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自由、知识与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7-06-26 21: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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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 (进入专栏)  

   提要:

   在中国,需要同时提升“知”和“无知”的地位,需要同时增进个人的知识自由和治理意义上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核心是废除科学领域的身份制和行政化,给予科学家以知识的自由和权利,给学术界一个自由的科学家共同体以及自由的治理结构。

  

学识是自由的朋友

   能够掌握知识和使用知识,是人的一种能力。对个人来说,知识掌握得越多,知道得越多,显然也就越能获得自由。比如一个人到野外生存,如果他懂植物学、动物学、化学,他就有更好的生存能力。知识渊博,技能水平高的人,显然是一个拥有更多的自由的人。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显然也很看重自己的学识培养。没人会认为无知比有学识好。无疑,学识是自由的朋友。当然,可能也有人说,知识越多未必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人品越差,知识越多越婆婆妈妈。这些论点未必错,但也未必对,因为他们都加上了其他变量,人品差和知识多少没关系,反动与否和知识多少也扯不上,婆婆妈妈与否,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单纯知识变量,和自由无疑是正相关关系。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有科学知识和地方知识之分,也有有个体和治理层次的区分。西方科学知识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个体知识的进步,而与西方传统中延伸出的治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显然,自由的治理结构导致西方科学技术创新迅速发展,并进一步强化了个人对科学的爱好和治理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的传统。地方知识是有关时间和地点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个体层次是生活和各种工作的经验,是各种各样的常识,很难说得清楚道得明白,但这些知识对于很多有科学知识的人来说却是无知的。自由的治理结构,恰恰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和开发这些知识,从而真正充分利用和增进知识。

   在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中,知识是格物、致知,在人生修养的道路上,只是一个开始,有科学知识,有一线实践知识的人,根本称不上是君子,更不用说是圣人,君子不器,君子不接触奇技淫巧,掌握科学技术的人都是工匠级别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科学家,扁鹊、华佗、孙思邈、张衡、祖冲之、郭守敬、李时珍、贾思勰、沈括、王祯和、徐光启、宋应星等,其中名医还占了很大的分量,他们的道德地位不很高,没人把他们叫做君子。华佗是读书人,后来以当医生为业,非常懊悔,因为医生是贱业。在这样的传统中,提升科学家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身份制治理结构强化,压制了科学和学术自由

  

   因此,在当代中国,科学家中的优秀分子,有了院士称号,这个院士和西方的院士都不一样,还有副部级的待遇,很多公共决策都需要咨询他们的意见。不仅如此,中国的社科院、科学院、科学技术协会等都是正部级的机构,很多大学则是副部级,一流大学是985大学,二流大学是211,没有进入985、211的是不入流大学。国家重视人才,建立了系统的高考制度来选拔,国家还建立了各种荣誉制度,千人计划、百千万人才、长江学者等。这些治理结构上的努力的确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但令人遗憾的是,治理结构上地位的提升,反而导致了科学家共同体的身份制,并导致对身份的追求压过了对科学本身的追求,至于技术人才,尤其是掌握地方知识的人来说,则根本就是小人级别的,处于知识等级的末端。身份制越来越强化,结果大学的身份给毕业生一辈子都带来影响,很多工作单位只要985或者211的本科,即使后来北大清华毕业,或者国外著名大学留学归来,也无济于事。

   这样的身份制治理结构,无疑和古代不重视科学的治理结构,都是不利于科学发展和创新的共同体,因为其治理的核心是身份为本,而不是科学家的个人自由和治理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为本。哈耶克所讲的一线知识比科学知识更重要,这一点在中国的治理结构里很容易转变成科学家要上山下乡、深入一线、科学要转变为生产力等政策。中国的治理结构里科学家的地位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身份,其原因是对科学知识的信仰,认为知识是力量,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不容怀疑的,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信仰对迷信是一种进步,但也同样损害了科学的自由,并因此而牺牲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增长,但学术的进步却要慢得多,人才还在依靠海外引进,科学技术也靠海外引进。市场的力量正在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尚未在治理层次真正形成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力,因为这里还没有真正实现治理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自然个体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也就被各种诱惑,尤其是权力身份和特权的诱惑所压倒。

   对哈耶克来说,西方文明“知的自由”是自然的,但在治理结构上不重视“无知的自由”,势必损害西方文明的根基,并损害自由。对中国人来说,情形要复杂得多,“知的自由”是不足的,在古代华佗都后悔当医生,提高知识的地位靠的是宣扬对科学的迷信,在传统结构中提高知识的地位反而导致知识分子的身份化,而提高地方知识则直接导致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践踏。在中国,需要同时提升知和无知的地位,需要同时增进个人的知识自由和治理意义上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核心是废除科学领域的身份制和行政化,给予科学家以知识的自由和权利,给学术界一个自由的科学家共同体以及自由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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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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