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10: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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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  要】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关键词】大陆新儒家;“新儒教”;儒家自由主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这次会议,我非常重视,因为:针对近年来儒家当中出现的“新儒教”这么一种危险的思潮和倾向,专门举行一次会议,加以批判,作出一种集体性的回应,这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理解,举办这个会议的初衷,恰恰是在最后这一场,主题就是对“新儒教”的批判。安排我在这一场发言,这是“命题作文”;但是,我今天要谈的不止这个问题。

   我想谈三个大问题:一是“新儒教”的政治特征,这部分是直接批判“新儒教”的;二是真正的儒家传统;三是作为儒家传统的一种现代性表达的儒家自由主义。

   由李明辉引起的关于“大陆新儒家”的论战,我本人也参与了,指出“‘大陆新儒家’是一个有待界定的概念”[①]。大家也都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不能专属于李明辉所批评的那么“一小撮人”[②];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儒家都可称为“大陆新儒家”。[③]任剑涛认为,李明辉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应当叫“大陆新儒教”。

   我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新儒教”这个标签更能标识他们的价值观,即是某种“复魅”(re-enchantment)的企图;而且,他们所“复”之“魅”实质上并不是作为“祛魅”(disenchantment)对象的前现代的价值,而是某种现代性的东西,即我所称的“现代性的怪胎”——极权主义。[④]就此而论,他们其实不是在“复魅”,而是在“造魅”,即制造一种新的政治魑魅。

   不过,我要预先说明:我这里所称的“新儒教”也不是专指那“一小撮人”。这是因为:

   一方面,那“一小撮人”其实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颇有差异,例如蒋庆和其他某些人的政治立场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另一方面,在那“一小撮人”之外,还有一些自称“儒家”的人也在“造魅”,有的人甚至比那“一小撮人”更加危险,我就不点名了,大家心里应该都很清楚。

   简言之,我这里所称的“新儒教”就是指的这些“造魅”的人,其本质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而实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我要批判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潮和倾向。


一、“新儒教”的政治特征、本质及其危害

  

   “新儒教”有方方面面的特征,我想集中谈它的政治特征,这是我们今天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这里揭露的是“新儒教”具有的一些便于辨别的政治特征,这些特征所体现的倾向,对儒家、对中国、对人类文明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我今天特别想挑明的有三点,这三点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极其危险的政治思潮倾向。例如英国的退欧、川普的上位,都体现出当今这种共同的危险倾向。落实在“新儒教”身上,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三点标志性的特征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

   第一点是极权主义,这一定要挑明;第二点是国家主义,这一点赵寻刚才也谈到了;第三点是民粹主义问题。简言之,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种混合物。这就是在政治上我给“新儒教”的定位。

   (一)极权主义

   先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危害,众所周知,不必赘述。我特别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传统”是指的前现代社会传承下来的东西,那么,在政治上,“新儒教”不仅并非儒家的传统,而且并非中国的传统,因为“新儒教”乃是一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思潮,而极权主义并非前现代的东西,而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我称之为“现代性的政治怪胎”。因此,千万不要误以为“新儒教”是在“保守传统”。

   我注意到,赵寻的发言跟我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他们根本就不是儒家,这是我俩一致的判断。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的判断:中国的内源性现代性、或内生现代性,它的发源应该是在唐宋之际、或者是两宋之际。[⑤]

   下面我举出“新儒教”极权主义在两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新儒教”明确地、或变相地鼓吹“三纲”。他们明确地或变相地鼓吹“君为臣纲”,鼓吹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他们明确地或变相地鼓吹“父为子纲”,鼓吹家族主义、宗族主义;他们明确地或变相地鼓吹“夫为妻纲”,鼓吹夫权主义、男权主义。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不要误以为他们是在保守儒家传统,因为在传统社会已经解体、社会生活方式已经或正在现代化的条件下,这种“三纲”论调只能被判定为“现代性的政治怪胎”即极权主义。

