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东北亚的未来与中国的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4 次 更新时间:2017-03-28 21: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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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本文转自微信号“当代世界”。

   冷战结束之后,当世界其他地区纷纷从冷战高压中走出来,东北亚依然充满着冷战对峙氛围,尤其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俄日北方四岛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等,一直制约着东北亚地区区域化的进程。尽管如此,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以及跨国社会流动浪潮推动下,东北亚地区正处于迅速转型之中,正在从一个两极对抗的战略对峙格局向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与多样化社会文化认同并存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网络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抓住机遇,管控挑战,成为决定东北亚未来的关键。

  

转型中的东北亚地区

  

   相比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亚洲其他地区,东北亚地区呈现出一个地缘战略紧张和区域经济活跃的复杂局面。在多重社会变化推动下,在未来15—20年内,这一地区将持续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甚至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未来前景。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趋势。

   一是伴随着该地区城市化的加速,跨境人口流动与日俱增,成为东北亚地区越来越瞩目的现象。伴随着东北亚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群集中,2015年,东京、上海、北京、大阪跨入2000万人口大都市行列,首尔、乌兰巴托等也成为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在大都市崛起的过程中,带来了住房、电力、供水、交通、医疗、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垃圾管理等方面的城市治理问题。在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非法移民并存,导致东北亚大都市的脆弱性日甚一日。中国公民出国出境也将在现有的1亿人次向2亿人次迈进,聚集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口已经超过20万,这些跨境族群与当地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频率会越来越显著,跨境族群治理问题会在未来20年在东北亚各国政策日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伴随着东北亚地区都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需求会超过供给,带来更大的压力。随着超大规模的中国经济起飞,中国对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的需求量日益攀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对外能源资源依存度居高不下,预计到2035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超过80%。如何为中国经济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资源,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问题。由于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的电力供应也频频告急,南中国海以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和动荡更是令高度依赖中东地区能源的韩国和日本提心吊胆。对于僻居内陆的蒙古共和国来说,能源和水资源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略课题。

   三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气候变化问题对东北亚越来越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由于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破坏比如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生态多样性减少,以及由于城市和工农业发展引起的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和农业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共同挑战。近年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公众对雾霾抱怨浪潮的压力,北极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日益成为日本媒体频繁炒作的话题,而土壤沙化和草场退化带来的沙尘暴更是蒙古国不得不紧急应对的艰巨任务。韩国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自然灾害治理问题,变化不定的天气引发的干旱和洪水灾害,已经对朝鲜半岛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四是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引领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中国已经正式推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行动计划,被纳入了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在华为、中兴、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的推动下,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商务、金融等正在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优势,这一势头看上去是不可逆转的。日本、韩国也纷纷制定国家创新行动计划,围绕技术创新和创新产业的发展,东北亚地区已经形成你追我赶的态势,尤其是在社交媒体、能源互联网、电子商务、新材料等领域有可能改变欧美主导技术创新的格局。

   总体来看,今后15—20年将是东亚持续发展和影响力上升的时期,中国实力的不断壮大和美国“亚太再平衡”已经在东北亚形成二元结构,驱动东北亚地区未来秩序变革的最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的持续崛起和美国的战略选择。在今后20年,尽管面临着中国经济下滑的压力,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望维持在6%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在今后20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尽管总体实力还存在不少差距但经济规模已经超越美国的强大中国。与中国的强势崛起相对应,美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左右着东北亚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东亚成为世界中心,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心,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范中国作为首要任务,其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考虑。这意味着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今后20年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东北亚地区有陷入“新冷战”前景的危险。如何规避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压力,小心谨慎地维护对外政策的双面平衡,成为东北亚中小国家面临的难题。


东北亚地区的机遇与挑战

  

   一、亚洲崛起的机遇

   在地缘经济上,顺应全球发展重心东移的潮流,推动东北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引擎。在欧美国家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东北亚地区各国都在雄心勃勃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国家发展倡议和战略规划,比如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计划和行动,韩国则提出了“欧亚倡议”和一系列创新计划,日本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在加强海外战略投资行动上也十分积极。由于中日韩经济规模占据亚洲经济总量的70%以上,亚洲经济能否崛起,取决于中日韩合作。在未来20年,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计划等是东北亚国家充满吸引力的计划,这些计划也将稳步地推进中日韩合作的步伐,为中日韩区域合作机制助力。

