就学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自杀!这自然是年轻偏激的一种表现,但多半也成为励志的一种动力。

  

二、和蔼的严师

  

   然而,更大的励志动力,是来自畑中先生。

   入学不久,他便对我说:我知道在我们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近代的那些中国来日本留学的先辈是很了不起的,但这个时代来日本留学的你们,我想同样也很了不起,因为据说当今你们在国内的月薪只有一百元人民币左右,但你们如果获得留日签证后就跑去打工,这虽然是违法的,可是一天就能赚一万日元左右,这相当于你们在国内半年左右的工资;尽管如此,你们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仍然在大学里学习深造,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此,你们也要努力学习,真正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以值得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看得出,先生似乎比较重视他与作为一名中国人弟子的我之间的这份师生关系,这或许与他作为现代日本知识人面对中国人的微妙心理有关,其中包括知识交流上的回馈、反哺以及特殊历史责任意义上的救赎。

   对于这种关系,我自身倒是坦然的。我意识到:在中国文化中,所谓“师者”,并不因人格主体而受限,《师说》中即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古训,我们福建同宗先贤林文忠公的胸襟甚至可以放大到了“师夷”的境界;何况,从近代开始,乃至迄今为止,吾侪中国人之师事于日本人,不仅从许多方面来看殊为必要,而且还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那就是:不仅要向日本人“学会”什么,而且还要“学回”什么,即“学回”某种我们已然流失,但大和民族依然保留的东西。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地发现,先生身上就有这种可贵的东西。

   他的性格多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课后时常带着我们几位听课的学生去东门附近的一家名曰“铁平”的饭店聚餐,以继续畅谈学术问题,或笑谈人生百态,最后由他老人家埋单结账。然而,对于重要的学术问题和为人准则,先生则也有严格的一面,偶尔批评起人来也颇为坦率。

   就此方面,先生有别于我的另一个授课老师——同样也是宪法学者的山下健次教授。山下先生学问精深,但为人谦逊温和,属于温文如玉的君子。有一次我在他的个人研究室里听课,因为前一天晚上熬夜的缘故,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事后甚至知道当时还微微打起鼾声来,恰好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访问学者胡锦光(时任讲师)坐在一旁听课,便用肘部悄悄将我捅醒。因为只是几个研究生上的小班课,我估计当时山下先生已然觉察,只是笑而不语而已。对此我羞愧不已,从此愈发敬重山下先生。

   畑中先生的个性则略与之不同。他也有仁慈、宽厚的一面,譬如我入学不久,他便得知我并非中共党员,以他老人家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严格理解,或许有可能认定自己的这个异国弟子在母国并非一个足够优秀的政治社会成员,为此多少有些失望,但却从来未作明确表示。先生还有侠义的一面,总是尽可能地对身边的那些处于困顿之中的学生出手相助,许多人在关键的时期都受到他的恩惠。然而不得不说,先生也有率直、耿强的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战斗的性格,这有可能是下文将谈及的他的政治信念决定的,同样也是那种政治信念陶冶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先生有时也会得罪一些人,包括得罪一些同样是富有正义感的人。统而言之,先生的个性内涵是丰富的,也是有层次感的,似乎比较接近于中国《论语》中另一种有关君子的说法:“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说到对弟子的学术训练,先生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而言,日本教授对弟子实行学术训练的严格程度是多样性的,大致会因教授本身的年龄而异:中青年的教授大多正承受着职业的重荷,也珍惜自己有限的学术黄金期,为此对弟子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但年纪较长的教授,一旦功成名就,也富有学识经验,便会对弟子采取“严格主义”,并安排更多的时间指导弟子。

   畑中先生则是刚柔并济、松弛有度。记得在博士前期课程的第二学期,我沉迷于探究中国清末君主立宪,以此为契入点,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立宪主义的形成与展开”的论文,初稿有三四万字,成文之后,颇有得意之色,便呈先生批点。不数日,先生将阅毕的文稿返还给我,只见上面一片朱批,可谓“鲜血淋漓”。但我认真阅读了这份批点,细致琢磨了先生的批语,并反复比对了自己与先生在文章的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方面上的差距,深感醍醐灌顶,功力大增。到博士后期课程之后,与前期的耳提面命不同,先生只是在研究规划和学术水准上进行严格把关,其他方面则放手让我自己去进行研究。更有意思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也不生硬地将自己的方法论强加于我,而是默许我兼收并蓄。

   从博士前期第二年开始,我开始获得了奖学金,从博士后期第一年开始,更获得了文部省奖学金,后者是在日本的各国留学生从公共机构中所能获到的最高奖学金,也是国际上最高的同类奖学金之一。记得在博士前期一年级末,我也去申请了一次,但面试之后还是便被刷了下来。到了博士前期二年级末,我又去申请,这次我除了按要求填表之外,还添加了一份特地制作的“个人学业成绩和研究成果一览表”,夹在所提交的每份申请表的第一页。到面试时,几位面试委员一打开我的申请表,就看这张一览表,并赫然发现其中所列举的近十项科研成果(包括论文发表和翻译),结果有几个老师当场就流露出欣赏之色,最终使得我如愿以偿。如今想来,那些研究成果其实都是在畑中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包括其中数量可观的翻译,也是在他老人家的要求下做出的。

   甫进入博士后期课程,先生便及时地找来了各种规定,理出了获得课程博士学位(区别于不在学而单凭论文提起申请的论文博士学位)的具体流程。现在归纳起来,大致如此:

   第一步是导师同意你撰写博士论文。这属于不明文规定,但也挺重要的,有导师就基于各种情况,没有支持弟子撰写并提交博士论文。

   第二步是提交并通过开题报告。

   第三步是将写好的博士论文连续发表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全部至少由三篇以上论文组成,每篇应不少于四十页左右。这属于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之所以许多博士生同仁最终没能获得学位,或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获得学位,主要原因都出在这一环节。

   第四步是导师同意你提交博士论文。其实这个环节意味着导师要将自己的学术信誉压进去为弟子的论文水平做担保,因为一旦同意弟子提交博士论文,即相当于导师认为这篇论文已达到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水平,如果其他学界同仁大多不以为然,则有失学术信誉,甚至还可能招致同仁暗自嗤笑。

第五步,本校本专业学科的最高意志机构——院内教授会接受和初步审核了你的论文,并决定为你的论文专门成立论文评审委员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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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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