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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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疴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时隔仅仅一个星期,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同志领导。万里同志在会上提出:让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边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由此,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教育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现实的教育实践弊端在哪里?造成这些弊端的体制根源是什么?改革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改?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从哪里做突破口?怎样抓住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也是文件必须回答的。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讨论了教育部关于教改问题的汇报提纲。此前的11月6日,万里同志和我找教育部同志就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一起商议,请他们认真准备一个提纲,向书记处汇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汇报提纲没通过。耀邦同志说,如果作为文件的框架,汇报提纲主要问题没抓住,显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旗帜不够鲜明。他说,关于教育改革,这次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所谓“纲领性”,就是要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洁。他强调说,教育改革是中央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搞文件就是抓大事,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时间宜早不宜晚,工作要往前赶。

这次书记处会表明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文件的明确要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迫,容不得再迟疑拖延。于是我把手头工作排了排序,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研究制订教改文件上来。

我首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对当时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战后德国、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验做了些考查了解,然后,我决定自己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11月20日,我带着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乘火车南下,第一站到了安徽,在合肥、芜湖,先后同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们座谈。安徽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在财政体制,招生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上都是僵化模式,学校没有自主权,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也缺乏积极性,内在潜力发挥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反映怎么样?我们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他们反映,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各地、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是以往分配来的不少大学生不对路,不合乎需要。政法委的同志们反映,全省公检法司系统总共近三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程度的仅占现有干部的5.8%,而学政法专业的更少,仅占现有干部的3.9%。计划到1990年要新增加2万多人,每年需增加3600多人,但目前每年最多分配二三十个学政法专业的,加上中专生,还不够自然减员的数目;律师尤其奇缺,搞经济司法的几近于空白。省计委的一位主任谈到,目前存在五大矛盾。一是需要和供给的矛盾。1984年全省上报需11万人,可供分配的仅占26%。二是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需要的矛盾,一些传统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则严重短缺。三是需要与质量的矛盾。一些专业、学科的教材相当陈旧老化,和五六十年代差不多,有的内容甚至成了笑话。四是学生知识结构上专和博的矛盾。现在是专业过窄,学工程的不讲经济,不懂资金和成本构成;学经济的不懂法律;学政治理论的不懂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五是学和用的矛盾。现在的学校与社会联系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更少,以致有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基本建设的程序名词都不懂;学文科的某些学生,古今中外这诗那词背得很多,参加工作后连个报告都不会写,一个文科大学生出去调查,回来三个月写不出来一份调研报告。

安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教育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不好还会拖后腿。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1月24日,我们从安徽到达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进行调研考察。江苏和安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江苏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由于体制原因,形成条块分割,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资源极大浪费。江苏地处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这就使得江苏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和更紧迫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苏州市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设一个职业培训体系。全市已普及初中教育,毕业生约75%升学,在升学的部分中进普高与职业中学的比例达到1∶1,这个比例无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高的。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半培训进厂当工人,职业中学学生经过两三年培训当技工,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经过三年培训当技术员和高级技工。这样一个培训体系,使全市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江苏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德国(当时的西德)的职业教育。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出访西德,那里的人告诉我:在德国,仅凭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社会不仅看文凭,更要看你能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博士文凭不一定比职业教育文凭更值钱。从江苏的实践看,加强职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建设所必需。

11月27日,我们从江苏转赴江西。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尽管建国后老区面貌有很大变化,但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宁冈县,1983年全县人均年收入才190元。与此相对应,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中小学的状况,条件相当艰难。我们考察走访了一些山村小学,相当一些学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校舍破败,少门缺窗,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学生的课桌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真的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了令人心情沉重。教师待遇也很可怜,拖欠工资十分普遍,有的教师几乎自己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完全凭着良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江西的情况有特殊性,但问题有普遍性。

12月2日,我们又从江西南下广东。广东属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城乡经济改革的推动,教育改革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东高校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需求激增,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不拘一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电大、夜大、函大,还有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广东人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突破一些体制障碍,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这一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是冷静的比较和探讨,有时是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们一般把行程安排在白天座谈、考察、参观,晚上乘车赶路,在火车上就白天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消化、议论、归纳。经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就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调研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领域里还残存着“文革”遗毒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据统计,当时职业学校在高中教育阶段中的比例不到10%)。在教育思想上,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又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唯学历、唯文凭,盛极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高校里,较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师范教育不受重视,在广大农村,特别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数量少,条件差,师资缺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财力窘困,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不足,经费奇缺,另一方面,投入的经费效益很差,造成事实上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当时,全国4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2.3%,三级工以下的占70%),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协调、需要统筹的事情却又因条块分割,无人问津……