   第二,“新儒教”鼓吹所谓“贤能政治”。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贝淡宁(Daniel Bell),他现在到我们山东大学来当院长了。他关于“贤能政治”的一本书刚翻译过来了[⑥],非常危险,我很想写一篇文章,好好批判一下,但是还没抽出时间来。

   我想强调的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也译为“精英统治”等,这个词语实际上有两种含义的用法:

   (1)前现代社会的“贤能政治”是指的非民主的君主制度下的一种制度安排:选拔任用官员的标准,不是他们的家族出身、社会地位和财富等,而是他们的贤德(merit)。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贤能政治的最典型的制度设计就是科举制度,它是对此前的门阀制度的否定;然而不要忘记,科举制度是隶属于帝国皇权专制制度的。

   (2)现代性社会的“贤能政治”是指的民主制度下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精英政治”无论如何也是隶属于民主政治的,也就是说,现代贤能政治绝不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而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补充。

   然而像贝淡宁这样的“新儒教”却有意无意地混淆上述两种政治的性质,以所谓“贤能政治”来对抗民主政治,由此可见,这样的政治价值既不属于古代文明,也不属于正常的现代文明,而是显而易见地属于“现代性的政治怪胎”即极权主义。他们是试图用“贤能政治”这个古代话语来为现代极权主义张目,这就是我的基本判断。

   尤可恶者,他们动辄引证《礼记·礼运篇》“大同”章的“选贤与能”,然而他们却有两点故意省略,第一是省略其前提“天下为公”,第二是省略“选”的前提——“由谁来选”的问题:主语是谁、主体是谁?殊不知《礼记》“大同”所表达的乃是一种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恰恰是对“小康”政治现实的否定,这种政治现实就是当时的宗法制度。

   (二)国家主义

   “新儒教”的另一个政治特征是国家主义。这个问题,刚才赵寻讲得很透彻,我简单补充一下。

   作为国族时代(nationalistic times)的一种政治现象,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国家主义。当然,国家主义(nationalism)或译“民族主义”,本来应该说是一个中性词;但当它与极权主义结合起来时,其危害性就非常可怕,例如德国“纳粹”极权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

   顺便指出,“新儒教”思潮中还有一种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我很担心它演变为某种德国“第三帝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国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结合,有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走向现代帝国主义。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一股帝国主义思潮,这是令人忧虑的。我们注意到,“新儒教”明显地具有帝国主义倾向,有人甚至以儒家话语“天下”之名义,公然鼓吹一种可称之为“中华帝国主义”的东西、甚至军国主义的东西。[⑦]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谈谈,就是对康有为的理解。康有为近年热起来,但人们对他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所谓“康党”其实也非铁板一块。比如在座的蒋孝军博士,也算广义的“康党”,但他和我这里要批判的“新儒教”的“康党”就不是一回事。

   “新儒教”中确实有一种理解,把康有为讲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其实,康有为的“孔教”与目前的“新儒教”相去甚远;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错误,但他的政治价值的底色毕竟是真正的“立宪”,而不是某些“新儒教”所讲的“儒家宪政”;康有为关于“群与独”、“独人”的思想,是一种现代性的个体主义观念;[⑧]不仅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其实甚至具有超越国族时代的色彩。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讲成了中华帝国主义,这就是非常危险的。

   “新儒教”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迷惑许多人,是因为他们打着“爱国主义”、“民族复兴”的旗号,同时打着“儒家”的旗号。他们不是不懂得、就是故意混淆传统儒家所说的“国”和今天的“国”之间的本质区别。今日儒家所面临的危险之一就是这种国家主义:切莫被打着“爱国”旗号的国家主义所裹胁或裹挟!

