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党治与派系:国民党正统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 次 更新时间:2017-05-19 09: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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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林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谁才有可能被视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这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这种派系斗争得以缓和。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在国民党内马上浮出水面,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反反复复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特别是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时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在孙病逝前曾负责起草“总理遗嘱”。后因汪精卫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当选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取代胡汉民代理的大元帅一职。但这尚未引起党内的分裂。

   至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能说是“后进”。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黄埔军校校长起家,透过他掌握的这支“党军”,在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对国民党来说,其内部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一“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的局面,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首先因是否坚持“容共”问题,导致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实行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被视为党内“左派”;而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形成党内右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而此时的胡汉民在政治上更接近右派。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因他支持孙中山生前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汪精卫更将此比喻成“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人,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以安居广州。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汪精卫还借口声援五卅惨案,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北上。汪氏又顺利地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翦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二人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许崇智部下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并将许部“全被缴械”,军队部分改编为第一军第三师。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不久又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赶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常委,一跃而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国民党的第二次分裂,是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戴上了北伐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桂冠。同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1月9日率部进入南昌,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

   随着北伐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其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而汪精卫自海外返回上海后,并没有同蒋介石达成一致,于4月5日悄然奔赴支持自己的武汉。4月12日,蒋介石被迫另立门户,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蒋虽然军权在握,但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宁汉对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宁汉分裂,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此时支持南京政权的胡汉民也随同蒋一同下野。不久,汪精卫率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与南京政权合流,并吸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合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三方推定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结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汪精卫原本希望趁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胡汉民更因汪精卫的反复无常,拒绝同汪相见。对此结果,汪精卫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李宗仁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

   此时汪精卫依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驻军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部。汪精卫首先动员唐生智“东征”南京,失败后又鼓动张发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李济深、黄绍竑,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恰在此时,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桂系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汪精卫被迫再次出洋。

   1928年1月,国民党为了顺利完成二次北伐,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固,虽然中山舰事件后,蒋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

   蒋介石自第一次下野后,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及西山会议派等政治派系。

   1928年8月,蒋介石完成二次北伐,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此时,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最需要的。为此,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胡汉民也启程回国,于月底抵达香港。当时,广东军政要员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羽翼尚未丰满的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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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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