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东: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何裁定“汉奸”周作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4 次 更新时间:2017-06-27 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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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东  

   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抗战时期文教界的一件大事,舆论界的口诛笔伐广泛见诸报刊杂志,战后的汉奸审判更作出了正义的裁决。然而翻查各种文献、研究与传记著作,关于周作人初任伪职的时间却存在许多混乱甚至错误。笔者以为,弄清这一问题至为重要,不仅因为关系到周作人仕伪的事实,而且关系到国人裁判此一事实的依据,关系到国人对此一事实做道德与法律裁判的正当性问题。由于周作人日记(1937-1945)部分仍未公开出版,研究者的探究不能不受到牵掣,因此笔者的有关考订和思考只能是初步的,仅以提出问题为目的。


  

   周作人仕伪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其实不然。伪职之“伪”不仅关涉价值,而且关涉民族文化价值中最夹缠不清的部分。因此弄清“伪职”一词的含义便十分必要。众所周知,伪职问题与政权的合法性有关,对于一个具备充分合法性的政权,伪职问题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古代,虽然走马灯一样替换的王朝都在自奉正统,但政权的更替与人民的选择无关,无非依靠暴力,“成者王,败者寇”而已。依现代政治理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其所以不“伪”的依据,惟有靠国民的主权行使来获得。若未经国民的认可,其为合法的理由总是有限的。像近代以来中国的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就都是这样。不过,具体到周作人,其出任伪职的事实却是板上钉钉。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存在着问题,但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共产党——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最大质疑者——已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已成为近代以来最具民意基础的中央政权,具备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周作人所出仕的华北傀儡政权乃由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建立,既未经国民政府的认可,更未经即使是沦陷区人民的委托,因此其性质只能是彻头彻“伪”的。我以为明了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公正认识此问题的前提。

   周作人出任伪职之“伪”或许并不难判断,但处理其所任之“职”却须小心。这是因为,伪职之“职”既有大小,其仕伪之罪过也就宜分轻重。到底任何职才称得上“仕伪”,才宜于接受汉奸审判的裁判和惩罚,很多人对此并不见得清楚。记得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在《三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中对“虹口方面的公共汽车恢复”后“女卖票员”的应征者加以挞伐,把养家户口的稻粮谋视同“仕伪”,这就过分了。夏衍《懒寻旧梦录》中也记叙上海解放后遇到了该依何种原则甄别、处理“华影”工作人员的问题。如果套用旧称,伪职之中是分“官”和“吏”的。“官”者,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具有一定等级的公职人员之谓也,而“吏”则是没有品级或品级低微的小公务员。这两种伪职的区别是一清二楚的,周作人因此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一再称其“老而为吏”。虽然古人做大官亦可自谦“为吏”,但周作人要表达的并非此义,而是含有减轻罪责的主观命意在的。抗战惨胜之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23日发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对出任伪职者的立案范围作出了规定。只有出任下列十种伪职,才为宜受汉奸案惩治者,为:

   一、曾任伪组织简任[3]职以上之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

   二、曾任伪组织特任工作者。

   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

   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

   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行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

   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

   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厂、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

   九、曾在伪党部、新民会、协和会、伪参议会及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

   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事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这只是战后汉奸审判针对“人”的立案范围,除了看其是否出任伪职,还得看其所作所为如何,所以国民政府随后又有针对“事”的《惩治汉奸条例》(1945年12月6日)的正式出台。

  

  

   周作人初任伪职的时间,一些传记和研究著作如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钱理群《周作人传》等均定为1939年1月12日,据说在这一天,周作人决定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

   《周作人年谱》(1985年9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如此记叙此事:

   一月十二日

   收伪北京大学任命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即复函接受这一任命,并在当日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这是周作人接任伪职的起始。

   《周作人出任伪职考》(1987年1月)这样叙述:

   七日,他回访钱稻孙,表示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十二日,心虚地在《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事实上不能不当”。此后,又接受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这一伪职。

   《历史本来是清楚的》(1987年1月)如此叙述: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沦陷了的北平,一步步走上叛国附敌的道路。1938年2月9日,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1939年1月12日,受聘担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担任文学院长。1941年1月6日,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3年2月8日,督办伪职被解除。从1943年3月起,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职。

