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及其首鼠两端之表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2 次 更新时间:2017-06-15 10: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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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只有在对纯文化和入世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 布尔迪厄(1)

  

  

  

   一.两可之见、认知困局和首鼠两端

  

   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格因此经常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态度行为,是研究者早就发现了的现象。例如下面的一段引文可见:

  

   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都存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知识分子 “ 是统治阶级中被統治的那一部分人”。換言之,知识分子由于其文化資本而居於統治地位,但与此同時,“ 面对那些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他們又成为了被統治者”。这种矛盾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以及面对既有权威时的模糊态度。然而,正如杰罗姆·卡拉貝尔(Jerome Karabel)所言,“考虑到順从所能帶來的巨大收益以及反对所可能导致的高昂成本,因而,大部分知识分子…会与现实中的权力达成妥协。”

  

   在对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一項政治社会学研究中,郝志东指出,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之間,存在着“价值、知识以及決策权方面的冲突”。尤其是,在价值方面的冲突——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人看重的是政治控制与政权生存的价值,而中国体制內的知识分子看重的是民主和人权的价值——是导致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首要因素。尽管也有許多知识分子选择從政治中抽身出來,以追求学术(例如,陳寅恪),或是成为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大多数体制內知识分子还是选择压制自己,服从党的路线(例如,孙冶方)。“ 如果尚不至于人格分裂的話,那么,双重人格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2)

  

   对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似乎带有道德上的批判意味。但本文不在道德意义上做文章。我的目的只在透彻地认知知识分子的本质,材料只在过去时的人物身上分析。无非性也,亦无非命也,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性是一种基因、原型,即使今天的学人,只要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本色素质,那么他们和前辈都有共同的精神心性之底子。

  

   钱穆曾经讲过一段关于哲学家冯友兰(芝生)的故事: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钱穆是一个价值观很清醒的学者,冯友兰则是一个惯于持“两可之见”的学人。知识分子当中,钱穆类的人极少,胡适算一个,胡适从来不主张在校学生介入政治,连上街游行也持断然反对的态度,观点与钱穆一样。胡适一生有着坚定而一以贯之的价值观选择,不过有时也曾经有过偏向于潮流之见,例如对待苏联的看法。这三人都是大学者,大学者同样经常遇到两难抉择的考验。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冯友兰的两可之见和前后矛盾并不是个案,这是一种广泛的现象。且不论无数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以声名卓著的知识分子而言,张东荪、张申府、金岳霖、贺麟、汤用彤、陈垣、傅斯年、钱端升、闻一多、马寅初、顾颉刚、周一良、翦伯赞、费孝通、吴世昌等等,有谁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心性中持两可之见而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政治彷徨?最后无一不跌落“半间不架”的耻辱与狼狈的结局。

  

   具有两可之见是人性在面对复杂事情时常有的认知困局,在政治判断和社会矛盾面前,任何人尤其无法作出恰如其分而具有解决问题可行性的明智之见,所以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是慎重、冷静和深思熟虑,宁取后发制人和谦逊的态度,策略和方法就是他们解决难题的选择对策。这是最考验一个人是否高瞻远瞩、政治思维、深刻洞察力和实事求是分析能力之关键处。知识分子最缺乏处身政治社会的经验和解决矛盾的能力,但秉持高尚理想和激烈的感情,往往一马当先地发表赞成或反对的声音,一旦遇到两难困境,便头脑混沌,很容易便显出其政治幼稚病,两可之见总是他们不由自主的选择。

  

   法国哲学家萨特便是这样一个标本。“萨特无法与学术地位跟他相当的知识分子保持友谊,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观点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有时简直是无聊的。实际上,他并非天生的政治动物,40岁以前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观点。40年代末,凯斯特勒和阿隆已经成熟,成了重量级的政治家,萨特一旦和他们分手后,就变得可以拥护任何人、任何事。1946-1947年间,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巨大威望,萨特犹豫过该支持哪个党派。他似乎一度相信知识分子负有支持‘工人阶级’的道德责任。但问题在于,除了他出色的秘书让·各以外,萨特从不认识、也从未试图去结交任何工人。”

  

   “1952年,萨特打消了对共产党的两难态度,坚定支持它。这是一个情绪化的而非理智的决定,它是在共产党的两场宣传攻势的影响下作出的。...萨特对议会民主从未有过真正的认识和兴趣 —— 更不必说会有什么热爱。在一个多党制的社会里人人拥有的投票权,决不同于他所说的自由。... 萨特1957年与共产党的结盟并不合乎逻辑。那是正是斯大林的可怕罪行已被证实,并在西方广为传播,其他左翼知识分子成群脱离共产党的时候。萨特发现自己的艰难处境。他对斯大林阵营不安地保持沉默,而他为这种沉默的辩护却与他在《现代》杂志上关于‘介入’的声明完全矛盾。...在坚定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四年里,萨特有些言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和伯特兰·罗素一样,使人想起笛卡尔那句名言中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理:‘没有什么荒谬的、不可置信的东西没有被这位或那位哲学家所主张过。’”

  

   多年后,他才承认了自己的言论失实:“1954年首次访问苏联后,我撒了谎。其实,撒谎也许是个太重的字眼: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了许多对苏联友好的话,这些我自己并不相信。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一回家就诋毁款待自己的主人不大礼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在与苏联和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中,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1944年法国光复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共产主义漩涡,这个非常显著的倾向之原因,就在于二战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而法国的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并热烈拥护共产主义。...它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对理性的偏离。他们同时也承认,正是在那些年中,现代法国的高等文化繁盛并建立起了世界性的霸权。显然,政治倾向性同时为知识真理权力的追求附势助力。福柯讲得很透彻:“知识分子不是什么‘普遍价值’的携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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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天香还魂草 2017-07-11 20:25:14

  结论太肤浅!
  
  知识分子的缺陷,可以说是是人皆有的人性缺陷,而非知识分子独有。这种缺陷:1)很难依靠自律来克服(这恰恰是作者的盲点);2)集权专制体制下这种缺陷只会被利用并放大,而不是相反。
  
  换句话说,让知识分子依靠自觉自律来纠正这些人性缺陷,这等于是要求知识分子同时要背负起跟集权体制相抗衡的重任,根本不现实,也是一种政治幼稚病。

Dadongjia 2017-06-19 00:18:06

  理性思考者必须站在人生边上、社会边上、世界边上或历史边上做出超然的判断和结论才有其价值,而且没有十分的专注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更不要说专注到某一个方面。同时,他们也是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也需要衣食住行、油盐酱醋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度专注于某一方面,其他方面自然照顾不到。所以生活中做一些幼稚可笑的事一点也不奇怪。而且,高度专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甚至说生理、心理)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有的人要想进入安静专注的状态还需要借助特殊的嗜好,最简单的比如说体育运动、抽烟等等。虽然可以像上帝一样思考,但不得不像市民一样生活。作者对追求知识者的分析很透彻,但说双重性格是不是有点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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