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6-11-20 2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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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关键词】生活儒学;生活的儒学;儒学的重建

  

   一、缘起

  

   最近,笔者出席了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①],因为在韩国儒家的话语中,“儒教”(??)与“儒学”(??)在用法上通常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会议的主题其实就是“生活儒学”。对此,笔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笔者十多年来建构的儒学理论正是“生活儒学”[②]。

  

   但是,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儒教”与“儒学”却是涵义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③] 所以,成中英先生在会议开幕的主题演讲中明确区分了“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④] 笔者本人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儒学”与“儒教”的区别。[⑤] 不过,此次会议本身并没有“生活儒教”和“生活儒学”的区分;韩国儒教学会会长金圣基教授在会议最后的致辞中,用汉语称笔者为“‘生活儒学’的先行者”,他所说的“生活儒学”就是指的会议主题“生活儒教”。

  

   此次会议另外一处未加区分的地方,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生活儒学”。这是本文将要详加辨析的两个概念。众所周知,“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其中,台湾地区的代表是龚鹏程教授,大陆地区的代表就是笔者本人。[⑥] 此次会议以“生活儒学”为主题,标志着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生活儒学”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或者说正在国际化。不知是否出于主办方的有意安排,在这次会议上,龚鹏程教授做了会议开始的主题发言,而笔者做了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

  

   成中英先生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提到“山东有学者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⑦],即是指的笔者本人的“生活儒学”;但笔者的“生活儒学”远不仅仅是提出概念,而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生活存在论”或“生活本源论”;[⑧] 作为形上学的“变易本体论”;[⑨] 属于形下学的“中国正义论”[⑩]、以及“国民政治儒学”[11];等等。正因为如此,笔者的“生活儒学”被列为“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六家之一[12]、“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十家之一[13]。

  

   本文之所以要辨析两种不同涵义的“生活儒学”,是因为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为此,本文称龚鹏程教授的生活儒学为“生活的儒学”(Confucianism of Life)(这也是龚鹏程教授自己的叫法)[14](此次韩国会议的主题“?????”汉译为“生活中的儒教”亦属此类),以区别于笔者的“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15]。

  

   二、“生活的儒学”及其问题

  

   龚鹏程教授“生活的儒学”的基本宗旨,是“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16]。这显然是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批评,认为他们仅仅将儒学视为“生命的学问”[17],而忽略了“生活”。而“生活的儒学”则主张:

  

   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复活起来…… [18]

  

   显然,这样的“生活的儒学”是指的既有的儒学在现代生活实践中的应用,就是把现成的儒学运用到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此次会议的论文,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生活的儒学”或“生活中的儒学”,并表达为这样一些措辞:“活用”、“现代活用”、“激活”、“活性化”等。

  

   但是,这样的“生活的儒学”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1、这里所谓“儒学”,究竟是指的怎样的儒学?那是孔孟的原典儒学,还是帝国时代的儒学,或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19],或是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20]?

  

   众所周知,儒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自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21],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儒学,而同一时代亦有不同学派之儒学。因此,所谓“儒学”岂能一概而论?如果承认儒学乃是“周孔之道”而从周公算起,那么,历史上存在过宗族王权时代的儒学、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孔孟荀的儒学)、家族皇权时代或者帝国时代的儒学、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包括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22]

  

   那么,面对儒学的这些不同的历史形态,我们究竟应该“活用”哪一家、哪一派呢?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还是汉代经学?更根本的问题是:选择的标准何在?这些问题,都是“生活的儒学”无法回答的。

  

   2、既然儒学需要“激活”、“复活”、“恢复”,那显然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也就是宗族时代(王权时代)或家族时代(皇权时代)的儒学。然而,这样的儒学能够照搬到今天来吗?

  

   他们所谓“儒学”正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因为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是无所谓“激活”、“复活”、“恢复”的。但是,这样的前现代的传统儒学,今天能够、或者应当“激活”、“复活”、“恢复”吗?下面简要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的儒学,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建构一套形上学,来为一套形下学奠基。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所有哲学形而上学的共同的基本架构:设定一个唯一绝对的“形而上者”,用以阐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且以宋明理学为例,其形而上者就是心性天理,其形而下者就是帝国时代的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样的传统儒学,可称之为“帝国儒学”。

  

   (1)帝国儒学的形下学,其基本内容是皇权时代的一套伦理政治规范及其制度,其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试问:今天的中国还应“激活”、“复活”、“恢复”这样的东西吗?

  

   不幸的是,今天确有一部分儒者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试图“激活”“三纲”[23]:

  

   他们“活用”“君为臣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皇权、专制主义。他们试图重新抬出一位君主、或者某种变相的君主。为此,他们反对自由、民主,鼓吹某种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借传统儒学“家国天下”的话语来鼓吹某种帝国主义。

  

   他们“活用”“父为子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父权、家族主义。为此,他们鼓吹所谓“孝道”,号召诵读《孝经》。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种伦理性的“孝道”政治化,大讲所谓“国父”[24]、“国母”。他们有意无意地鼓吹《孝经》的主题“移孝为忠”[25],忘记了原典儒学的原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26]。“孝”本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一种本真的情感,却被伦理政治化;“移孝为忠”乃是家族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原则,所以专制君主总喜欢侈谈“以孝治天下”。“激活”这样的传统,意图何在?

  

   他们“活用”“夫为妻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夫权、男权主义。他们反对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试图以这种传统儒学来“安顿”现代女性。[27]

  

   以上分析并不是说传统儒学的所有内容都过时了,而是说传统儒学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是说:这种帝国儒学曾经适应于前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却绝不适用于现代性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2)帝国儒学的形上学,历经帝国前期的汉唐儒学、帝国后期的宋明儒学两大阶段,后者尤其“精致”,不论程朱的“性即理”[28]、还是陆王的“心即理”[29],都是将“心性”与“天理”合起来,视为“形而上者”,用以解释万事万物、特别是论证帝国时代的伦理政治何以是必然而且当然的。这样的“性理→伦理”的关系,也是“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

  

   但是,这样的先验论的“性善”人性论,不仅并不被现代人接受,而且即便古代儒家也未必认同,例如著名的荀子“性恶”论、王夫之“性日生日成”论。尤其是后者,认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30],更接近于人性的真相,也更接近于笔者“生活儒学”的观念:现实的人性并非什么先验的或先天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现代中国、当今世界来说,帝国儒学整体上是颇成问题。这样一来,我们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问题:这样的传统儒学,难道应当加以“激活”、“复活”、“恢复”吗?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女性,绝大多数会持否定的态度。这也表明:“生活的儒学”的致思进路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儒学”?上文谈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中,儒学开始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以此为其形下学奠基;自那时以来,传统儒学就是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大块构成的,由此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而表述为“本-末”、“体-用”、“性-情”等等。这种“形上-形下”的架构其实也是中外普遍的现象,西方哲学亦然。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势必面临这样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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