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重构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17-07-06 11: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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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摘要:鉴于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话语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差距,国家领导层、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可以逐步建立起一个关于本国“民族性”的反思体系,认识本国“民族问题”所具有的特性及与其他国家共享的共性,并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关于“民族”的话语体系。此过程的重点是,要用现代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思路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把目前我国56个“民族”群体的身份和“民族”互动中带有的“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在非政治领域,要用专业手段来处理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关键词: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话语体系

  

一、“实事求是”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

  

   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就是必须依据客观事实来说话,而不是从抽象的经典学术理论和政府官方文件出发。社会学家在思考和研究问题时使用的信息主要来自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和自己与社会中各类人群交往时的亲身感受,不仅需要敏锐地观察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的社会现象,还必须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从而理解这些社会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影响因素和演变规律,努力对其在短期和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做出预测,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真正达到“科学”的层面。这就像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分析各种化学成分在不同条件下相遇时会发生何种化学反应一样,化学家通过不同的实验努力寻找各种化学现象产生的规律和结果,发现化学分子世界中的规律。社会学家在观察社会现实后,也应当通过自己的分析努力去发现各个层次、各种群体、各类集团相互交往的规律以及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形成与演变机制。

   我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努力去把握社会群体划分和各群体内部运行的规律,对群体之间各种力量的互动机制和作用方向进行梳理,努力预见这些互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对由群体互动作用合力形成的社会整体运行方向进行理性的分析,用专业化的知识来解释、分析和预见所在社会的运行轨迹和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在对现实社会开展研究时,我们从学校获得的毕业文凭仅仅是一张纸,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来自社会实践和独立思考。教科书和经典著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认识社会的工具性概念和进行逻辑分析的理论,但是要想真正掌握这些知识工具,必须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日常观察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在亲身实践中印证、熟悉和运用这些知识工具,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经典著作上记述下来的知识与定律是否仍然符合今天的社会实际?这需要我们通过在实践中开展调查研究来考察。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在实证调查中发现书本上的某些概念和理论与身边的客观现实不相符或者无法解释现实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事实出发,解放思想,对这些书本中的概念和理论提出质疑,并从对现实社会运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努力总结和提炼一些“与时俱进”、符合发展中的社会现实的新概念和新理论。

   我国历届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给我们提供了代表各届政府施政方针和管理方法的一套现行话语,代表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领导者和他们的秘书班子对当时国情的理解与判断,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管理水平,这些无疑都是我们了解国家政策走向与演变进程的重要信息。近期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最新文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但是历届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方针和管理方法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是否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是否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仍然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为即使是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认识与极其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之间可能仍有距离,存在认识片面或判断失误的可能。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历经曲折,最终取得全国政权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我们都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精神,否则,“不唯上、不唯书”和“实事求是”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从自身经历和实地调研中感受中国的民族关系

  

   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自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阅历和亲身感受。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参加了乘车串联和步行串联,那时在红卫兵联欢会上洋溢着的是各族青年共同的“革命”激情。1968年我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年,在和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交往中,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善良和淳朴。一直到80年代中期,在我自己和周围所接触的各族成员的意识中,“民族”身份与边界似乎并不重要,仅仅反映出语言习俗的差异,人们在交往中看重的是具体每个人的人品,而不是各自的“民族身份”。1987年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先后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多民族聚居区进行基层社会调研,这时各地的“民族关系问题”逐渐凸现出来。1988年我在拉萨老城区调查,当时已经发生火烧八角街派出所事件,我在对当地汉、藏干部居民的访谈中感受到民族之间已经出现了认同隔阂。1997年我去南疆调查,1990年发生“巴仁乡事件”后南疆的族群关系持续恶化,我在各县的走访中对此印象极为深刻。

   我们在西部边疆地区的调查专题包括:农村贫困问题、城乡流动人口及就业问题、民族优惠政策的实践效果、教育制度与双语教育、民族干部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社会流动、内地办学、对新疆和西藏的“对口支援”项目、边疆老城区改造、宗教政策在西部的实践、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人口迁移、族际交往等。在这些专题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中,我感觉到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远远超越国家认同,经常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当地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就业竞争、资源开发、语言学习、地区贫富差距等等),而且把许多在汉族聚居区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提高到“民族权益”的政治层面,而他们讲述时使用的话语就来自于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正统“民族理论”教育。这些现象与80年代以前的印象形成强烈反差。相比之下,那些没有接受过“民族理论”教育的普通农牧民在与其他民族成员交往时仍然表现得单纯和自然。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精英们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对比,民族精英们的“民族”意识与各族普通民众之间的对比,对我过去接受的民族理论教育是个极大的冲击。

  

三、从基层社会调研的实际感受出发,反思现有民族理论和政策


   在各地的实地调研活动中,我感到政府组织编撰的民族理论教科书完全不能解释当前民族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矛盾。正是因为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话语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差距,我感到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根据客观现实来反思现行的民族理论话语,思考目前某些制度和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方向。

   2000年我在“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应当逐步淡化。对于各部分公民(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将逐步从地方性行政机构的运作向全国性法制体制的运作过渡”,提出应当“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政治化’”,并建议进行话语调整,即保持“‘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groups’相对应”(马戎,2000:137,141,135)。从此我开始努力从当代中国社会人群的基本认同意识是如何构建出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些基本认同观念体现在人们对周边各类事物进行分析的视角和立场中。基于这样的感受,我在2004年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问题应当“去政治化”的议题(马戎,2004),并在2010年的“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现时存在的“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及其利弊(马戎,2010a)。

   正是自己多年来在基层社会调研中得到的实际感受,促使我从基础理论和制度层面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试图在理论上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框架、运行机制进行归纳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我系统阅读了马恩列斯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首先我感到,目前教科书中许多“语录”摘引和应用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工具,我们对这些经典著作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深入解读。2012年,我在《中国学术》第32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民族理论”,甚至连“民族”这个核心概念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看作各国资产阶级用来分化瓦解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所以他们提出“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我党建国前后宣传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实际上主要是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的代表作是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提出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定义,把俄国境内的乌克兰、哈萨克、格鲁吉亚等少数族群都称之为“民族”,而且强调这些“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通过对当时俄国社会不同阶级与政治力量的分析,我认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不能被看作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在当时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弱小的俄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策略。而这一理论及在十月革命后进行“民族识别”和建立以“民族”为单元的联邦体制,实际上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隐患(马戎,2010b)。

   当我提出以上观点后,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如有人在讨论中公开提出中国只有“中华诸民族”而“不存在‘中华民族’”的观点(都永浩,2010),有人认为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落实、实现程度是不够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155个自治单位,依法制定自治条例是法律规定的一部分,只有制定了地方自治条例才能落实自治法”(郝时远,2013:81),认为制定这些自治区的自治条例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同时指出“民委系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在地区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党政部门、维稳部门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判断力,这就使很多我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原则受到了忽视”(郝时远,2013:80),认为加强民委系统的地位与权力将有利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同时,也有人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应“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现在,我们有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朱维群,2012)。还有学者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胡鞍钢、胡联合,2011)。这些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理论争论,打破了民族理论界多年以来的一潭死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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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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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老崔骨子 2017-07-10 17:59:07

  一贯的政策,不管是恩是威,都是在强化、强调民族差别,这种做法不改变,很蠢,会有无穷的麻烦。背离现代民主、法制社会。

严雅晖 2017-07-06 16:42:11

  作者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值得赞赏。本人也历来反对这种强调民族身份的治国策略。实质上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治国思路,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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