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学术研究之外——李元洛老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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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诗人李商隐有名句云:“平生风义兼师友。”李元洛先生是我1978年在岳阳师专今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就读时的老师,自那以后至今的数十年岁月中,元洛师对我一直十分关照,一直真诚地帮助并指导我,即使人分两地,但也仍然声息相通,时相过从。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师长,但也是心灵相通甚至有时也可以忘形尔汝的朋友。我拜读过他的每部著作(除特别早期的外,他的著作都题签赠我)和很多未曾成集的文章,但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历程、研究方法和成就以及“诗文化散文”已有多人写过研究、评论文章,我自己也写过若干篇什,故本文只谈我对这位亲爱的老师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几点印象,回首并重温当年,也试图挽回些许那一去不回令我常常临风怀想的时光。

篮球健将

从文的学者大都文质彬彬有的甚至是所谓文弱书生,但元洛师不仅身材高大,南人北相,而且“允文允武”,文武兼修,因为他酷爱体育,尤喜篮球,年轻时就是出了名的篮球好手。读中学时他就是校队的前锋,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更是一身而二任,为篮球队和手球队的校队成员。他曾不无夸耀地对我说过,当时的中国女篮曾来校和他们比赛,英豪与英雌同场竞技,而1959年北京师大和北京矿冶学院争夺北京市高校手球冠军,赛地即在先农坛体育场,他曾以声东击西之法骗过对方的守门员射入两球。余生也晚,但洗耳倾听之余,也不免为之悠然神往。

1977年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考入岳阳师专中文系。但我们此年级学生推迟到1978年3月才入学,那时元洛师在给1976级授业,没有给我们这个年级讲课。我们早闻他的大名,遗憾的是尚无缘得见和亲炙。我也是个篮球爱好者,经常去打球,有时也去看球赛。有次听说外单位的篮球队来校和我校教工篮球队比赛,于是我便赶往学校操场观战。记得那是在晚上,地点在学校唯一的灯光球场。比赛开始后,我们看到一位英俊潇洒、十分儒雅、个子高高、戴着眼镜(还用橡皮筋把眼镜腿绑在后脑勺上)的打前锋的青年老师,中远距离投篮(也有时是三步上篮)连连得分,动作规范而漂亮,球场边上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不时轰然而起。旁边有位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这就是中文系的李元洛老师。至此我才知道,元洛师不但学问做得好,而且还是位篮球健将。以后,凡有外校篮球队来学校比赛,我一定会去观看,当拉拉队员,为的是一睹元洛师在球场上的出众风采。那时不像现在,课余生活较为单调,娱乐活动比较少,观看并欣赏有元洛师参与的篮球赛便成了我们的重要娱乐活动之一。不久,我便和一位同班同学去元洛师在岳阳市一中家(那时他的夫人段缇萦老师在该校任教数学)拜访,表明我愿将来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志向,并奉上一个笔记本作为农村穷学生的“拜师礼”,当然,也还特意谈到看过他几次篮球赛。我毕业留校后,有一次遇到数学系的老教师方石苞,方老师告诉我,他70年代后半期最重要的文娱活动,就是吃晚饭后搬个小凳子去看篮球赛,特别是看元洛老师的潇洒投篮。他还笑言,看球赛时可以随意评点,随便你怎么说,随便你怎么评论球员和球技,也不会有人说你犯了政治错误。

元洛师于上世纪70年代末调往长沙,开始在《湘江文艺》担任编辑和评论组组长,后来同时兼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虽已年过不惑,但那时他仍然到所在机关或附近中学打球,家里也长期备有篮球,一直到过了50岁后才告别篮坛。本世纪初,大概是2003年上学期,我邀请元洛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樑教授来学校讲学(那时学校的名称已改为湖南理工学院),有天下午我特意安排了场篮球赛,请元洛师上场,我和元洛师及几位老师为一方,中文系的学生为一方,此时元洛师已经六十多岁,并且已经十多年未曾染指篮球了。于是,我给学生队定出一条规则:你们对别的老师都可以防守,别的老师传球给元洛师时你们可以断球,但一旦球到了他手里后就不准再防守了。同学们连连点头称是。元洛师再三辞谢不可,只得勉强仓促上场。但旧梦岂能轻易重温?自称“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享年68岁,年轻时武功身手何等了得,到暮年也只好叹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元洛师也正值此一年龄,弓马早已荒疏,筋力早已衰钝,何况少年学生个个血气方刚,人人如狼似虎,早已将我的“规定”置之九霄之外,于是略战数合,元洛师在投进一个球后因力不从心便主动退居二线而作壁上观了。这大约是他篮坛生涯的“收官”之作。但当时他打篮球的童子功,他的优美姿势还是余韵犹存,多年后许多同学还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难忘的球赛。