   《周作人传》之《走向深渊》一章的相关叙述,也与上述类似。

   然而,通观以上记叙,确定1939年1月12日为周作人“接任伪职的起始”的证据始终只有日记,而这并不足为据。原因很简单,首先,日记为私人文件,不足以充当其任伪职的直接证据——充其量也只是旁证而已。而直接证据——如伪北大的聘书、伪北大官方文件等等至今未及检视。其次,《周作人年谱》虽提到周收到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聘书后,“即复函接受这一任命”,但这封表示接受伪职的信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它只是年谱作者对周作人日记误读之后的推论。周作人日记一般无句逗,行书潦草,《知堂回想录》中尝戏称其手札为北大“恶札第二”,因此对于读者,无论断句还是辨识文字都存在一定困难。而上引周作人日记的本文恰恰就是误认。周氏1939年1月12日日记原文为:

   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

   针对学界不同的流行文本,笔者尝就此写信请教周作人日记的权利所有者、周作人之子周丰一先生,丰一先生的回信上郑重地加盖了印章,肯定是日周作人日记文字确为:

   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

   这不仅不能证明这一天为其“接任伪职的起始”,反而正好否定了它。

   国内学界关于此条日记的引误最早见之于《周作人年谱》(1985年),其后《周作人出任伪职考》(1987年)、《周作人传》等著作均有所沿袭,其时著作权法尚未颁布,研究者因得以接触、使用日记本文,却未曾及时纠正。国家著作权法颁布后,周作人家属依法收回了日记的所有权利。由于北平沦陷期间记录的敏感性,这一部分日记迟迟得不到出版,这就间接使研究者的查证更加困难了,或许这就是学界长期沿袭此错误而不得更正的原因吧。

   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究竟在何时?我以为,在未检视有关聘书、伪北大官方文件前依凭孤证定为1939年1月12日在方法上是不妥的,何况对日记还作了错误的辨识。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谓1939年1月7日他“回访钱稻孙”时,就“表示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如果这属实,那么到12日下午他收到馆长聘书时,却又犹豫了,并决定回函拒绝,“事实上不能去”。但我们也知道,周作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只是时间并非1939年1月12日这一天。那么究竟在那一天呢?笔者尝查阅北京大学有关伪校档案,无法得知,因而根据现有材料只能确定一个范围。

   周作人因汉奸案被捕后,沈兼士、董洗凡、张怀、俞平伯、邓以蛰等人曾联名向首都高等法院上书陈情,所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1946年6月18日)一文可采信之处甚多,但关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时间,却并无明确说明。1992年7月,南京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其中第二十二是关于周作人的审讯记录,审讯官尝问及北平伪政府成立后所任职务,周作人的回答与1946年7月15日所作《辩诉状》如出一辙,均以“二十八年一月”为其出长伪北大图书馆的时间。

   看来,目前能确认的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时间,恐怕只能是1939年1月12日以后至1月31日以前这段时间了。

  


   然而,周作人出长伪北大图书馆未必就是其初任伪职的时间,也未必就是可确定其为“汉奸”的时间。当时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及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所采纳的“仕伪”事实,均以其“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为起始。这是因为,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尚属低微,不够《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所规定的立案级别,因而也就在《惩治汉奸条例》的惩罚之外了。当今学者责周氏之“仕伪”,往往把其出长伪北大图书馆看得比他作伪北大教授和伪文学院长更重,更喜欢花费笔墨,其实是不妥的,那或是看问题不够历史、想当然地以现在教授的行情衡量换算的结果。

   当然,1939年1月周作人在遇刺之后出长伪北大图书馆,在其“仕伪”的心灵拔河史上是重要的一刻。他虽以处“被俘虏”[9]的状态自况其不得已,但若未迈出这一步,相信也就不一定有1939年8月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的第二步;没有第二步,也就不会有1941年1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的第三步。俗话说可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到这仕伪的“三部曲”一走完,任谁都会陷于万劫不覆,难以翻身了。

   那么,周作人先后究竟出任过哪些伪职呢?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计有如下十四个:

   1,伪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学制研究会委员(1938年3月~1940年12月30日)

   2,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39年1月)

   3,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1939年8月)

   4,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1月4日)

5,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1年10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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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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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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