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5-08-26 10: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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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从周扬的“两面派谈起”

   “文革”期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出版物上,刊登有大量的文艺批判文章。今天看来,有点“学术含量”,还值得一读的,是1967年初由姚文元署名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所以说“署名”,是因为大约自1965年11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包括《评“三家村”》等,应该都是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支持下的产物。“文革”期间,中宣部被毛泽东点名为“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虽然周扬从未当过这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部长,却是实权人物;所以,对“阎王殿”的批判,他自然是矛头所向。

   如果不太介意文章中种种政治恶名和暴力性语言的话,那么,提供的资料线索,某些分析,还是能从中受到启发。至少是可以见识这个时期文艺界冲突争斗的线索、方式、依据。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政治斗争中,“道德”审查显然占据重要位置。读过之后,你可能对“正确路线”与周扬为代表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分歧不甚了了,但对诸如“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掩盖真相”,“顺风转向”等等的道德劣迹的描述,却印象深刻。可能作者也意识到,“两面派”这样的“道德”指控,比另外的理论分析更有力量。这里有点奇怪的是,周扬是因为“政治”问题落难的,但“罪名”却使用了“两面派”这样的“道德”词语。

   这种道德指控,其实不始自“文革”,从50年代或更早的时间里就存在。只要翻检“当代”文艺批判资料,就可以频繁碰到诸如“虚伪”、“露出原形”、“暴露真面目”、“剥去伪装”、“揭开骗局”等等的语词;以至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当代批评家存在普遍性的人格问题。50年代批判胡适、胡风,“虚伪”,“露出原形”就是常见的批判用语。1957年陈涌成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学得了胡风的诡辩术”,善变,“声东击西,口是心非”;说他1955年批判胡风,可1956年却是胡风的共鸣者(指他写了《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在反右运动中秦兆阳的罪名,也是“不老实”,“公开一套,暗里一套”。说他用真名字写论文、小说,“口口声声讲社会主义”,用笔名(何直,鉴余)写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小说(《沉默》),却反对社会主义精神;以编者(1956年他在《人民文学》主笔政)的身份修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加强了小说的消极因素,又以批评家的身份批评王蒙,指责的正是他所修改的地方。他的“不老实”的另一证明,也是1955年写文章批判胡风,可刚过一年,又宣扬了曾被他批评过的胡风的文艺思想。 在1950年代,对冯雪峰、徐懋庸、黄药眠、钟惦棐、萧乾等的批判,也都突出他们的“伪装革命”、“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见风转向的“两面派”形象。1958《文艺报》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的“再批判”,编者按语(毛泽东修改、撰写)也特别在他们道德问题上做文章,称他们40年代初在延安写的“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后来“文革”期间对邓拓、吴晗的攻击,也如出一辙。

   这种关注、论述方式,相信与那个时期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以及文学的道德承担的信仰有关。不少作家,批评家,都有掌握“客观真理”,并为捍卫这一“真理”而奋斗的激情。不管是坚守的秉持还是一时的幻觉,至少从表面,姿态看,都愿意成为在实现理想之途勉力分辨真伪的道德主义者。在涉及与辨明“真相”和“真理”的道德问题上,他们的言辞、表情常常峻烈凌厉。他们也明白如何能打动读者(听众)的心。因而,当年人们在这样的真诚、凛然的言语面前,要对被谴责的对象不鄙薄,不愤怒,大概不太可能:

   ……她只记得自己是一个女人,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左翼作家,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冯达养病时丁对他的照顾是很好的,据说在他的床前经常都有鲜花。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伏契克这出戏……当那个革命者在监狱中看见那个过去的爱人现在的叛徒时,她给了他一个多么响亮的耳光。我还记得,丁玲同志曾经写过信给吴雪同志称赞他扮演的伏契克,我不知道丁玲同志看到这个场面,她心里有什么感想。丁玲今天还口口声声说她是有25年党龄的党员,难道她在南京与叛徒特务同居的三年,也能算是共产党员吗?

   于是,你会容易认同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因为她曾经对党不忠诚,而且后来隐瞒这种不忠诚,因此,她就可以继续不忠诚,而且迫不得已要继续不忠诚,因为她只好用后来的很多不忠诚来掩盖过去的不忠诚。”这种“真相”揭露和道德审查所产生的冲击力,在批判运动中常常起到“杀手锏”的效果,这已经为众多的事实所证明。例子之一是,1957年6月至9月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对丁玲的“不忠诚”的揭发,对陈企霞与柳溪“隐私”关系的揭发,以及对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分裂左翼文艺界”的揭发。8月14日事先精密准备的揭发冯雪峰的长篇发言,成为这次长达三个多月的会议的“最震动会场”(冯雪峰语)的“爆炸事件”(许广平语)。因为曾是鲁迅、许广平的“老朋友”,却“蒙蔽、欺骗”鲁迅,这一事实让会场上的许广平十分激动,“哭泣着”站起来当面痛斥冯雪峰“是一个大骗子”。不过,到了1966年周扬、夏衍等沦落为“文艺黑线头目”之后,许广平的关于“欺骗鲁迅,损害鲁迅”的愤怒,便转投到周扬,夏衍他们的身上。