   在地缘政治上,受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影响,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与小国摩擦交织在一起,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大大上升。在美国采取亚太战略再平衡后,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60%已经转移到了亚太,实现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引领下,俄罗斯、欧盟、印度等众多国际战略力量也确立了类似的战略重心东移的规划。随着全球战略资源向亚太地区聚集,各种促成解决亚洲传统地缘政治问题的资源也就大大增加了。韩国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等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但朝鲜半岛的二元结构和南北朝鲜的并立格局在短期内恐怕难以避免地缘政治的折磨,加上核问题和导弹问题的升级,短期内还看不到有缓和的前景,朝鲜半岛爆发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在急剧上升。和朝鲜半岛类似,在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冰冻多年的日本北方四岛问题、海洋和岛屿争端问题、历史问题等都将在未来20年内得到持续的关注,甚至有诱发地区局势失控的麻烦。

  

   二、全方位的挑战

   一是中美关系是该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新兴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学者们已经反复争论中美关系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在今后20年,中美双方实力越来越接近,基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但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明显,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庞大贸易额的 “压舱石”的作用也在减弱。美国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把美国排挤出去,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中国则担心美国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中美战略互疑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动荡,反之亦然,这成为该地区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大不确定因素,这一不确定因素在东北亚的威胁要比其他地区大得多,因为东北亚地区埋藏了大量诱发冲突的地缘政治因子。

   二是传统地缘政治挑战依旧困扰东北亚。除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大国博弈的不确定性之外,东北亚地区的一系列老问题盘根错节,十分棘手。尤其是朝鲜拒绝融入地区社会的态度,以及它核武力与经济建设并进路线的确立,正推动朝鲜与其他东北亚地区各国渐行渐远,由此带来的战略风险和意外事件的压力也将不断上升。此外,东北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岛屿争端、海洋争端和历史问题,只要该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在各国没有削弱,这些问题还会持续成为各国的麻烦。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领域的普及和发展,这些老问题很可能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三是来自国内的各种非传统挑战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公共困扰。由于东北亚地区的转型是技术革命和城市化进程所驱动的,故而在快速变动中容易产生一些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非传统挑战。日本国内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的未富先老问题、韩国的青年人普遍被剥夺感上升问题、朝鲜日益严重的冒险主义政策和蒙古国内的荒漠化以及变化莫测的地震、海啸、气候变化等等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困扰,而是东北亚地区各国共同的挑战,如何形成东北亚地区治理的共同行动,也是未来20年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持续挑战。


东北亚地区的回应

  

   面对东北亚地区转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东北亚地区各国的政府和民众评估以及如何看待这些挑战,将直接决定着东北亚地区的未来。

   一是中国的大战略正在形成之中,总体上是巩固和提升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坚持更加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更强调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上,对于GDP 增长的热情正在逐渐让位于对经济效率、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社会安全体系和技术创新的重视,并且非常强烈地想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年轻人在看待东北亚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亲近韩国、批评日本和对朝鲜不满的态度变化。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态度比较复杂,绝大多数青年人喜欢美国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标志,而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普遍感到不满,认为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中国,这让中国年轻人感到“不高兴”。

   二是日本构建“正常大国”的战略方向已经明确,但日本面临着选择的悖论。至少从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界就着力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迄今为止,日本依然将维护和巩固美日同盟作为对外政策的第一要务,也在积极修复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在2015年11月与韩国达成了关于慰安妇的协定,并积极推进与美国、韩国的安全合作。尽管安倍在2015年9月中旬的选举中领导自民党取得大胜,但其领导地位并不完全稳固,尤其是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根本解决日本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日本领导人的执着相比,日本的民众似乎并没有对东北亚地区显示出更多的热情,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缺乏兴趣,日本年轻人越来越成为“孤立主义”的一代,对外界的缺乏了解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的右翼保守主义,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三是韩国日益确立中等力量国家的定位和对冲的战略选择,竭力在大国博弈中维持一种谨慎的平衡。由于受到朝鲜在核试验、导弹试射和发射卫星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压力,韩国在安全上似乎除了强调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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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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