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关于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27 次 更新时间:2006-07-13 22: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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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参与关于戏仿与著作权的讨论,侧重于数码网络化对法律秩序的深刻影响以及各种创新型制度设计。作者认为,对所谓公平使用原则的考量,必须以严格区分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为前提;中国现行著作权法极其强调对作者人格的保护,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信息流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馒头血案”与《无极》的碰撞,其实提出了一些涉及法与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怎样才能避免通讯技术引起著作权的解体或贬值?人际互动与大批量的契约群以及民主决定的法律程序要件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重构?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对权利处理的不同方式进行比较。

   【关键词】作者人格权、戏仿的类型、数码网络化、公平使用原则、大量权利处理

  

   一 主焦点:数码网络化对知识财产法的冲击

  

   谁也没有想到,2006年中国的开门红,竟是网络视频搞笑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这部短片由数码信息技术的业余爱好者胡戈,采取改组和拼贴各种现成的映像资料的方式,只花10天功夫制作而成。内容基本上出自戏仿(parody),以20分钟的通俗小品,解构了电影《无极》以120分钟演绎的哲理叙说,赋予完全不同的涵意,其中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戏谑、滑稽的镜头搭配和画外音不时令人捧腹大笑。起先,它只作为元旦的消遣玩艺儿在私人朋友之间流传欣赏,随即被触角敏锐的电子服务器上传到互联网,在赢得满堂鼓掌之后,有关视频发射网址的点击开始成几何级数激增――就像成千上万闪光精灵突然间冲着那块“馒头”呼啸而来,各自快抢大嚼一通,又合伙起哄,把胡戈抛向高空,喝彩,接着,再抛得更高……。

   正忙于向国际影坛推销《无极》的陈凯歌导演,面对肆无忌惮地戏仿自己历时大约3年、耗费超过3亿的得意之作的视频短片,面对这个小品居然如此“轻易”地吸引走无数眼球、激发起不息欢声的意外场景,深感困惑、不满、愤慨。以至于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禁不住要从道德上谴责胡戈,声讨“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1] ,并进一步宣称要提起诉讼、彻底追究侵权责任。于是,法律领域也顿时热闹起来。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虽然表态慎重,但明确指出有关争议应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2]。当事者双方已经分别委托律师处理有关纠纷,还有些热心的法律人主动说愿意免费为胡戈提供代理服务 [3] 。一些学术机构组织了专题讨论 [4] 。综合见仁见智的各种主张,多数专家的论述集中在对著作权的条文解释和技术性推理方面,侧重于知识财产保护程度的斟酌[5] ;也有些学者把推敲的层次提升到宪法原则的高度,主张表达的自由应该具有价值排序上的优越性 [6] 。

   如何定位戏仿及其限度,这本来就是著作权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陈凯歌对胡戈的聚讼纷纭,涉及的范围显然更广泛些,既把著作权法与税法同样具有全民性的本质揭示出来了,同时也使戏仿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热门话题,无论结局如何,都会在中国现代法制发展的史册上留下浓重的笔划。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馒头血案”实际上也提出了在数码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著作权法这样的崭新任务。因为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借助互联网可以向全世界自动发射信息,造成复制、改编以及传播的任意性,造成旧的举证责任规则空洞化,这种情形是各国现行著作权法都没有预料到的。不仅如此,这场争论还把沟通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法治范型转换等一系列制度变迁的需求都纳入了公共视野之中 [7]。最近,有位记者就诙谐地采用“新媒体‘无极’时代”的词组,来表述数码网络社会的特色以及治理上的困难 [8] 。

   由此可见,如果把戏仿现象当作《无极》与“馒头血案”之间冲突和法律争议的主轴,那么,与戏仿平行的著作权光线折射后再聚集的焦点,就在于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数码网络化社会对法治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问题。假设这样的光线向周围环境发散之后,再让它沿着公益反向延伸,其实还是会与网络结构里的秩序究竟应该如何建构这样的规范性问题相交。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各种议论内容及其背后的涵意脉络的主焦点,与其说戏仿本身,毋宁说应该落在以数码网络的普及为前提的制度设计上。

  

   二 戏仿的自由与著作权保护

  

   1 中国自古多戏仿

  

   尽管近世的道学家们在中国人脸谱上反复涂抹厚粉和浓妆,留下了过于严肃、模式化、一本正经、缺乏幽默感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戏仿的文化基因。早在战国时代,庄子曾经以假托儒家草创期师徒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批评,把超越与机诈、责任与解脱拼贴在一起,颠覆了孔子的圣贤造型和高标德治的理想,使他的言行或多或少沾染些人间烟火味,甚至江湖气,俨然一位明哲保身的处世术教练 [9] 。以此为标志起算,中国的戏仿至少已经有两千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如果再往后推四百年的话,还可以举出更典型的实例:东汉学者张衡,一面捉摸着能及时预警山崩地裂的地动仪设计,一面以戏仿班固的辉煌颂歌《两都赋》的方式写下了《两京赋》,对腐化的繁荣极尽针砭之能事,并在其中咏出“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句 [10] 。何况中国旧文学很强调拈用、缀合、膺古、点化以及典故反用的技法,始终延续着按照本调的表现形式写诗填词、和韵酬唱的传统,因此围绕某一名作各自争奇斗妍、版本翻新的笔墨游戏很繁盛是不足为奇的。虽然采用这类修辞手法未必都与讽刺相关,但流行所至,也有利于戏仿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不少诗词标题就明言“戏仿”[11] ,稍委婉些的譬如李商隐的七律《杜工部蜀中离席》[12] ,一方面暗示要追求杜甫诗篇那种心事沉重、忧国恤民的警醒而崇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又使之与座中醉客那种“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日常生活谐趣以及自己的艳羡、留恋形成对照和嘲弄,就很得戏仿的个中三昧。