元洛师的篮球“收官”之作毕竟是惨淡收场,事后我劝他不要嗟叹什么岁月磨人、人生易老了,我劝慰老师说,多少舞文弄墨者弱不禁风,您还算是“赳赳武夫”,到老年还身心两健,笔耕不止,这也要拜热爱体育之赐呢!

酷爱书籍

平生何所好?所好在诗书。元洛师酷爱购书、藏书、读书、著书,是真正的假一罚十的书痴。天下之书痴多矣,但他自有其可述可传可评可点的“特色”,我且略说二端,一为购书,一为赠书。

元洛师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为《光明日报》所属之名刊《博览群书》写过一篇卷首之文,文题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此题改自最早见于元曲而流传民间的俗谚口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对于自己的化用之妙颇为自鸣得意,他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抒写自己的书房即天堂之乐:“上个世纪后期我有幸拥有一间书房以来,我天天文学于其中,文化于其中,精神粮食于其中,其喜洋洋者矣!”不过,身心均在天堂也仍不免有现实的苦恼,因为书海无涯而书房的面积有限,而元洛师又“贪得无厌”,书房除了一扇必须对外开放的窗户之外,已经是三壁图书满坑满谷了,而无辜的走廊与阳台也宣告部分沦陷,两个新建的书橱分别在两处割地称雄,如此意犹未足,书的队伍竟大举入侵家居的心腹之地——卧室甚至衣橱。更有甚者,女儿的车库也被迫建了一面书墙,以安置他的书斋中已无容身之地的“灾民”。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遭到师母段缇萦老师的频频抗议和反对。

元洛师除了诗歌研究和文学创作颇具才华之外,在日常庶务方面智商颇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应家务均由师母承包,他也就一心一意在他的“天堂”里自得其乐,所以他的成就师母居功至少“一半”。师母后来虽是大学数学老师,但也爱好文学,除了发表过若干很有灵性的小品散文,作为虔诚向佛的居士,也福至心灵地写过平生唯一的一首诗《禅诗四行》:“风:无中生有|花:骗你没商量|雪:让你找到扑空的感觉|月:一块硕大的遮羞布。”此诗发表在《普陀山佛教》,台湾名诗人洛夫转发于他主持的《创世纪》诗刊,并亲自撰写了一篇评文。师母向往的是简单与清净,她经常嘲笑元洛师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眼见得书斋变成了“书灾”,而且灾情日益严重,慈悲为怀的她怎能不有怨言?但她有所不知的是,老师书斋的灾情,学生我也曾推波助澜,难辞其咎。元洛师对书有特殊的感情,到哪个城市不论大小都必定要逛书店探书。有次我陪他去平江看杜甫墓,路过县城时他突然喊停车,原来我们正经过新华书店,于是我们停车而进,逛了大半个小时,待元洛师买了几本书后才离开,记得其中一本是大部头的《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他笑逐颜开,如获至宝,后来他又从别处购得《宋词艺术技巧辞典》足成双璧。我到长沙也曾多次陪他逛书店,满载而归回到家里,他就对师母段老师说,书是我送给他的(其实是他自己买的),见此师母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我再说说元洛师的赠书。有的人嗜书如命,其书概不外借,遑论相赠,元洛师则不然。俗语有云: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他先后赠过不少的书给别的读书人和写作者,他年届花甲时正逢我筹建私家藏书楼(南湖藏书楼),他便将藏书陆陆续续赠送给我,前后共约七八千册。我曾在《洞庭之声》1995年6月21日发表《赠书:老师的厚爱与鼓励》一文记述此事。元洛师自己也曾在《湖南日报》1996年7月12日发表《“散”书小记》(该文后为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以作呼应。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认定他是我‘散’书的最佳对象,于是我一通电话,他数次来车,先行遣散的一千多‘书国佳人’,便随他载欣载奔而去,还有许多不及随行的便在书架上纷纷呼问:何日君再来?”元洛师把书籍亲切地比喻为“书国佳人”,可谓独特而绝妙,显示了他对书籍的情有独钟。那时,我到他家里拉书总是提前约好,他每次已把要送我的书清理出来堆在书房或客厅的地上,我和司机便将书装进带去的编织袋里(每次装四五袋)。元洛师有时也来帮忙装书,其中有多次本来是要将书装进编织袋的,但他拿在手里摩挲再三又忽然舍不得给我了,对我说,这本书(或者是“这几本书”)我还要看一下,下次再给你。下次他果然是将这本书或者是“这几本书”给我了。我想从“这次”到下次之间,元洛师也许真看了,也许并没有看,他确实是因为与书的感情太深,不忍一下分别而已。也有极少数时候,他未及提前把书清理好,是在我和司机到达后才临时从书架或书橱里拿取的。凡是在书架上的书他只看看书名就给我了,如果是书橱里的书他便要翻开检查,他悄悄告诉我他买书的私房钱都潜伏在其中,时间一久便不记得藏在哪本书里了,所以要检查。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整理他的赠书时,还从一本书中发现了他私藏的400元,我后来去取书时暗地塞给他,意外之喜哦,他笑逐颜开得几乎要返老返童。

