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D.卡普托（John D.Caputo）[1]著 吴三喜[2]译

一

　　 在《存在与时间》的一开始海德格尔就描述了他的工作的总体纲要。存在的问题已然萎靡，只有通过向其在可以发此一问的存在者那里的起源（Ursprung）的回返才能重被振兴。存在之问题植根于这样的存在者之中，这种存在者问道：

　　 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3]

　　 “Dasein”（我们将保留而不翻译这一术语）乃是对其来说存在成为问题的存在者。Dasein不是简单的现成存在（vorhanden），而是返回其现成存在并将其置入追问之中，因而这就建立起将Dasein作为追问存在的出发点的优先性。然而大约三十年之后，在其《根据律》（Der Satz vom Grund,1957）中，海德格尔的Dasein观念看起来经历了一次转变。他引用十七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诗人安格鲁斯·西勒修斯（约翰·沙夫勒：1624-77）的诗作：

　　 无意

　　 玫瑰无意；它盛开

　　 因为它盛开；

　　 在人们面前，

　　 它不思量自己，也不问询。[4]

　　 并且为其附加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解释：

　　 这一言说中之未说——所有的事情均依赖于此——乃是：就其本质中隐匿最深的根基而言，人唯有当其以玫瑰那样的方式——无意——而在时，他才首先真正地在。[5]

　　 在此我们得知，其优先性在于提出存在问题的存在者当其悬置它的追问并让存在在之际方抵达它饱满的存在。存在不再是问之所问，而是对它（Being）在与它是其所是的公开承认。因而在海德格尔1962年的讲座“时间与存在”之后的讨论中我们看到：

　　 与之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就谈不上历史的某个何故（ein Warum）了。只能说如是实情（das Da?）——存在历史如此这般的实情。所以在《根据律》这个演讲中，海氏引用了歌德的格言：

　　 如何？何时？何地？——诸神依然沉默！

　　 你恪守缘起之因，而不问为何之故？[6]

　　 海德格尔关于我们加以关注的追问的观点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相反它意味着一次动摇Dasein所有本质结构的巨变。在早期文本中，Dasein的追问能力常常与其自由相关。对于Dasein而言，去“追问”意味着去打破存在者加诸其身的束缚，克服它们的现成存在的沉重以及经受无有的可能性。[7]这正是海德格尔在《论根据的本质》（Vom Wesen des Grundes,1929）中当其说到追问起源于“超越”和超越就是自由时所要表达的意思。[8]Dasein不是浸没在构造世界的存在者的联络中。恰恰相反，通过追问存在的意义，Dasein方将联络整体作为整体带进视野中。唯有Dasein超越它的世内牵绊，决然地将其注意固定于存在本身的意义而非世内存在者之上，本真的追问才始有可能。在所有真实的发问之中海德格尔强调决断和愿知的作用：

　　 然而这种真实的发问处于一种愿知（Wissen-wollen）中。愿，这绝不是单纯的希望和欲求。希望知的人，看起来也在问，但他不会超出只是说这个问题的范围，他恰恰是在问题开端处止步。发问就是愿知。谁愿，谁将他整个的存在置入意愿中，他就在决断。[9]

　　 相应地，在其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不仅重新考量发问的地位，而且也重新考量意愿的地位。他在《关于思的对话》（Gelassenheit[10]，1959）中提到，本真的思悬置意愿；[11]它是无意愿。思应该仅仅保持向存在“敞开”，并且应为在其中它将自身公开给人的先行做好期备。Dasein既不应寻求也不应发问，它只需等待（G，37）。康德被指认为一个在他那里思考即意味着意愿的哲学家，他关于意识的“先验”观点曾给海德格尔的早期工作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通过这一指认海德格尔意在表明：在康德那里存在要服从理性思维的范畴与命令，因而也即要服从思维着的主体的“要求”——或“愿望”。所以海德格尔将这种作为意愿的思维称为“主-体-性”（Subjectit?t）。

