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谈科学精神和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7 次 更新时间:2016-12-02 15: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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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  

  

   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作为一个从胡适先生的著作得到教诲的老三届学子总觉得自己应该是胡适先生的学生,有责任在胡适先生的纪念日复读他的文章,写出读书心得,与先生的“粉丝”(虽然有些俗,但符合胡适先生倡导的“不避俗语俗字”)共勉,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和错过了解的中老年人认识和重新认识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是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科学”和“民主”引入中国的推动者。他的工作领域是教育和文化的传播,对“科学”的传播更是不遗余力。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所以科学的普及应当是先行的,是“民主”的基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并没有遵循新文化运动指出的道路发展,无论民主还是科学似乎都离我们很远,百年过去了,真是值得我们思考。1840年西方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国人看到了世界,西方的科技、商品和思想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国,科技和商品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国人是容易接受的,但思想文化是“无形”的,需要语言文字作为“中介”,需要思考一番。也就是我们如果要深入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思想文化,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化平台,胡适先生和当时的众多先哲们所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目的就在于此。但受到革命的影响,这个“平台”只是完成了白话文的普及,而对思想文化上诸多“概念”应该用中文如何准确表达并没有达到共识,以至于西方文化不能正确理解,连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大量被曲解,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引发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和历次政治运动。就是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依然熠熠生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

  

   胡适先生晚年经常引用英国重要的思想家赫胥黎在他的自传中写的一段话:“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转引自《胡适文集治学篇》)。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说什么,想什么,有怎样的观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幸福还是苦难。人从出生就处在话语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更是掉在“语言(包括书籍)的海洋里”,如何判断这些“话语”的真、伪呢?我们学习知识,学习文化,目的就是学会辨别的方法,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得真知,做真人。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军事技术使国人大开眼界,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准确描述和透彻理解也使中国学子们趋之若鹜,于是将西方思想文化发达的原因浓缩在“科学”这一概念中,这两个字的传播是极容易的,但要深刻认识,真正掌握这两个字的含义并不是容易的,这篇文章分“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和宗教”、“科学方法的特征”三方面来谈科学,纪念科学倡导者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科学精神”是指科学的广义;“科学方法”是指科学的狭义)。

  

   什么是科学精神

  

   我们思考问题,看书学习,听老师授课,毫无问题是为了求得“知识”,更准确讲是为了求得有实用意义的“真知识”。而“科学”就是“真知识”,从这一点讲,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也就是我们求学的态度和精神。求真知的精神古而有之,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胡适先生在他的治学之道中就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的治学精神,不愧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产生“科学”,就是在近百年里中国在科学的大发展中也只能充当配角,尤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培养出一个思想文化大师。原因是复杂的,但可以归于科学精神得不到弘扬的结果。

  

   首先我们可以从胡适先生提到的“龟兔赛跑”的故事中找到答案,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拼命的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子。喊出了“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的口号。国人太过聪明,文化人在追求学问上放弃一点一滴的实践积累,总想得到“宝葫芦”,挖掘出祖传“秘笈”,而这正是抛弃了科学的精神。胡适先生对于科学方法的总结只有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也成了至今广泛流传的格言。然深入理解这句话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这句话是不能分割的。“大胆的假设”提倡了创新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科学的发展;但重点应当是“小心的求证”,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先生多次引用傅斯年这句话)这种事实上的刻苦努力。“科学”不是去“说”而是要去“做”。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真理不可徒说空话,应当考察实际的效果。我们认真阅读胡适先生的著作,回看百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感慨我们很多行为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文化的发展是受多方面影响的,尤其受制于政治制度,但作为个人首先应该去积极思考,而不是陷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聊循环中,互相推诿恰恰也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无论百年前还是今天,都需要用科学精神去审视“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吗?

  

   科学的精神在于“勤”和“认真”,是否定事物突变的,否定革命的。我们学科学、用科学,和我们追求真知是一致,求真知是要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也就是很“累人”的,这里少不了“勤”和“认真”的态度。当“科学”这一概念传入时,人们认为这是西方强盛的“秘笈”,是一把“万能钥匙”,而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反科学的,迎合了人们贪图安逸的本性,助长了急功近利情绪。胡适先生当年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就是宣传和维护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这世上没有什么“万能钥匙”,社会的进步要靠我们每个人去做出点滴的努力,不是实行什么“主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对“主义”的追求,只能导致革命。复杂的社会,庞大的国家,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达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社会出现问题,国家贫穷,也和每个人有责任。任何一个科学家创造出新的科学原理,也都是总结前人努力的结果,而个人所能做到的只有“点滴的努力”。

  