   道德作为权力工具作为一种道德尺度,真实、真诚等自然不是无足轻重;无论是从个体品格,还是从维系社会关系上看,都是如此。但在回顾“当代”文艺史时,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的道德指控者,他们使用的却也常是不那么“诚实”,甚至可以说也是“两面派”的手法。譬如,丁玲的历史问题明明已有结论,却在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坐实她的叛变自首的罪名,施以“不忠诚”的道德谴责。在对丁玲的批判中,还采用了以作家思想言行来解释她所写的作品人物,又以对人物的阐释反过来构造作家形象的循环互证。因为说丁玲是个人主义者、变节分子和反党分子,便说她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是极端个人主义、变节和反党,接着又将这些人物与其创造者画上等号,来进一步落实先定的丁玲的罪名,得出“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名字”的结论。这种分析方法,不说不道德的话,也可以说有点不厚道。

   又譬如,周扬等明明没有看原稿,却说已经到鲁迅博物馆看过,信誓旦旦说鲁迅答徐懋庸信是冯雪峰所写,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用来证明冯雪峰的蒙蔽鲁迅,分裂左翼文艺界。明明对冯雪峰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秘密召开过多次会议,商讨批判内容、步骤、方法,特别是布置夏衍做有重磅炸弹效果的发言,组织30年代左翼文学界人士表态呼应等。可是在和冯雪峰谈话时,却说“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说“批判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外党内都有人有意见”;本来准备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总之,斗争冯雪峰似乎是迫不得已,非他们的所愿。待过了若干年,1966年周扬等成为批判对象的时候,新崛起的批判者(江青、姚文元)采用的,也是断章取义,任意编排,引申发挥的方法。当然,“文革”过后,当年“真理化身”的姚文元,也获得了两面派,“披上革命外衣”的评语。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向“不老实”,“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的权力地位失去,站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批人。这种道德“恶名”,原由周扬等加诸丁玲、冯雪峰,不久就落到周扬他们自身。而当初道义凛然的姚文元,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的吊诡,也许可以用“悲喜剧”来描述,但用一个俗语可能更为恰当:剃人头者头也被人剃。

   这样说,并不是说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些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参与者),在不同时期被冠以“两面派”名目的各式人等,他们的思想品格没有贵贱、美丑之别。而是说,“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不仅牵涉个人的修养品行,它如何被有效地当作一种权力工具使用,是更重要的关注点。

   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讨论了“真诚”的起源所涉及的社会环境问题。他指出,“真诚”的问题只有在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之后才会出现。因而,“一旦研究真诚问题,我们就要涉及公共意见甚至政治考虑”。在“真诚”的评价标准上,他说至少涉及这样的问题:进行评价的人是否真诚;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这些,都与社会环境,社会体制紧密相关。从上面引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在“当代”,当道德评价要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的时候,办法之一是尽量掩盖道德的社会环境因素,将道德问题孤立化,与社会体制分离,将之看作是对个人品格的审查和追问,并以此建构道德绝对主义的评价趋向。

   1957年,徐中玉在《文艺报》中说到“当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当教条主义还很吃香的时候,他的文章里不仅充满了教条,也积极支持过各色各样的别人的教条主义;当粗暴批评还被当作“原则性强”来看的时候,他不但写过许多粗暴之至的文章,并且也曾实际鼓励了这种敌我不分的风气。……接着情况变了,教条主义终于被揭露为马列主义的大敌,敌我不分的粗暴批评终于被斥为严重的错误,人们大概就会这样想,这种人现在总应该检查一下,坦白那么几句了吧,然而不然,他却又在大写其痛骂教条主义和粗暴批评的文章了。真所谓摇身一变,仿佛他过去什么文章,什么话,什么事都不曾写过说过做过一样。

   没有原则的转向、摇摆,见机行事,自然是遭人嫌弃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普遍产生,却不能仅从个体素质上得到解释。费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就委婉地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的号召所表现的矛盾,犹豫,摇摆,重要原因是对权力可能深藏的谋略,预设的圈套担心。他关注了某种与道德相关的心理现象与行为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不少“不真诚”的,或“两面派”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强者基于对地位权力的觊觎争夺,还是弱者迫于压力,为保护自己而选择心口不一,都存在着应该深入考察“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的空间。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有时个人连“置身事外”的“边缘化”也不能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追究“真诚”,是有点过分。1955年,中国作协内部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时候,不得不参加会议的陈翔鹤就有这样的无奈感叹:

   (陈翔鹤)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遭怨憎’。”

这种无奈,在他后来写的短篇《陶渊明写“挽歌”》(1962)中,也可以真切感受到。就是说,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语言”。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从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这个问题,涉及解析“目的”和“手段”那恼人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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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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