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来梵:中国法官到底要向谁负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1 次 更新时间:2019-01-30 13: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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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 (进入专栏)   刘昱含  

  

   我认为法官首先应该向法律负责,通过向法律负责,达到对人民负责,对人大负责,甚至对在政治上对党负责,但不是向上级负责,甚至不一定是向特定的党组织负责。

  

   不久前,北京昌平法官马彩云遭两名歹徒枪击,经抢救无效死亡。舆论高度关注,最高法司法办对此案的回应是“确实有可能产生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但是我们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同时,也在同步建立配套制度,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

   2016年伊始,司法改革试点在全国分批推开,改革至今已行至第四轮,为何裁判标准统一还不能实现?司法统一现实障碍在哪?裁判标准该怎么确立?如果法官责任制是本轮司改重点,中国法官到底要向谁负责?“倾斜式”宪法实施形式该如何转变?如何通过“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来实现对宪法的有效监督?民法典编纂是否有必要回避宪法依据“陷阱”?对此,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林来梵。

  

   访谈嘉宾: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刘昱含

  

一、马彩云之死:司法统一为何这么难


   凤凰评论《高见》:马彩云法官事件后,最高法司法办领导发声“确实有可能产生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但是我们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同时,也在同步建立配套制度,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这句“可能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让人心惊,司法改革至今已行至第四轮,司法统一更被称为本轮司改的中期目标,可是为何让各级法院能有统一裁量标准,至今还实现不了?

  

   林来梵:司法改革这么久,而这样基本的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

  

   一方面,中国在法域上是大国法域,国家规模非常大,且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其实按理说,这种情况未必需要、也未必能做到绝对统一的裁判标准。同样作为幅员辽阔国家,美国采取联邦制,不同州有不同法律。要求中国存在完全一致、统一的裁判标准,非常困难,而且不现实。

  

   比如同样偷窃一千元,在不同地区对社会影响程度可能完全不一样;此外所谓“同命不同价”等问题也是类似的,当然将人的生命折算成钱不对,但就中国目前情况,人身死亡损害赔偿在不同地区价格确实不一样。

  

   凤凰评论《高见》:悖论的这一面,是现实情况使得标准没法统一,另一面是法制架构对标准统一的迫切需求吗?

  

   林来梵:是的,虽然统一的裁判标准在中国司法实践里非常困难,但另一方面,如果裁判标准不统一,又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判决结果差别比较大,甚至可能因为司法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导致司法不公。当今中国司法正陷在这个悖论之中,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在司改切实可操作的短期范围里,这种悖论能怎么破?

  

   林来梵:在法理上必须统一标准,而在具体落实上因地制宜、尊重个案争议。在现有水平里,司法统一的目标,不可能直接等同于全国一致,不能只有形式公平。

  

   凤凰评论《高见》:马彩云法官遇害后,各方对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是猜测“是否因为同类案不同判,并且由于法官责任制,使得嫌疑人直接攻击当事法官”。如果说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标准怎么定、谁来定?现在有可行性么?

  

   林来梵:首先裁判标准应该相对统一,比如在同一地区对同类案件,就应该采用统一裁判标准,在法理层面上裁判标准也应该全国统一。其次在具体细节上,则允许各地可以有不同的裁判标准,这可以由最高法领衔和对地方做出指导,地方也发挥其创造性,从而实现个案正义。现在就要求一刀切,肯定不可能。

  

   关于马彩云法官事件,斯人已逝,调查结果还没有全部被披露出来,不好过多揣测。但我认为可以将这样的案件作为一个切入点,根据现行宪法第71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对现在中国法官整体的职业保障乃至生存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为确立司法改革方案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认识。

  

   凤凰评论《高见》:我很赞成你说的以个案为契机,今年两高报告刚出台,其中对个案强调是历年之最。从2011年开始最高院出台指导性案例,我们知道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案例一直不能作为正式法律渊源在司法裁判中被援引。结合之前所谈的司法裁判标准统一,你觉得中国是否到了案例成文化的阶段?这项变革为何这么难?