   一般而言,带讽刺意味的表达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基于愤世嫉俗,另一种是流于戏谑滑稽。与张衡大约同时在世的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J. Juvenalis)被公认为属前者,他舌锋尖刻如刀,公开亮出的招牌标语就是“愤怒出诗句”[13] 。而作为其前辈的贺拉斯(Flaccus Q. Horatius)则归类后者,例如他在讽刺诗第一首《女巫卡尼蒂娅——普里阿普斯的述说》里,竟然不顾猥亵之讥公然让男根发言、以响屁成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大众娱乐狂欢的轻松情趣。远在尤维纳利斯还没有出生的古昔,孔子也说过“诗可以怨”[14] ,意谓不妨抱怨、揶揄以及讥讽时政,当然还要容许愤怒。或许是受圣人影响,西汉问世的《诗经•毛诗序》鼓吹了“下以风刺上”的批评精神,在文学艺术上也形成了“美刺”、“优谏”的传统。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虽然不乏禁令和“文字狱”作梗,虽然王朝之间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基本上还是愤世嫉俗派左右着清议舆论。的确,司马迁早就在《史记》里留下了“滑稽列传”的篇幅,古典戏剧也有寓忠告于滑稽笑谈的表演策略,但当时也好、后来也好,真正以类似古罗马文学滑稽派那样的面目出现或出名者,屈指可数。

   固然也有些作品(甚至也包括学术性文章)介于两派之间。例如晚清民初的文坛怪杰、咱们北大老校友辜鸿铭的许多妙语,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是“愤世”,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看就显得很有些“玩世”[15] 。如果玩世的成分更多些,便成为犬儒主义(Cynicism)。但辜鸿铭的绰号不是“犬儒”,而是“狂儒”[16] 。他的话语策略以围绕中国传统现象的解释进行以新奇守故旧式的“抬杠”为基本特征,极其擅长在“喜新”的欧美人与“不厌旧”的中国人之间一击两鸣;不管正确与否,总是与普遍恒久的公理以及推进改革的时论大唱其反调,只要足够机智,这就可以通过颠覆性的符号操作给他人以新颖的感觉,并由此获取这样那样的虚名和实利。当然不能否认他在东西文化沟通方面也有些重要贡献。然而,挑明了看,反着说、对着干的“抬杠”其实多半属于一种戏谑滑稽的模仿。正如列许登堡(G. C. Lichtenberg)指出的那样,模仿有正反之分,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 [17] 。

   不得不承认,1990年代以来中国都会的世风,颇有耽于饱食与游戏的趋势。因而市民的生活价值,或多或少,与罗马帝国五贤君时代相类似。借用尤维纳利斯的讽喻来表述,“为面包和马戏(panem et circenses)”而已 [18]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过去宏伟叙事的反动,各种形式的戏说、搞笑、打趣、嘲弄、歪批甚至其末流的痞化也应运而生、广为流行。虽然在王兴伟的油画《东方之路》(1998年,戏仿“文革”期间为人治造势的思想宣传)、蔡国强的雕塑《威尼斯〈收租院〉》(1999年,戏仿改变经济基础的阶级斗争方式)、金海曙、林兆华的史诗般演出节目《赵氏孤儿》(2003年,对悲惨政治故事的双重戏仿)具有鲜明的愤世反讽色彩 [19],但例如“玩的就是心跳”的王朔文学现象(198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黄金罡的剧本《阿Q同志》(1996年)、刁奕男的《风雨保尔•柯察金》(1998年)等先锋戏剧以及阎连科的古典小说新编《金莲,你好》(1997年),则明显地倾向于“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的用语)之后的放松、俏皮、调侃以及对大小事件起哄看热闹,当然,也不乏某种玩世不恭的狂狷甚至极其深沉的虚无感 [20] 。特别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影碟风行全国之后,以香甜幽默的市民娱乐演艺为主食、也略带些批评性麻辣味的滑稽派的精神野餐似乎日益流行,其表达风格逐步向社会各方面渗透,并且大有争夺话语主导权的架势。数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创作者与读者或观众、听众之间没有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为“搞笑共欣赏、叫骂相与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戈的网络视频短片才赢得了占压倒优势的群众支持。

  

   2 被忽视的版权利益和作者人格

  

无论是愤世嫉俗派的年头长,还是滑稽派的时兴短,在中国,戏仿作为整体现象的历史和规模都蔚为大观。这就引起一个问题,难道过去就始终没有发生过与此相关的著作权纠纷?在已知的范围内,似乎学者的考察尚未及此,但关于重视模仿前辈杰作的文化氛围导致忽视版权保护的命题已经引起注意。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教授认为,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画书法以及复古派散文,始终强调在模仿先例――作为自然以及共有经验而存在的法则――的前提之下的创意,无论原作者还是社会舆论都对模仿非常宽容,结果导致著作权意识无从发育 [21] 。固然,唐代已经出现针对擅自复印经典的禁令,宋代还建立了出版审查制并惩治私自翻刻行为,但目的是为了对异端邪说的政治控制,并不是保护作者个人的知识产权[22] 。我国最负盛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郑成思教授不赞同这种政治化解释。他认为中国自1068年“禁擅镌”开始,已经设立翻印特权制度,并且宋代刻版禁制包含经济性动机,即防止合法编辑出版者以外的人“嗜利翻板”,并备有“追板劈毁”等制裁措施 [23] 。他还根据史料主张,宋代的版权保护涉及编著者和原创性,把非剽窃性劳动作为特许经济利益的根据[24] 。在这里,我不对争论的是非进行判断 [25] 。只想强调,进一步考察并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把原创性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那种私人诉求究竟能否反映到制度的框架之中,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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