讲课高手

我在岳阳师专中文系就读时,实际上没有听过元洛师讲课,因为轮到他要为我们这个年级传道受业解惑时,他就调到长沙去了。但我们听1976级同学讲,他们都特别喜欢听元洛师讲课,说他讲课语言精练,没有多余的话;由于他学识功底深厚,记忆力超强,举例是信手拈来;他讲诗词时,可诵可吟有时甚至可唱,声音极富磁性,极有感染力;他的粉笔字也写得龙飞凤舞,赏心悦目(补充一点,元洛师的毛笔和钢笔书法都很好)。总之,同学们都为他的讲课而倾倒。

元洛师的这种讲课特点和风格,我是在他后来的多次讲座中领略到的。1999年9月,台湾诗人、散文家余光中首度访湘,元洛师全程陪同。趁此难得的机缘我邀请余光中和元洛师联袂来我们学校(那时我校的名称是岳阳师范学院)讲学,地点在能坐一千五百人的大演播厅,那天整个演播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只得在站在后面或坐在过道倾听。余光中先生的讲题是《中英文之比较——兼析中文之西化》,讲得正在兴头上时,坐于其侧的元洛师却掏出一支烟点燃后自顾自抽将起来,火星闪烁,烟云缭绕,如此广众大庭,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弄得大家一愣。余光中表情严肃地当众“揭发”,说是李元洛的夫人严禁他抽烟,但我看到他在外地经常违禁,他要全程陪我,就是好多抽几天,云云。言罢,余诗人面对全场听众,对元洛师做着指责的手势,竟然诵起他的题为《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一连咳了三声嗽|呃喝呃喝呃喝|你却假装听不见|就算你要吸烟|也要让别人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阿嚏阿嚏阿嚏|有人在下风求你……”其诗本来就庄谐并作,加之诵者边诵边对元洛师侧目而视,于是台下听众立时恍然而悟,“群情鼎沸”而掌声如潮。紧接着长于背诵的元洛师起立,当场背诵余光中的另一首抒写环保主题的现代诗名作《控诉一支烟囱》。这下大家才完全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两位嘉宾根据讲座内容故意设置的场景,配合巧妙,可谓天衣无缝,水到渠成。事后获知,余光中访湘历时半月,先后于岳麓书院、湖南师大、岳阳师范学院、常德师范学院、张家界的武陵大学作了共5场讲演,“喧宾”而不夺主的元洛师都即兴背诵了余光中之诗作甚至散文,并略加评说。在武陵大学的现场,余光中说:“李元洛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我作品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我最好的伴奏。相得益彰,谢谢他的演出。”他返台后又驰函感谢,说元洛师:“九月间三湘之行,蒙你全程相陪,并多场精彩‘伴奏’,非但壮我行色,亦且光我讲坛,诚为一程文化甘旅。”

