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文学,沈从文摆脱不了的念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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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沈从文的一生,断为两截。前为作家,后为文物专家。


沈从文的这一人生转折,开始是模糊的,即便是1948年3月,郭沫若等人在香港撰文,激烈高调地表明左翼阵营对沈从文的敌对态度,他仍在徘徊。直到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一个条幅落款处写道:"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


这个决定是明白清楚的,似乎也是决绝坚定的。


1953年,最高领袖当面叫他再写几年小说,接着胡乔木表示可以为他重返文学岗位作出安排,他都以沉默拒绝。文物,也是他的宿爱,也是他生命热情投射的地方。前年,当辅仁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并,聘其任国文系教授,并且薪水加倍,沈从文也是拒绝。他说:教书有的是教授,而文物研究"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具有学术革命意义"。


正是沈从文在这个历史剧变时刻的抉择,使他的后半生相对获得平安,得享高寿。而且,他的生命又耸立起一座高峰--辉煌的文物研究成果,无可置疑。


现在--近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太多的人感叹他的睿智和远见。时间让我们明白,也使我们超然,然而却删掉了多少丰富的沉重。


事实上,沈从文的这个决定非常非常脆弱,或者说,这个表面看来"壮怀激烈"的决定,是摇摆的,是"脚踏两头船"的。


--文学,这个"梦中的橄榄树",依然翠绿着摇曳。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给昔日挚友、现处"庙堂"的丁玲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放弃文学"并不什么可惜"。但又说希望日后归队,再用笔写小说或历史传记作品。此时离决心"封笔",仅仅隔了9个月的时间。


在此前后,沈从文经历了精神崩溃,自尽未遂,逐出北大,但终于碎裂后粘合,涅槃后重生。他渐渐平静下来后,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每天"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遮雨。""至少得有十二时在外"。他超负荷地沉醉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面对冷落、偏见、不屑、嘲弄、作践,有时"一面工作,一面流泪"。


但是文学,没有死去。现实的生活,新的境遇,往事的回想,常常使他敏感的神经引起文学的回声。


在华北大学学习改造期间,厨房里的炊事员"临事庄肃"、"为而不有"、"朴素的伟大"感动了他,满怀着融入新时代的渴望,写了小说《老同志》,改了七稿。写完第三稿五千多字时,他哭了,感到"我的头脑和手中的笔居然还得用"。但小说屡投不中,托丁玲随便什么小刊物上用,还是失败了。


1951年10月,历史博物馆安排他去四州参加土改。他离开了风暴中心,为能参与历史进程,呼吸新鲜空气而振奋;特别是他爱过、讴歌过的河水山壑、僻野乡土,那些气息、声音,那些吹拂着的风,使他又激动起来。


船至汉口,沈从文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在巫山码头,沈从文在雄奇的景观中,望着山水人物,物产古迹以及"高高吊脚楼",想在"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用笔时极有用……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将"成为一种历史"。


在永昌,沈从文下船与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妪谈了两小时,第二天一早又谈。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说:只要身体"支持得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


到了内江县四区烈士乡,川南起伏的丘陵,"返着明光"的梯田,褐色的土地、淡绿色的甘蔗林、透明潮湿的空气、"几户人家在竹林间扬起炊烟"、"自然的静默",以及老妪、小孩、"白布包头蓝长衫"、村中干部等等各式人物,"一切如童话中景象",在沈从文笔下交识、融会成一段完整的、和谐的旋律,"看起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他兴奋地写道:有些人物"已活在我生命中,还要活在文字中"。"新的人事印象的复合,我还能组织起来","恰和粮食种子撒到这地方的土地中情形一样,生长成熟是常态,而抑郁萎悴倒是变质"。"我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者"。"太动人了……独自在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


他向命运哀求道:"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


这封写给张兆和近七千字的长信,可能是沈从文最美的文字之一。正如张新颖教授所说,不必将沈从文的信"攀附散文",它就是信,很美的信。


1952年3月,沈从文回到北京,翌年接到开明书店通知,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的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开明书店与沈从文有着极深的渊源,沈从文非常痛苦,"在床上听悲多纹,很觉为生命悲悯"。在给大哥信中说:"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


他预见的"迅雷烈风",终于未能避免。在这样的打击下,创作无从谈起。


但土改的经历给他印象太深了,人物情事已形成的胎盘,一直在他心中储存和酝酿。1955年,他开始偷偷写中篇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直到1958年2月完成。虽然内容是反映阶级斗争,但文字俏皮、老练,一些段落甚至背离了时风,重现了他往日的风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没有拿出来,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世后,小儿子沈虎雏从一堆残稿中意外发现,给母亲看,张兆和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沈从文也曾经想写历史人物。1953年秋冬之际,胡乔木安排严文井约请沈从文写历史传记30种。他一定筹划构思了很久,已经呼之欲出,待到动笔,却无法写下去,"因为到执笔时,即想起焚书事,引起工作失败感"而告终。


1963年入秋后,沈从文有一次南方之行,到了长沙因天寒地冻不能外出,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起二千年前的两个古人:


……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卅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


他给张兆和写道:"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他热切地盼望能把这两个古人写出来,希望给他一个创作时间,但一回北京,繁忙的工作把他包围了。


过去想写甚至已有成熟构思的作品,沈从文也想把它们写出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壮烈牺牲的故事,沈从文1944年就萌生写长篇的想法。在四川土改时,就想以内江为背景来表现,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如有半年时间","会生产一个新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成熟作品"。


