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为什么中国如此慷慨地援助非洲贫困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8 次 更新时间:2017-04-09 00: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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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  

引言:为什么选择非洲


   过去几年来,笔者所在团队一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度的理论构建,但是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的理论观点一直占据主要位置,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域外的急剧扩展,从规模到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从被动卷入向主动把握世界的转变。这种主动性当然不是当前中国才具备的,1950年代中国开始的对外援助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主动把握世界的特点。

   很多人都把这个阶段的对外援助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战略利益的产物,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言,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全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东西,也包含某些中国文化自身的因素。这些似乎都暗示了过去60年里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某种转变,而援助则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之一。这也是我们研究对外援助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关怀。

   我们选择在非洲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点对象,是殖民和后殖民发展问题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是中国支持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场域,也是近年来践行“互利双赢”以及所谓“新殖民主义”争论的集中地,这样的地域有助于我们反思西方的“殖民”“后殖民”和“新殖民”的范式,并按照“前发展”“发展”“后发展”和“新发展”的框架,将不同的历史事件串成一个连续体进行观察和研究。

   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主要是考虑到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同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又承载着中国自身发展的叙事,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及其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农业研究和推广”和“综合农业发展”等,以及非洲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本土战略,共同构成了援助场域的三元遭遇。我们选择“新发展的示范”作为讨论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一个视角,把“发展”和“新发展”作为讨论的议题,而将“示范”视作与“干预”相对应的文化形态,由此勾勒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和现实,进而廓清近代中国的变迁轨迹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新发展的示范”: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框架


   近十年来,我们先后访问位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与那里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观察他们如何管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此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做法与我们了解的西方发展援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我们说,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同,西方更热衷于帮助当地人制定发展计划和政策,而中国人更像企业家,他们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当地政府帮忙解决其在项目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援外人员更喜欢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非洲朋友显然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援助上的差异。用西方援助者的话说,中国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国的援非工作人员则认为,西方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即便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的援助方式也有所差异,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对外援助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但正如DeHart所说的“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1]而且,中印等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援助历史和框架,但时至今日,我们才关注到这个差异。[2]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们有必要从深层次上回应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亚州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始由“被迫性卷入”向“主动性把握”转化。

   第二,上述转变不仅是话语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还使得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主导国际发展事务,但至少说明中国尝试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暗示到,中国对外援助实际上一直是其国内发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3]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4]但却没有人揭示这个逻辑的具体内涵。很多学者假设,中国在非洲的呈现与西方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把中国的援非示范中心作为“发展”的示范,似乎意味着中国在示范如何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的经验。因为,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做法相差不大,[5]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的相近并不代表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国家管理援助的官员针对中西援助的体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了这种差异。

   中国的发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新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现代性似乎不同于西方以思想启蒙为基础的表征。这虽不能说是共识,但也有很强的经验支撑。所以,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不仅是在示范农业技术,也是在示范一个非规范的变迁经验。在研究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示范中心呈现了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及其建构方式;在示范中心,我们感觉到中国的专家与当地农民的互动、政府官员与中国国内的机构的互动、西方的援助专家与其在非洲建立的社会关系的互动,三者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所从,我们把这个示范称作“新发展的示范”。

   发展研究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经典发展研究和批判发展研究的争议,[6]前者强调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模式由西方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这种文化模式宣扬人类理性的力量,倡导以自然科学为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它同时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套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系。[7]西方之所以发展出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源于新教伦理和一套由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责任制组成的现代政治制度。[8]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践行这套政治经济体系,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结合的发展援助的理论框架,则是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具体呈现。

   这一理论框架强调全球的贫困和暴力是糟糕的政治治理体制所致,而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并为穷人提供服务,则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制度。[9]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至今,工业资本主义文化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冲击世界各地,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通过国际发展援助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扩张的局面。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特别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物质和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表面上看,工业化的文化形态充斥世界各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可能不在于工业文化扩张这一事实是否存在,而在于如何看待非欧洲国家在工业文化冲击下的各种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遭遇”。

   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在宗教的配合下,侵入了世界各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本土文化,比如在非洲。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演变的认识是不可逆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因此,从农业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经典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其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做了很好的辩护——殖民主义是在帮助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作为“现代殖民主义”的西方发展援助也从中获得了合法性。

   第二,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在世界不同地区所遭遇的命运有所差别。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既没有像非洲那样被完全地殖民,工业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国同时也没能完全避免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因此,对于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学术界形成两个维度的思想分野:或是将中西分野放置在落后/进步的话语谱系中讨论;[10]或是将中国视作一个独立的文明整体,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中国在海外的呈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变迁的场域。

   我们这项研究还有一个经验性的预设:一个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其实践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应能一致性地呈现出来。例如,在大中华文化圈中的日本和韩国,虽然也创造出东亚经验,但没有发展出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日本这样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其不仅经历了与欧洲类似的工业化在其内部的深化,也延续了西方通过殖民主义侵略和工业产品对外扩张的过程。这不仅反映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实践中,也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上。日本的对外援助非常西化,但在社会文化上却很纠结。最近,日本提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建设的基金,其背后是争取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性”,但是这主要还不是钱的问题。[11]韩国也是一样。

   日本与韩国的援助项目和西方一样,都强调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但和他们的援助专家聊天,会发现他们骨子里好像没有这些东西。我问韩国的一位专家:“你们新农村建设时期也搞性别与发展和参与式发展吗?”这位专家半天都无语对答,我接着问:“你们为什么不给非洲的朋友讲朴正熙时代农村建设的真实情况啊?”他说:“那是独裁的事,不好啊!”

   即便如此,日本与韩国的对外援助和中国的也有许多共同特点,比如都强调不干预内政,强调经济合作,利他的成分少,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将这种趋同称为东亚发展合作模式。[12]很多西方学者觉得日本和中国的对外援助没有西方的时间长,西方也走过和日本与中国相同的阶段,[13]但他们还是忽略了一些带有本质性的差异。日本国际发展机构的一位资深官员曾经讲:日本很希望中国能参加到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日本的对外援助和西方不同,在这个组织中,日本很孤单,和西方没有共同语言。韩国在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后的处境也反映了与日本同样的遭遇。“社会文化价值”和“政治文化价值”的不一致是日本在和平时期难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内部的变迁与欧洲在大的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如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等,但是,这种变迁明显地呈现了中国的特异性。在对外援助上,中国与西方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中国所谓“不干预内政”的方式不同于西方通过发展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如前所述,其中也包含有中国传统的成分。

   基于此,我们希望从中国的对外援助的实践来看中国变迁的意义,进而观察这种变迁在内部深化和外部彰显上是否一致。很显然,仅从话语层面来比较,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只有通过比较系统的实地研究才能有所答案。

  

中国援非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


   在中国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其存在已经远远越过了自己的边界,延伸到了世界各地。在全球化条件下,相较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中国与世界的遭遇,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不同于西方与非洲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不同于20世纪非洲国家独立后与中国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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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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