元洛师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也总是显示出他独有的智慧和风趣幽默的风格。

2010年3月21日,我和内子朱平珍共同建造的南湖藏书楼举行揭牌仪式,邀请元洛师出席。在我首先致词、岳阳市委宣传部长徐新启接着讲话后,请元洛师讲话。元洛师手无寸纸,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年一度的春天如约而至,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外开花墙内也香,一墙之隔,墙内墙外,我们大家济济一堂(引者注:当时揭牌仪式在南湖藏书楼的院子里举行,参加者的主体为我多年来的学生,但由于到场的人太多,小院难容,有一部分来宾只好站在院外,两部分人由短短的围墙隔开,所以元洛师别出心裁地用了“墙内墙外”之说),参加并庆贺南湖藏书楼揭牌仪式。刚才余三定说他要讲三点,他是三句不离‘本名’,他是余三定,所以他讲话行文常常也是‘余三点’,但是为了节约时间,他今天只讲了一点。徐新启部长也是讲三点,一、二、三没有省略,讲得很好。余三定是我的学生,我可以比他多讲一点吧,讲四点。”元洛师这个智慧而幽默的开头既罢,不仅院内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院外的掌声与喝彩声也如汹涌的潮水翻墙而入。若干年后,许多人还津津乐道元洛师讲话的这个精彩开头。

诗联名家

元洛师不但学术研究和诗词欣赏的成果丰硕,而且还是散文名家(他的诗文化散文在当代文坛别具一帜)和诗联名家。我这里只略谈他的诗联创作。

我和内子朱平珍的南湖藏书楼建成时请他赐联,他题曰:“湖宽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富压百城。”视野开阔,富有豪气,且有内蕴,耐人咀嚼。我兼任学校的《云梦学刊》主编时,请他题词,他撰书了一副对联:“风涛万丈歌云梦,翰墨千秋诵学刊。”嵌入“云梦”和“学刊”于联尾,这种嵌名于尾的嵌尾联非常巧妙。元洛师2020年创作的“端午新联”第一副写道:“中国诗坛第一人,但推屈子;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我在发表于《湖南日报》2020年6月19日的《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赏析李元洛〈端午新联〉》中说道:“上联写屈子(屈原)为‘中国诗坛第一人’,既是说屈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在产生的时序上为第一,也是说他的影响为第一,这种新颖的高度评价是很准确的;下联写‘两间遗泽’除了汨罗而‘无双地’,是说因为屈子在汨罗留下不朽诗篇、最后在汨罗投江,汨罗便成了天地之间(即“两间”)独一无二的地方。此联先歌颂屈子,再赞美汨罗,屈子与汨罗融为一体,人们提到屈子必然会想起汨罗,人们提到汨罗也必然会想起屈子。”由汨罗市政府敦请书法名家书写后,此联现在被悬挂在汨罗屈子文化园的正大门。

不过,“端午新联”总共4首,元洛师与我谊兼师友,他不避“卖瓜的说瓜甜”之嫌,私下曾对我说:“那副用作门联的是不错,但应该还有人写得出,而另一副我尤其得意:‘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飞云梦泽;千秋传诵,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这,只怕冒得人能写得出了!尤其是想出那个与‘兮’字作对仗的‘欤’字,真是煞费苦心!”对元洛师这一颇为“自恋”的“文化自信”,我无论从什么立场而言都只能表示赞成,因为将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和多次表白要做屈原、李白诗的传人的余光中《诗魂在南方》一文中之名句,美美与共地在一幅对联中结下良缘,传为佳话,真是谈何容易?元洛师与岳阳缘分深长,他曾应邀作《咏洞庭》,刻石陈列于岳阳楼侧面对名湖的诗词碑廊:“范相文章北斗高,杜公诗得凤凰毛。洞庭借我新台砚,好写胸中万古潮!”他曾对我说,自屈子以来咏洞庭的名作太多,他曾多次辞谢,生怕唐突前贤,直到想出后面两句时,他觉得不致太惭愧才敢出手。他还应邀作《岳阳楼新广场水榭联》,由他的父亲、书法家李伏波先生书写,悬挂于岳阳楼侧汴河街背城面湖之水榭:“胜日赏湖山,邀李谪仙把酒高歌,不论春夏秋冬,八百里风涛浩浩,都来怀袖;清宵临水榭,约杜工部凭栏远望,何分东南西北,千万家灯火洋洋,齐亮心扉。”和“端午新联”一样,它们都是融铸古今、别出心裁之作。

