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文昭:竹内好的《鲁迅》和《鲁迅入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9 次 更新时间:2016-09-20 10: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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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文昭  


   在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被提及最多的作品大概是竹内好的《鲁迅》[1],这里无须赘言。

   以前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生、研究生还很少,那时候进入该领域的人都要首先阅读鲁迅,把它看成是由此扩展自己世界的东西(我是这么想的,或许这只是个别区域的现象)。而竹内好的《鲁迅》则被认为是应该最先阅读的,概言之,它被看成是战后所有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曾一度尝试阅读,虽然什么也不懂,却为作品的动人力量而倾倒。当然,之所以不明白,我想那是自己的问题。此后我虽然有机会多次重新阅读,也不认为读懂了。后来伊藤虎丸先生说,竹内好将“文学者”和“启蒙者”进行对比,就相当于丸山升在《鲁迅》中将“革命者”与“文学家”作对比(伊藤先生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1975)里讲述了这一观点,实际上分析稍显复杂)。还记得我听了他的话恍然大悟。也就是说,竹内好的《鲁迅》所说的“文学者”就相当于丸山升的《鲁迅》中的“革命者”,而“启蒙者”则相当于“文学者”。伊藤虎丸先生在其《鲁迅与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83)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作为‘研究’,它自然应当早已被超越,但是我立论的基本问题的框架结构却没做到超越,作为后辈深感羞耻。”字里行间应该理解为这也表明自己的“研究”已经做到了超越这样的自信。《鲁迅与终末论》这本书正是在熟谙竹内好的《鲁迅》、并以此为基础(维持其基本问题的框架结构)突破“咒语束缚”,重写竹内好的“回心”论的。

   深明事理的人不难推断竹内好的《鲁迅》已经被透彻理解了,然而最终却没能达成广泛共识。而《鲁迅与终末论》本身也并不那么容易理解。

   受到伊藤虎丸先生和木山英雄先生论考的指引,当想到从“‘多疑’的思维方式”[2]这种观点来理解鲁迅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竹内好在《鲁迅》中意欲阐明却没能够阐明的,正是这一观点。我的看法,是从与伊藤虎丸先生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竹内好所谓的鲁迅思想的根源“永远的革命”的思维构造。那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虽然我在那篇文章对此作了说明,却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竹内好在未来社版《鲁迅》的“后记”(1961)中说道:“作为鲁迅研究著作,这本书已经旧得没法用了。……而后来我自己的见解也有所深化。”在创元文库版的“后记”(1952)中他又说:“我自己在战后重读鲁迅,也写了另外一本叫作《世界文学手册 鲁迅》(世界评论社,1948)的书。在那里,有些部分理应表达出比前著更进一步的见解。”

   后来这本《世界文学手册 鲁迅》经过整理,作为《鲁迅入门》(东洋书馆,1953)重新刊行(删除了《传记》开头两章,简化了附录,附加上自己补充的注释,并且修改了印刷错误。笔者以下采用《鲁迅入门》)。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本《鲁迅入门》。想不起是哪位前辈说过:“那是面向大众的读物,无论是章法还是内容都远不及《鲁迅》”(尽管对这番话的记忆本身也不可靠),我就盲信这位前辈的话,以为如要悉心研读的话,那应该是《鲁迅》而非《鲁迅入门》(错误地确认内容是一样的),后者没有阅读的必要。同时也没有注意到上述竹内好自身的说明。

   可是就在五年前我以《回顾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为题开设专题研讨课时(直到现在),当第一次阅读《鲁迅入门》,我暗自大吃一惊:它竟然比《鲁迅》好得多,无论是内容还是章法!而我至今一直无视它,甚是羞耻。话虽如此,既然没有读懂《鲁迅》的能力反而被那种费解的文字迷住,就当然不会有能力去理解《鲁迅入门》的价值。那么即便以前去阅读,大概最终也只会仿效那位前辈,生出同样的感想吧。无论怎么说,那都不好。我很后悔。

   战前版的《鲁迅》的确因其独特而费解的文体和精神上的张力使人入迷,从而造就了众多的崇拜者,以及超越鲁迅研究界限的热心读者。毋宁说,其费解本身就生发出魅力,它给与读者这样一种感觉:虽然所说的暧昧不清,但似乎因此才有了真实的光。结果是,它把读者卷入那样的世界,即不够清晰地思考的漩涡;而一旦陷入,就难以自拔,就越发难以形成对鲁迅的独自视点。故此,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特别是其思想研究不得不就围绕如何超越或穿过面前这座高山而展开。研究鲁迅思想而不经此一搏,会被人嗤之以鼻的。结果却最终也没能突破原有框架,而被“咒语”所束缚者也不在少数。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那些鲁迅研究专家也不使用《鲁迅入门》呢(虽然现在也有人言及此事)?是为了攻下看起来更难、更为地道的《鲁迅》而花费了过多的工夫?还是结果哪本书都没能理解?因为在理解鲁迅思想这一点上,《鲁迅入门》更为深刻且较为明晰,而且就是竹内好自己,无疑认为战后的分析和理解相对成功,还不如选择这本书作为竹内好鲁迅论的核心著作。尽管如此,读者都崇拜更为费解的《鲁迅》,而与我一样无视更为明晰的《鲁迅入门》。那么到底竹内好的感受如何?创元文库版《鲁迅》以及后来的版本增加了附录,即反映战后竹内好鲁迅论的文章《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但是众多读者则把它看作理解战前版《鲁迅》的一种注释,以及对他战后鲁迅观的补充理解。也正因此,竹内好战前和战后对鲁迅理解的落差看起来并不明显。

