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6-11-17 16:41:21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学现代化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关键词】儒学;现代性;儒学原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儒学现代化

  

   有一种普遍的流俗观念:儒学是一种“传统”,即是一种可以被现代人抛弃或保守的东西;换言之,儒学是一种古代的、前现代的东西。人们谈到“儒学”时,往往作如是观,而不论他们所持的是否定、还是肯定儒学的立场。唯其如此,才有诸如“儒学与现代性”这样的话题,人们热衷于争论儒学与现代性之间是否可以融通的问题,似乎“儒学”与“现代性”素无瓜葛。这种“常识”实在令人诧异:人们对“现代儒学”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竟然视而不见。而更令人惊诧的是:人们却又在那里研究“现代新儒学”之类的现代儒学。这种吊诡现象,其来有自,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并未明白究竟何为儒学,儒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基本原理已被长久地遮蔽了。为此,本文改变发问方式,即不再问“儒学与现代性”这样的“伪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儒学的现代性”,并由此发问:儒学现代性的学理依据是什么?其现实依据又是什么?其所展现的历史样态如何?

  

   一、儒学现代化的历史与现状

  

   儒学的现代性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换言之,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早已启动了。让我们先从一个逻辑分析入手,它将我们带向事实。这个逻辑就是:假如儒学本质上只是前现代的东西,那就不会有现代性的儒学形态的存在;然而下述事实告诉我们,确确实实存在着现代性的儒学、或儒学的现代形态,这就表明了儒学确实具有现代性。为此,我们首先讨论儒学现代化史,因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历史进程乃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历时显现,儒学的现代性就展现在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我们讨论几种最典型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一)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

  

   谈到现代性的儒学、或现代儒学,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无疑是一种典型。作为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形态,现代新儒学内部尽管存在着若干差异,却有一个突出的共性,那就是儒学的哲学化,谓之“儒家哲学”。[①] 这种理论形态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②],而确实是儒学本身的一种现代形态,亦即现代的“中国哲学”。按有的学者的说法,标准的现代“中国哲学”其实就是“清华传统”的两系,即冯友兰一系和金岳霖一系;[③] 那么,冯友兰的“新理学”尽管汲取了西方新实在论(neo-realism)[④],却是“接着讲”的程朱理学;[⑤] 金岳霖的“道论”尽管汲取了西方逻辑学的方法,但其所论也是中国学术的本体之“道”。[⑥] 其实,其他的现代新儒学也是标准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其中最大的一系即“熊-牟”一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尽管汲取了佛学唯识论和叔本华意志论(voluntarism)[⑦],然而“毕竟归本《大易》”[⑧];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尽管汲取了康德哲学,但其实也是“接着讲”的儒家心学。总之,它们都是儒学自身的理论形态。假如以为一旦汲取了外来因素就不再是儒学了,那么,宋明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了,因为它也汲取了外来因素,亦即佛学;但人们都承认宋明儒学乃是货真价实的儒学,可见“汉话胡说”之类的逻辑不能成立。

  

   既是哲学,则必定采取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共同的基本架构,即“形上-形下”模式,亦即用唯一绝对的“形而上者”来阐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这就是说,哲学既有形而上学的层级,也有形而下学(post-metaphysics)的层级。[⑨]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来分析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

  

   1、现代新儒家形下学的现代化

  

   形而下学通常包括两大领域:广义知识论,处理自然界的基本问题,[⑩] 为科学奠基,略对应于中国古代所谓“物理”;广义伦理学,处理社会界的基本问题,为政治哲学奠基,略对应于中国古代所谓“人伦”。

  

   就这两大领域而论,现代新儒学具有明确的现代性,那就是旗帜鲜明地诉诸“民主与科学”。按照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和徐复观《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说法:尽管“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11] 因此,现代新儒学的基本诉求就是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从儒家的心性之学开出现代的民主与科学,即牟宗三所说的从“道统”开出“政统”与“学统”[12]。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政治哲学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是今天所谓“大陆新儒家”未能企及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公认的中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不仅译介了大量宪制文献,还亲自拟定了几部影响深远的宪法草案;尤其是他所设计的“四六宪法”,被公认为中国制宪的一个典范。他那里所存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形下学未能足够充分地与其形上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其形上学“新宋学”也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版本。[13]

