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真情与史事交融,文学与哲思互渗

——序《故去的情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7 次 更新时间:2016-09-13 00:45

余三定 (进入专栏)  


 

笔者曾为文友刘衍隍2014年出版的学术著作《顺其自然》写过序,深感写序的过程即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这次刘衍隍又发来他的散文集书稿《故去的情思》,嘱我为序,我当然欣然应允。只是由于我近段事务较忙,拖了些时日。读过《故去的情思》,大体说来,有四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浓郁的真情实感

《故去的情思》一书,分为“亲情篇”、“乡情篇”和“友情篇”三卷,“情”,是贯串全书的纽带。这在“亲情篇”一卷中着墨尤多,内容涉及父亲、母亲、细爹(奶奶)、汉爹和姑爹等十余人。每记一人,都倾注了作者的真挚情感。其中,《母亲》一文写到他们对逝去母亲的思念:“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8个年头了。有人说,时间可以淡忘记忆;也有人说,时间可以冲淡哀思。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兄弟姐妹心里再也不会像母亲去世时那样伤悲,但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却是与日俱增,其情似乎更浓更深。”读到此处,我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人世间最让人纠结辗转的情思,莫过于离愁别绪,而与母亲的永恒的离别,自然是“怀念和哀思与日俱增”,因而“更浓更密”。作者对母亲的怀念,是细致入微的,他说:“母亲的苦命、母亲的勤劳、母亲的艰辛、母亲的贤能、母亲的慈爱、母亲的教诲、母亲的品行、母亲的美貌,以及母亲的许多往事,总是如梦如幻,如影随形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梦里,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感觉母亲并没有死,她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这么好的一位母亲,她的离世,对于作者的兄弟姐妹来说,其心痛当然会溢于言表。如果说,作者在《母亲》一文中表达感情的方式是直抒胸臆,那么在《细爹》一文中则用具体的事例将奶奶对自己的关爱之情娓娓道来。他写道:“在吃食堂的头几天,每餐我三两口吃完自己饭缽里的那点米饭后,总是用筷子敲打缽子。每当这个时候,细爹也总是从她的饭缽里,挑出一大坨饭放到我的饭缽里。再到后来,就不用我敲缽子了,在我吃饭前或吃饭时,细爹就把她的饭缽里的米饭一分为三,先挑给我一份,然后自己再吃。这样的情形一直到农村散食堂。”农村吃大食堂的时候,正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很多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作者家里也是如此。每餐饭都会匀出三分之一给排行最长的孙子吃,这个小小的举动,所体现的正是“细爹”对他的无比疼爱。

在“乡情篇”和“友情篇”中,作者的真情实感也渗透在每一篇作品中。例如《家乡的山》一文中,写作者把皂角树当成一生的朋友,并为它“随水土流失拔地而倒”而扼腕叹息;又如“友情篇”中讲述了作者年轻时许多个“似爱非爱”的故事,那种朦胧的情愫,那些忧伤的错过,在《故去的情思》一书中,就像是一杯浓得化不开的烈酒。

二、珍贵的历史记忆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其实,散文何尝不是这样。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在写人叙事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例如,《父亲》一文中提到,作者的父亲刘其初曾参加国民党抗日部队,驻扎云南昆明,成为一名光荣的汽车兵,“或随同车队,或单独驾车,夜以继日地穿梭奔驰于云贵川和广西等地,为抗战前线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作者还记录了父亲多次“执行任务”时的所见所闻以及缅甸保卫战时的诸多史事,这些完全可以作为教科书和学术研究的有意义的补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显得尤其弥足珍贵。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作者在清明节给父亲上坟时,才能意外地发现署名为“一名永远缅怀您的炎黄子孙”的有志之士“献给中国远征军的抗日战士”的花圈。

抗战胜利后,作者父亲“离开国军部队后再也没有回去”,一直在家跟随家人种田务农。该文中有大量的文字介绍作者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临湘县建立国营松杨湖农场”时的经历,此后又“被调往云溪公社农机站工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这些文字,本是作者为缅怀父亲而写下的,却在无意之中成了研究岳阳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行政区划变化的可信史料。

该文对父亲因为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而“在那政治狂热的年代”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故事有过叙述,《细爹》一文还对大饥荒年代的农村有过非常细致的刻画,《汉爹》一文又对“解放”、“土改”和“文革”的几个重要时期的地方历史都有或多或少的描写。我想,对于那些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学人来说,《故去的情思》一书或许可以提供不少可资引用的材料。这也是隐含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价值。