　　 然而如果Dasein必须停止发问和意愿，那么对于Dasein的“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本真性”就很难说还会剩下什么。拉茨洛·费尔曾怡（Laszlo Versenyi）教授——在他的《海德格尔，存在与真理》中对海德格尔进行了富有教益和穿透力的批评——把这里的困境总结为：

　　 ……以前一度被称为本真性生存的东西——生存作为对存在的关心和理解，最终作为对自身根基的自我定向的关心、无休止的寻求和追问——将不再如此。因为一旦追问Dasein只能接收到诸神的沉默，因为存在仅仅在着而不予答复，也即忍耐和持守，人在面对这样的终极的和无根基的沉默时也不得不忍耐。放弃他的“生存”特性，他不得不将自身归属予根基，跃入深渊，参与存在之嬉戏，在存在的嬉戏中真理将自身作为神秘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不再追寻而只是等待。

　　 并且更一般地：

　　 在《泰然让之》（Gelassenheit）和《根据律》（Der Satz vom Grund）[12]中，海德格尔继续修正他在BT（SZ的英译简写——译注）中对Dasein的过分强调，由此赋予Dasein以坚固的根基，这一根基是生存论分析的自我奠基的努力所抵达不了的。但是海德格尔意欲在他的书写中引入平衡的最后企图被证明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景：它们用这种效果过分弥补《存在与时间》的缺陷，最终，《泰然让之》和《根据律》对生存论分析的结果不再是弥补，反而成了断然的拒绝，海德格尔的运思（从BT到SG）不再能被视为内在一致的平衡性整体。[13]

　　 虽然拉茨洛·费尔曾怡教授澄清《存在与时间》和《根据律》起码提供了关于人的不同解释。然而，我们这里的观点将表明与这两种立场之间明显的不同相容的是它们之间的共属一体，这种共属一体虽然独特但却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够确认这种共属一体的特性，那我们就将能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故而，我们将追问：在发起存在问题中获得其存在的Dasein与应该像玫瑰那样“无意”地生活的Dasein之间是如何相互共属的？

二

　　 在《存在与时间》中，Dasein的本质在于将它的存在问题化。不具有Dasein特性的存在者具有“凝滞性”，因为对于它而言没有什么是可加以追问的，包括它的“何时”与“何地”。然而Dasein则自我奠基并道语着这种根基的不稳定性和可追问性。在沙夫勒的诗作中提到的玫瑰会被视为对早期海德格尔的Dasein之所不是的恰切解释：

　　 玫瑰无意；它盛开

　　 因为它盛开；

　　 在人们面前，

　　 它不思量自己，也不问询。

　　 玫瑰仅仅盛开，从不关心它的盛开之何来与盛开之何去。它没有在它的盛开与盛开之根基之间制造距离。玫瑰是静固而丰富饱满的。它从不追问，而是静静地“存在”（是着）。玫瑰解释着早期海德格尔称之为“existentia”——传统存在论中僵固的不透明的物体——的东西，而不是“Existenz”。与此相反，Dasein不是不透明的而是“澄明的”（Lichtung），在此澄明中存在“闪耀着”（lichtet）。Dasein将存在带到亮处，因为只有在Dasein中存在才被思索、言说并成为探问与沉思的对象。Dasein乃是存在在其中拥有场所的“敞现”。在这个意义上玫瑰代表着“趋暗”和“趋昧”（Dickung[14]，SD,71-2），因为它的存在与意义从来不是追问的对象。

　　 如此看来，海德格尔在《根据律》中将Dasein与玫瑰的盛开相提并论确实是困难的。我们将通过考察“玫瑰”在沙夫勒的诗作《格鲁宾的漫游者》——海德格尔引用的诗句就出自它——中的位置来为我们对这种相提并论的理解提供一个立足点。[15]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为理解海德格尔的前期工作与后期工作之间的统一性寻获一条线索。在沙夫勒那里，玫瑰乃是心灵的隐喻。正像玫瑰由春天温暖的温度和阳光所滋养一样，心灵则要信靠并仅仅信靠上帝的恩典与爱护：

　　 神秘的玫瑰

　　 玫瑰宛如我心；刺破

　　 肉身之乐；

　　 春天是神的助力；超越

　　 寂冷与霜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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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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