除了联语,元洛师还有诗歌创作。他在他的诗联集《夕彩早霞集·后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中写道:“2010年夏,早已退休而避暑于浏阳大围山中的我,忽然心血来潮作组诗《大围山诗草》,当时纯属有感而发,欲罢不能,选择的是我所情有独钟的七绝这一形式,自此正式发轫,以后于七绝与联语也就续有所作。”《大围山诗草》组诗中的第一首《山溪问答》写道:“山溪何事出山忙?闻道风光在远方。识尽人间千百态,始知山是好家乡。”作者以拟人化和对话体的手法写“山溪”,显示了作者对世俗与污浊的批评与批判,对纯洁、美好的歌赞与追求。《幕阜山八咏》组诗,赞美我内子朱平珍家乡平江县幕阜山的美景良辰。其中《听涛》一首写道:“蓝天如海净无尘,云朵飞来白浪生。且上山巅舒望眼,天风吹我听涛声。”在幕阜山能够“听涛”可谓想象奇特,但当我们看到“如海”的“蓝天”,看到“云朵”飞来有如“白浪生”时,作为读者仿佛也一同听到了澎湃的“涛声”。《瞭望台》一首是:“振衣千仞立高台,如海苍山四望开。目光似网撒将去,万壑千峰捞上来!”想象、比喻、夸张均奇特独创,出语不同凡响,让人久久回味。《山宿》一首:“春样良宵水样风,天低几可抚星空。直上高山山顶宿,喜将明月抱怀中。”亦是同样的好诗妙句。

2014年,元洛师在江南与北国各作了一组诗,前者为早春时节游览长沙湘江之西的梅溪湖,题为《春游梅溪湖》,其中有一首是:“半世流光去绝踪,白头长忆少年红。春华已逝藏何处?都在桃腮柳眼中。”后者为晚春时分游京郊之慕田峪长城,题为《春晚登慕田峪长城》,其中之一是:“长城飞舞入云烟,千里来登耄耋年。我与夕阳俱未老。壮心同在万山巅!”两诗一刚一柔,语言新创,意境或雄豪或幽远,令人玩味不尽。诗作发表后反响强烈,我也深深感到:元洛师所能背诵的新诗与古典诗歌数不胜数,他又有诗人之才,他自己能写出好诗,所以能深切体会他人作诗之甘苦,能中肯评价古典诗歌和新诗之好坏,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歌评论(包括新诗与古典诗歌)也才感性与理性并具而独成一军。

余墨

点水蜻蜓,雪泥鸿爪。关于元洛师的这篇印象记,限于我的水平,也限于《名作欣赏》宝贵的版面,我应该就此收束了。不过意犹未尽,我要强调的最为重要的印象应该是:元洛师是一个性情中人,同时也是极为重情重义的人。

元洛师曾多次对我述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有哪些前辈领导和老师于他有恩,有哪些朋友和编辑于他有惠,古人说“施恩勿念,受惠毋忘”,他都一一铭记于心,不敢忘却。我耳闻目睹的也正是如此,例如“文革”中他在洞庭湖边一所农村中学载沉载浮,时任岳阳地区教育局局长的熊楚剑先生偶尔听到他讲课后,便排除重重阻力,两年中连下两次调令,终于将他调到岳阳师专任教;而“文革”结束不久,湖南省文联希望他去所属的《湘江文艺》编辑部工作,时任岳阳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刘金声先生,出于惜才之心也慨予放行。此后数十年中,元洛师对上述两位先生一直念念不忘,每到岳阳必趋府拜望,敬如兄长。对有恩于他的人是这样,对岳阳师专的爱好文学的学生,他在校时和去长沙后都关爱有加,甚至一一赋诗相赠予以勉励。也许是他对我主编的《云梦学刊》和主建的南湖藏书楼都曾撰联吧,过去他竟没有写过专门送我的诗。我心理略有失衡,或者说得陇望蜀,前几年终于贾勇向他索诗。时隔不久,以潇洒俊逸的笔墨书写在宣纸上的题为《赠余三定》之赠诗便翩然而至,落在我的案头,那是元洛师“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番天地:

高第华庭何足道?黄金珠宝更休崇。

我言三定真豪贵,十万藏书此栋中。

巴陵城外南湖水,李白秋歌句有神。

夜半读书君警醒:诗仙乘醉欲敲门!

 

(载《名作欣赏》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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