   (三)民粹主义

   “新儒教”的另一个政治特征是民粹主义。其实,民粹主义(populism)并非什么“主义”(ism),而是一种情绪——社会大众由于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一种强烈情绪。眼下的中国,充盈着、激荡着这样的民粹情绪。

   特别要注意的是,民粹正因为不是“主义”,就可以与任何“主义”相结合:既可以与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也可以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在后发国家中,民粹情绪如果与国家主义结合,就会走向极权主义、帝国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合,则会走向另外一番景象。

   顺便指出一点:最近在英国退欧、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民粹情绪,并非与极权主义的结合,而是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所以,“新儒教”的某些人像打了鸡血似的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英国还是那个自由民主的英国,美国还是那个自由民主的美国。关于川普现象,我觉得充斥着太多的过度诠释,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根本就没这么严重,无伤大雅。

   今日儒家所面临的一种巨大危险,就是这种民粹情绪。

最可笑者,“新儒教”往往喜欢高高在上地“教化”老百姓,这时候他们其实是蔑视民众的精英主义;殊不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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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2017-06-19 14:11:32

  一种学说,就应该以学说的精彩来吸引众人,用你的深度和广度来给人启迪,让大家都能站在你的肩膀上前行.....

2017-06-19 13:49:23

  孔孟那一套,仅仁义这些可以利用,而且还必须是现在人的情感基础上的认识,剥离其一切过时的东西,抽象的继承,而且最关键的仅仅是作为知识传承中的一种见解而已,现代人完全可以有更健全的认识

2017-06-19 13:17:43

  孟子骂杨朱和墨子无父无君,禽兽!这说明,儒家至少孟子在此时,他所谓的仁义是在要父和君的前提下,你觉得你理解和感受的仁义,就是你现在的天然的情感和孟子说的是相符的吗??
  问题来了,天然的情感人人都有,那岂不是人人都是儒家??
  假如孔子说过拉屎的话,那猫狗等等,都是儒家啊
  要仁义还是要儒家???是你的情感欺骗了你,还是你欺骗了你的情感?或者你想欺骗谁了??

2017-06-19 13:10:25

  杨朱和墨子一个天一个地,一个东一个西,为什么不互相斗殴了??反而有点惺惺相惜了??孔孟要维护的是什么了??知识本身是可累计传承的,不断的修正,后人得到的是修正后的东西,同时也仅仅是知识,而自称什么家什么派之后,原教旨就不可避免,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而且成为控制人的意识形态。

2017-06-19 13:00:24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为什么要自称什么家?既然说了这种天然的情感,人人都有,如果从此出发,完全构建自己在此的认识,如果前人说过了,你也认可,这仍然是你的,没有必要打着孔孟的旗号,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是在分帮分派,而不是讨论知识本身,如果你分仁学,那倒是可以的。一旦分帮分派,就需要搞意识形态了,就要斗争了,就远离出发点了。这些真的是学术的辩论,还是帮派的斗争了??真的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吗??

2017-06-19 12:46:28

  等差之爱引发的到底是道德的,还是道德上可以容忍的。如果划分私域,这个私域到底有多大?

2017-06-19 12:44:58

  等差之爱的爱到底要不要区分??人的这些种种情感只是强弱区别?真的可以移情别恋吗??

2017-06-19 12:42:46

  儒家的仁爱观念,除了差等之爱以外,还有一体之仁,韩愈谓之“博爱”[16],即通俗讲的一视同仁,王阳明《大学问》对此特加阐发。只讲差等之爱,必然导向杨朱的“为我”之学;只讲一体之仁,必然导向墨子的“兼爱”之学:两者均非儒学。-----杨朱不是那个意思,墨子也不是那个意思,然而孟子骂他们禽兽,真的有这么大差距吗?问题恰恰在这里。如果是仁-义-礼这样的结构,孔孟那一套不成立。像等差之爱,只是个大概的抽象,亲人之间也有深仇大恨的,因为关系越近的人 摩擦越多,如果等差能成立,那说明关系越近越是敌人。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内斗了?因为关系近的组成团,团与团间天天搞斗争,团内也有斗争,谁是大哥大,谁是大哥大大。所以所这种依据血缘的亲情向外推的等差之爱要达到博爱的程度,我估计得跟外星人作战才有可能。所以等差之爱这种向外推的想法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仅没有起到博爱的作用,反而它本身导致了矛盾和冲突。

转几个贴子 2017-06-19 12:29:43

  “儒教”是任继愈那个老东西捏造出来的诽谤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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