   如此说来,就有必要说明哪里和如何更为深刻和明晰。但这是非常麻烦的工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相较之下《鲁迅》对鲁迅的理解并不充分,所以逻辑不清,缺乏一贯性。当然就像他本人承认的那样,执笔时受当时读书倾向的影响而造成的“思想贫乏”也是原因之一(自注十二)。

   姑且举个例子。讲谈社文艺文库版所附川西政明的“解说”使用起来很方便。这是使用战后文章很好的范例。文章忠实地遵从竹内好的说法,认为战后的理解深化了。文章说,一九四七年前后竹内好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对鲁迅的理解恍然大悟从而获得了正确无比的理解。当然应该说如何判断是否“正确无比”很困难,但是按照他的说法,大悟以前的鲁迅理解并不充分是理所当然的。而此大悟是围绕《阿Q正传》的理解所产生的,它关系到鲁迅理解的根本问题(参见《<阿Q正传>的普世性》1948。现收入《竹内好全集》第一卷)。文章又叙述道:《鲁迅入门》有对与朱夫人关系的新见解,也对从根本上来补充“永远的革命者”形象(《鲁迅》的结论)的“一步一步的精神”也有了理解。

   其实竹内好战后鲁迅观更为重大更为本质的变化,就在于将《鲁迅》几乎没有论及的“转换∕转身”的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用杂文进行斗争的鲁迅这样变化的鲁迅放在立论的中心地位,虽然同时勉强坚持鲁迅不变的自觉∕觉悟此观点。这主要是从正面对《写在<坟>之后》进行分析而产生的。《鲁迅》中竹内好吐露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呐喊>自序》等篇章的这篇文章“难以下手”、终至在立论处理上“似乎失败”了,结果该文仅译出一半便不了了之。竹内好因而不得不承认在这篇文章前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通过分析鲁迅自身的自我认识的深化以及重新阐述“挣扎”,对鲁迅此时变化的内在构造予以说明,尽管它仍然在表面上维持与《鲁迅》中所论证(一次性的“回心”)的一致性。上述“一步一步的精神”的发现,和对小说“孤独者”的理解的深化,都可以看作是对《写在<坟>之后》理解的结果。此线索又进一步发展为对《野草》中《聪明人和傻子和奴隶》的重视。总的来说,竹内好通过上述几方面对鲁迅精神的理解有了本质的提升。当觉察到这一点,我着实吃惊,对于自己过去的无视感到羞耻。

  


   以下对竹内好的《鲁迅》的内容进行整理。

   作为讨论的前提,首先它承认如下认识和先行论考。

   (1)小田岳夫《鲁迅传》的立论框架、即(a)反政府的“爱国者”、(b)“弱国人的文学”的民族主义、(c)与传统的终身搏斗[3]。

   (2)作为启蒙者的伟大。

   (3)“虚无”思想(周作人、李长之)。

   (4)一九二〇年代末,存在文学倾向与政治立场、即思想上的“转换”。

   在承认这几点的基础上,他意欲提出异议。在充分认可(2)的基础上,他批判那样做是“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16页、143页),而“鲁迅不是先觉者”(10页),对此他争论说:“一个文学者鲁迅、一个反叛作为启蒙者自己的鲁迅,是否更加伟大呢?”(16页)。他在承认(3)的基础上说,由于并非仅仅是“走到了绝望”,鲁迅就不停留在“虚无的思想家”的层面(107页),又说他“晚年还悔悟了早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虚无倾向”(12页)。关于(4),说“通过他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比他的变化本身更重要,这就是通过二次性转变所能被窥见到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回心方式”(110页),从而表明把重点置于不变的根源。

   基于以上几点,他的立论具有如下意图。

   (5)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唯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144页)

   (6)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 “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57-58页)

   他设想会有使鲁迅“成为文学者的”根源,也就是“根本上的自觉”,在立论上按次序选择如下:

   (7)我希望的是确定他唯一的一次时机。鲁迅或许是变了。不过在我看来,通过他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比他的变化本身更重要,这就是通过二次性转换所能被窥见到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回心方式。(110页)

   试图追求把如此“不变”之相、“本质性的回心”解释清楚。

   (8)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对于罪的自觉一样,某种自觉是必要的。正像通过这种自觉,宗教者看到上帝一样,他使言语变成自由。(107页)

   (9)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我还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述,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之上。(8页)

   (10)我想像,在鲁迅的根柢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 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本人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地影子的面前 (散文诗《野草》及其他)。这个什么人肯定不是靡菲斯特,中文里所说的“鬼”或许与其很接近。(8页)

   把这种具有“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的感受当作杠杆,将关注点集中到由此得到支撑的“鲁迅文学的根源”、“文学的自觉”、“本源性的自觉”、“本质性的回心”和“影/黑暗”等,然后,设想获得那种“罪的自觉”的“一个时机”应该是北京初期。

(11)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的、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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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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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创刊号(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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