小说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思了许多年,有人计算有44封信谈到此书的写作。1959年刚过,写作的欲望冲动起来,他考虑请一年创作假。6月、9月两次到安徽采访烈士亲属、各方搜集材料,并终于执笔完成三个章节。令惋惜的是,嗣后,中国作协在青岛和江西安排了优越的条件和较长时间,沈从文却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三十年惟一一次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小儿子沈虎雏分析,写不下去的原因,既不是他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当时社会上跌跟斗的人太多了,那几年阶级斗争逐渐又成了主调。他对政治动向有感觉,顾虑越来越重,知道自己大概不宜再想此事了。


沈从文还想把虽已刊发,但不完整的长篇小说《长河》写完。黄永玉认为这是从文表叔的又一杰作,他的"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是他新风格"一个重要的开端"。"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注意力很难不集中的人分了心。"这么多年了,沈从文并未忘记它,1976年8月上旬,给巴金信中表示要"把原本有完整设计的《长河》四卷努力完成它"。但终于没能遂愿。



在文革中,沈从文被抄家8次,书籍文稿尽失,关"牛棚",住房被压缩为一间,以70岁病残之躯下放湖北咸宁干校。但写作念头仍然强韧。其他不宜再写,就写家乡往事、回忆录。频繁迁徙,艰苦生活,长期折磨他的疾病日益严重,沈从文却兴致勃勃地开始写表侄黄永玉的家族传奇。这是个大构思,是"史诗小说"(李辉语),只写了个引子达八千字,情节一波三折,人物扑朔迷离。下放在河北磁县劳动的黄永玉意外收到"塞在牛皮纸小信封"里的手稿,感慨不已。遗憾的是,从此没有了下文。


他一直想写回忆录。1962年1月5日60大寿,他在南昌,即想把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结合,给两个儿子留下纪念。1973年沈从文71岁,生命意外地出现奇迹,缠绕他20多年的病痛全部消失,久蓄的工作热情得以暴发。"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做事,不知什么叫疲倦"。10月他在繁忙工作中,完成了"一些回忆的贯穿"--《新稿之一》,准备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写下去,维持三两年"。但因为工作、地震、身体衰退等原因未能继续。


1979年10月30日,沈从文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出席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怀着"归队"的心情对记者说:"我还要写小说 ,写第二部自传性的小说。"1981年写了《我生长的地方》,但未完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陆续不断地写悼亡文章、散文,为必要的熟人文集作序,但写得很艰难,大都没有成功。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手不能握笔,说话只能吐露简单几个字的状况下,还看了散文残稿《凤凰观景山》说:"这个可以发表,我要改好它。抄出来改。"


这一年,他收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黄庐隐女儿的信,表示要见她。5月10日下午,在见面时,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86岁。


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念叨的是文学;他死在文学的岗位上。



沈从文那么深入沉醉于文物,拿下了绸缎史、家具发展史、漆工艺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他历经21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外在干扰阻碍、艰难曲折,在文革中从一堆隔天即销毁的废纸堆中侥幸抢出,终于完成了一部不朽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对曾经奋斗过的文学事业仍然怀着"幻念童心",至死不渝。这是令人深长体会的。


著名文学家韩石山有一个演说,他说: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才智跟科学家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应当更高";"文学的境界,说白了就是智慧的境界"。


沈从文曾谈到文物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异同,认为文学创作要更困难一些。"写作中除了'生活''思想'和'技术'以外,还需要一点什么东西……缺少了它,即写不出,写不好。"


韩石山的"智慧"、沈从文的"一点",究竟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说,可能也说不清。窃以为,这没有说的,说不清的,便是文学的秘密,也是文学的魔力。中了文学的魔咒,也许就没有脱身的时候了。


沈从文因为后半生又崛起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他离开文学岗位,便有多种说法。


张新颖教授曾经谈到许多人对沈从文搁笔、转业,深感可惜,认为把沈从文只看成一个作家,那是把他看"小"了。(把整个印度来换莎士比亚,英国人都还不肯呢!)他更有后半生思想者、实践者的身份。颇有沈从文后半生过得"值"的意思。


黄永玉说,解放后文学仍然是从文表叔内心深处的中心,但又说:"他默默地,含辛菇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窃以为,沈从文应当是有遗憾的,而且这个遗憾是深刻的。他毕竟在那个时代没有完成自己的天才,他心中的稀世宝贝没有让历史保存。沈从文后半生从未发表过的300多万字、8卷本的书信,张新颖教授认为"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至少使得当代"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但是,它们毕竟不是沈从文的有意创作,他有意的天才创造被湮没了。


黄永玉说:"从文表叔尽管撰写再多有关文物考古的书,后人还是会永远用文学的感情来怀念他。"有人说,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窃以为,黄永玉这句话,堪称最好之中的最好。


可以猜测,沈从文心灵在最后衰微的躁动中,应该缺少一点充实生活过的平静和满足。


因为,"梦中的橄榄树",还在梦中,永远在梦中……


(《名人传记》2017/5,有改动,此为原稿)


主要参考资料: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沈从文年谱(1902-1988)》吴世昌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沈从文家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 北京三联书店 2013年5月

《沈从文精读(下)》张新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沈从文与我》黄永玉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

《张新颖:念兹在兹沈从文》萧岩 新民晚报2014年11月2日

《何为文学,如何写作?》韩石山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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