  

   林来梵:中国的指导性案例正在逐步发展,它不同于判例法本身,但有必要从中吸取经验。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其实有较大裁量权。权力大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三十多年经过了大规模立法时代,我们采用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取向,为此粗放型的法律法规较多,执行起来司法权力自然很大。

  

   此外,两高还获得了概括性的司法解释权,这个是其他国家司法机关所没有的。这项权力其实非常大,有很多空间在,它并不附着于具体个案,而可以独立行使司法解释权,甚至大到可以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架”起来为止。而如果全面搞判例制度,哪怕全面搞指导性案例制度,司法解释权范围就自然会缩小,这里面确实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

  

二、中国法官到底要向谁负责


   凤凰评论《高见》:司法改革行至中期,无论实现体系内部的司法统一,还是在外部与行政、立法关系上实现司法权独立,这两项现在都走入了相对僵局状态里。你怎么看本轮司法改革提出的四个事项之间的关系?法官责任制与司法独立关系是?

  

   林来梵:中国铺开司法改革已经好几轮,这一轮中央直接部署的几个重要改革试点,总共有四大改革事项:一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现在搞成了所谓的员额制,二是司法责任制,三个是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四是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

  

   这四项我觉得重心在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制想让法官更加独立负责案件的审判,实现所谓“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而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便于法院独立于地方,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也是法官独立裁判的物质基础。所以通过本轮改革,实现法官责任制,来推动达到审判权的相对独立性,这在某种意义上虽是隔靴搔痒,但已经搔到了痒处的边缘,只不过还没有到位而已。

  

   凤凰评论《高见》:隔靴搔痒,这点怎么说?不只是马法官个案,推行法官责任制之后,各地针对基层法官的冲突,从公开数据统计看只增无减。在司法统一没有实现之前推行法官责任制,是否合适?

  

   林来梵:新中国以来,司法改革已经开展了好几轮了,一致在避开一个问题,即司法独立的问题,但又回避不了这个问题。比如,现在我们把法官责任制当作司法改革的核心,但法官责任制本身就存在一个困境,即司法责任多样分化的困境。

  

   凤凰评论《高见》:这点很有意思,西方国家法官只需要向法律负责,你觉得中国法官责任如何“多样分化”?

  

   林来梵:责任制就是明晰谁向谁负责的制度。中国法官向谁负责呢?我认为现在是分裂的,他们至少有五种负责对象:一是向法律负责。这也是成熟法治国家对法官的要求,甚至要求他们只服从法律即可;二要向上级负责,包括向本单位上级领导或上级法院;三向人民负责,我们倡导司法为民,让人民满意;四是向人大负责;五是向党负责。

  

   后面的两个主体很重要。《宪法》12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里面只明确排除了三个主体,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不能干预,那么其他的主体可以干预了,这个“其他主体”至少有俩,一个是党组织,一个是人大。当年彭真说到这里也提过,这“有利于党对司法工作的有效领导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这就等同于法官工作要向人大负责,向党负责。

  

   问题就在这里了,同一个法官要向五种主体负责,如果这五种主体意志不一致,怎么办?

  

   凤凰评论《高见》:从法律出台、各级人大和党组织设定初衷来说,人大集中体现人民意志,党组织代表广大人民利益,而法律法规由代表人民意志的各级权力机关制定,人民、人大、党委、上级机关和法律本应是五位一体的,并不应该存在冲突?现在冲突症结在哪?

  

   林来梵:道理就应该是这样,应该五位一体,但问题是多种负责对象的多样分化,以及内部意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困境中,法官对于自己究竟要向谁负责,心里没底。

  

   有鉴于此,我认为法官首先应该向法律负责,通过向法律负责,达到对人民负责,对人大负责,甚至对在政治上对党负责,但不是向上级负责,甚至不一定是向特定的党组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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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评论 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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