   “虚心”是科学的基本态度。胡适先生在谈到如何做学问时,一再强调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科学上的任何结论都不是轻易做出的,要谦卑,不要急于下结论。他提倡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和他提出来的科学方法中的“小心的求证”是一致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是十分丰富的,无论我们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还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谦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从动物进化哪里学到了“取胜”的重要性,学会了“炫耀”,认为这是生存之道,也就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应环境,不随环境变化而变,就会被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们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出的大自然进化规律,并不是应有的“科学精神”。强调“弱肉强食”,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注重物质享受,和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是没有胜负区分,科学的进步不是否定“对手”,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前行,“所以能看的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肩膀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难以弘扬和国人长期处于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是有联系的,人们把更多的智慧用于生存竞争,而在求学问,得真知这方面“投入”太少。“谦虚”实在是获得真知的基本素质,也是常识。

  

   “怀疑主义”实际上是和科学最接近的哲学,科学的起始点是“怀疑”。牛顿总结出力学原理,是对原有认识的“怀疑”,是对客观世界现象的重新“记录”。 “思考”不是直接对现实的思考,而是对“口里说出”的,“心里觉得” 的,乃至书本上写的,也就是对语言文字记录的“某事某物”的思考,做出对“真”、“伪”的判断,而现实是没有真、假之分的。而对“话语”没有怀疑就不会有思考,也不可能有进步。对地球中心说的怀疑诞生了日心说,对日心说的怀疑诞生更新的宇宙观……。胡适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民间谚语“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在如何做人、做事时讲“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有疑”,提到“科学精神”就是“拿证据来”。胡适先生所以重视“证据”,就是告诫大家不要轻易相信一些话语,要“先小人后君子”。因为一旦我们相信了假的“话语”,很可能遭到严厉的惩罚,不仅伤害自己,也可能伤害他人,伤害无辜。例如我们相信了有病是因为“鬼缠身”,就可能请神汉疯婆来“捉鬼”,结果有病得不到治疗,也给亲人带来伤害。人们普遍喜欢强调自己说的话,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这也是种天性吧。对自己的想法缺少“怀疑”,也是造成思想上的盲从、行为上盲动的原因。“怀疑”是思考的前提,是科学精神的“要件”。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久远的一项制度是“科举体制”,“科举”并不是完全的文化现象,而是把“文化”和“权力(做官)”捆绑在一起的现象。但这种制度从文化上讲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是不相信有绝对的“正确”,而是把“怀疑”放在第一位。科举的要害是考试;考试的要害是判断正误的“权力”。当文化和权力在一起时,文化中的“讨论”、“怀疑”、“判断”都必须看“权力”的眼色,生死攸关,有谁还敢随便表示“怀疑”吗?上演“指鹿为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此时还能顾得上什么“科学”,什么“学问”,什么“文化”吗?考试的确是学校实施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但都是限制在某方面(专业)狭窄的范围里,是在比较成熟的科学科目里,因为这时重要的不是发展,而是学会。故而“考试”应该主要运用在科学技术的使用上,法学认识上,中、小学基础学科的教学中。到了大学以上,“考试”应该会被逐渐淡化。同时在文学艺术,人文伦理等方面,“考试”是违背科学精神的,阻碍了这方面文化的发展,甚至可能被领入歧途。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元素这是得到普遍共识的,而缺少科学精神的“元凶”正是“科举制度”。今天“科举制度”早就被明文废止,但它的“幽灵”依然阻止着科学精神在人们心目中的传播,使人们缺少怀疑的能力,盲从、迷信比比皆是。让人们接受更多的科学精神无疑是教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迷信、重视考试的教育让人们失去“科学精神”,考试的要害是打着“公平合理”的幌子来制造不公平,让人们接受“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下面以“高考”为例来证明我们的判断。

  

学子参加高考,得到一个“总分”。而这个“总分”就是直接违反科学基本常识的,“加法”必须是相同事物,把不同学科的考分加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是作为学子综合素质的考量,则只能是个“大概”,如何又能以此确定出“分数线”呢?把一个大概的“东西”当成“标准”,严格执行,这能是科学吗?学子因为这个“反科学”的分数进入高校,又如何能坚守“科学”呢?!如果认为上大学一定要参加考试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有限,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虽然还谈不上物质“极大丰富”,但由于信息科技的极大发展,任何人要得到教育资源是没问题的,社会完全可以满足任何人上学的要求,出现的问题只可能是个人经济生活问题。但实际上是你要上大学,必须参加高考,相当多的学子会被限制在大学门外。这是在“有教无类”吗?这是在尽可能传播知识吗?“假作真时真亦假”,高考在中国受到极端重视,并不是为了求真知,也不是为了科学的传播,也不是为了挑选最佳学习者,而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展示“权力”,给“人”划分“等级”,给制造的不平等现象寻找理由。社会需要的“人才”从来都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去产生,哪里能制定什么“统一标准”呢?!“科学”从上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遭到“异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口号下,“科学”让位于“革命”;在和平建设时期,又做为划分“等级”的工具。百年来“科学”成了权力的“奴婢”,失去了自身的“纯洁”。无论是实际的科学工作者,还是从事和科学紧密相关的教育工作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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