三、朴素的哲理思辨

作者并非专业的学问研究者,而只是一位普通的基层干部(当然是优秀的基层干部)。但在《故去的情思》一书中,不少地方却闪耀着朴素而深刻的哲学光芒。而这种哲学光芒来源于作者长期的认真学习,来源于作者长期来对生活和人生的自觉思考。

《刘瓦匠》一文的主人公刘保生,因为“颇具智慧,做事喜欢动脑子,找窍门”,而被乡民称之为“宝记里”。他有一句在村里广为流传的名言:“做么里冒得巧?窝(拉)屎都有巧!”“意在说明凡事都要讲究个方式方法,方式方法对了,事情就好办了”。作者认为这是“乡下人的哲学”,“在那些‘风雅人’看来甚至还有些鄙陋,但乡里人觉得这话形象生动,说得在理”。确实,在现实生活中,读书写作也好,耕田做工也好,唯有正确的方法才可以使我们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诚如西方哲人笛卡尔所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

古人云:善恶有报。《圣经》说:“爱邻如己。”意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人,他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类似这样的哲思,在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如作者的父亲,退伍居家时“对他人是那么的关心和爱护”,百年之后,“为父亲送葬的队伍也蔚为壮观,自发从各地开过来为父亲送行的好几十台汽车,排成一条长龙,足足绵延两里多路。送葬的队伍一路上哀乐回响,鞭炮齐鸣,直到把父亲的灵柩送到父亲的墓地”。而另一位乐于助人的“汉爹”,在“土改”、“阶级斗争为纲”、“文革”的时候被划为地主。然而,“知恩感恩的乡里都记着汉爹的好”,“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保护汉爹”,“周围乡村的大小地主都是接二连三地遭到批斗,唯独汉爹没有挨过批斗”。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也可以激发作者的哲学思考。《小草遐思》一文写到的铁马筋是一种平凡而生命力极强的小草,当它遭到尘土、牛粪等物的覆盖时,“铁马筋也不会变节而与其同流合污。污物仍是污物,铁马筋仍是铁马筋。雨水过后,它依然显示翠绿如茵的本色”。这给我们一种启示:无论地位多么卑微,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只要坚持自身的高风亮节,就可以保持本色,傲然独存。

四、独特的地域文化

《故去的情思》一书中,还为我们展现了诸多独特而新鲜的地域文化,本地的读者阅读起来会感到特别亲切,外地的读者阅读起来会啧啧称奇。如《家乡的水》里涉及的江港文化、《夏日印象》里提到的裸睡风俗、《帮工》里记下的乡民在非常时期相互帮忙的习俗、还有大年三十早上的送茶、大年初一早上的“出天方”,如此种种,在作者的笔下,皆是精彩纷呈,魅力十足。

而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莫过于书中载录的几首民间歌谣。如《母亲》一文说,作者母亲拥有动听的歌喉,因而在“修筑水库或山塘的大坝”的时候,“每次被安排去打硪”的工地唱歌喊号。他母亲唱道:

哟,嗬哩咯哟,嗬哩咯哟,嗬哩,嘿嗨儿,嘿嗨儿。

一条手巾嘛且且,哟,嗬哩咯哟,嗬哩;

绒线飘呀嗬嗬,嘿嗨儿,嘿嗨儿。

手巾上面绣鸳鸯,哟,嗬哩咯哟,嗬哩;

送情郎呀干果果,嘿嗨儿,嘿嗨儿。

这段词意浅显的歌谣,所传达的正是劳动人民对爱情的渴望和憧憬,而这种精神追求,又可以转化成一种激励劳动的巨大动力。其中点缀的许多方言土语,又使这首歌谣充满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再比如《夏日印象》中“唱歌谣时的欢乐情景也历历在目”,其中有一首:

月亮光光,骑马装香;

装香打鼓,成哒老虎;

考虑赦(吡)牙,成哒哈蟆;

哈蟆伸脚,成哒鸦雀(喜雀);

鸦雀尾巴长,冲里屋嫁姑娘;

姑娘矮,嫁螃蟹;

螃蟹八只脚,嫁蚌壳;

蚌壳一坨坨,嫁野鸡;

野鸡飞,嫁乌龟;

乌龟爬,嫁他屋里爷。

这首歌谣的押韵方式与顶针修辞手法的运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首著名的长沙童谣:“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但因为作者家乡与长沙相距甚远,虽然同在湖南一省,其歌谣的内容和主旨却有很大的不同,其语言风格更能体现长江沿岸、湘鄂山区的地方色彩。

注:《故去的情思》,刘衍隍著,团结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1版。


(载《中国艺术报》201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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