  

   2、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的形下学,有其形上学的基础,这就是所谓“开出”的涵义,即哲学上所说的“奠基”(foundation-laying)[14],由此才能形成“形上-形下”的哲学系统架构。学界经常有人批评现代新儒学“内圣开不出新外王”[15],其理据之一是:前现代的形上学怎么可能开出现代性的形下学?两者根本不能接榫。这是误读了现代新儒学的形上学,以为那只是前现代的、“传统”的心性之学。其实,现代新儒学的心性之学,绝非古代传统的心性论,而是一种现代化的形上学,即已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例如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本体界的存有论通过“智的直觉”证成“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现象界的存有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进而开出“政统”(民主)与“学统”(科学),这哪里是古代儒家的心性论?它其实基于康德的基本观念架构“现象与物自身”[16],而康德哲学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至于现代新儒学究竟为什么“内圣开不出新外王”,那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二)帝国时代后期的儒学现代化

  

   其实,儒学的现代化并非到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那里才突然出现,这个历史进程早在中华帝国的后期便已发轫了。从秦朝到清朝的中华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转折点是在唐宋之际:自秦汉至隋唐是中华帝国的上升时期(至“盛唐气象”而达到颠峰),儒学的主流是帝国儒学的缔造与完善,其经典标志是《五经正义》[17];自宋朝至清朝是中华帝国的下降时期(尽管其间也有“中兴”),儒学的时代性质与倾向发生了分化,其经典标志是从“五经”体系(及“十三经”体系)转换为“四书”体系。[18]

  

   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儒学史”之类研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儒学的历史往往被叙述为一种脱离生活的纯粹概念游戏,而无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遮蔽了生活方式的演变与转换在观念中的反映。有鉴于此,我们才提出了“重写儒学史”的问题。[19] 例如既有的所谓“宋明理学”研究,我们几乎看不到渊源于市民生活方式的现代性观念。然而事实正相反,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观念中反映出来;宋明以来,工商经济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发展,必定在儒学的观念上有所反映。这正如标志着西方观念现代化转型的“文艺复兴”,乃发生于中世纪的后期。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所谓“内生现代性”(inherent modernity),即:现代性并非近代才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性现象;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能影响于中国的,只是现代化模式的细节,而非其基本的历史走向。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下述儒学现象:

  

   帝国后期的儒学,大致分化为两种趋向:一种是“守成”的儒学,即帝国儒学的进一步精致化,其典型是宋代的“理学”,其根本特征是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而其所谓“天理”“道心”实质上是帝国伦理政治规范的形上学化,戴震斥之为“以理杀人”[20];另一种则是“开新”的儒学,即儒学的现代转换,其典型是明代“心学”当中的一些思潮,其根本特征是以心为本、以人心为天理,个体及其本真生活情感得以彰显。

  

   当然,心学的情况颇为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就王阳明本人而论,其形下层级的伦理政治哲学,仍然在致力于维护帝国时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然而其形上层级的以心本体取代性本体(由个体之心来体证天理),确实开启了儒学走向现代性的可能,所以才会出现王门后学中的儒学现代化倾向。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其思想观念颇具现代性。王艮作《明哲保身论》,倡言“爱身如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1] 而其所谓“身”即个体自我,乃是家、国、天下的根本价值尺度:“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22] 这显然与前现代的家族主义、君主主义价值观大相径庭、乃至背道而驰。这种心学传统不仅开辟了儒家形下学的现代性道路,例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23] 而且开辟了儒家形上学的现代性道路,例如王船山对儒家传统的先验人性论的批判[24]、戴震的直接视人情、人欲为天理的思想[25],如此等等。

  

   (三)21世纪大陆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学现代化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15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