另外,就全社会而言,特别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劲头都很大,真正把教育事业提到现代化建设战略地位高度,从认识上到行动还远未到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的问题也没解决,这就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留不住,等等。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民族,有过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水平,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又是一个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远不适应的状况,如不改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受到影响,又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广大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和空前的积极性。在调研中,许多教师、校长、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常常和我们交流讨论到深夜,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书面报告和建议。

回到北京,我将调研情况以及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经过梳理,于12月22日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重点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很重视。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圈阅了报告。赵紫阳同志12月27日对报告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有了政治局常委原则上的肯定,我们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抓紧对文件进行构思布局。

1985年1月8日,即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后一个星期,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再次听取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正式敲定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宗旨以及框架结构。耀邦同志强调,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改些什么,怎么改,这些道理在文件中一定要讲清讲透,其他次要的,零零星星的就不讲了;制定文件要着眼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写上了就要落实,定下来就要干。

3月16日,领导小组再次开会研究讨论。就在这次会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得以拍板定案。会议确定,必须狠抓基础教育,要把在全国城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战略任务,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要在中央领导统筹之下把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简政放权,改变过去对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制度,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要增加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同时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要鼓励和指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会议确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教育事业。会议还提出,办教育也要纳入法治轨道,要考虑研究教育立法问题。

为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进度,一月中下旬,文件起草小组加强和充实力量,把曾经参与起草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几位同志也调进来。充实后的起草小组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和几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精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写出了第五稿。根据书记处决定,将第五稿作为一个讨论稿,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还专门征求了人大常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4月份,文件起草小组汇集了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对第五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三百份),连续修改三次,形成第八稿。

为了借鉴吸取外部经验,增强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小组在美国先后访问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吸纳了他们的意见,改出第九稿。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5月5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同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这次大会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讲话。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富有成效。分组讨论时,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领会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还对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月19日,小平同志到会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同志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这些话,如高天裂帛,振聋发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教育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意义讲得如此透彻,如此鲜明,如此精准,从未有过。正是小平同志这篇经典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也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同志倍受鼓舞。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全国各地迅速行动,纷纷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改决定的具体措施。教育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犹如春潮涌动,呈现出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迈出了历史的新步伐,国家的面貌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时指导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文件,是受限于那个时代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其是非功过也应由时间和实践去裁定。今天,重新回顾那个文件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也许只算得大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短短的插曲。我有幸参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可能算个项目负责人或者说施工小队长吧。当时付出的辛苦和劳作也不足为道,只是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有几点感悟,让人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第一,国之命脉,端在教育。一个执政党在谋划整个民族振兴之计的时候,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由中央制定文件来推动,来促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把事关全民利益的教育视为千秋基业,国脉所系,扎扎实实地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把这叫做“远见卓识”,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中央文件,《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要求。目标方向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路”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制定的那个文件可能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修正、完善、补充,但那时对教育地位、意义的认识,今天看也还是很到位的,当时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即使今天来审视,我以为,中国教育的关键,仍在体制;中国教育的前途,仍在于改革。

第二,开放、民主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极为周密审慎和民主开放的。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比如讨论教育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尽可能做到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在正式决定之前,认真收集、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和声音。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一文件的,约在一万人次以上。说文件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是套话,也不是谀词。那时候,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是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大量的功夫和精力是用在调查研究上。老实说,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智慧、胆略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总是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己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书记处讨论问题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面争执。当然,这种局面更多的是靠主要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风范来维持的,尚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

第三,执政党的历史担当。记得在教育大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最后讲了一段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话,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这段话,已经超出了对教育改革文件的评价,而是对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那一个时期总体工作的褒奖和肯定。当然,这个话也不是随口而出的。以我个人的体验,当时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历史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的推动民族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民主、走向进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时代的大考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道义担当和责任禀赋,刚毅品格,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求实精神,使我至今想起还怦然心动。这一点对于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吸取和传承价值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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