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博士用英文发表了一本名为《北京共识》的小册子，盛赞中国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把这些成就归总到“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名下，以使其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黄平、崔之元，2005）。此后，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不断升温，不仅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界广泛参与其中，而且还引起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兴趣。透过这些学术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叠共识”，比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与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不同学者对“中国模式”前途的不同预期，甚至还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观点，有人十分乐观，有人则极为悲观。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反思，本文希望“绕开”复杂的前沿理论，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出发，历史性地探讨“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进而对其前途命运给出自己的预测。
一、现代经济学的几点常识
自从15、16世纪哥伦布、麦哲伦的大航海时代以来，地球开始真正地连为一体，全球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之后，欧洲国家又在巨大的物质利益刺激下开启了一个新的殖民时代。百余年的军事和商业竞争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人类经济生活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农耕、渔猎经济形态逐渐走向衰亡，而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形态成为新的主导。强大的社会财富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的开拓导致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开始突破城堡和家族等传统封建领地的范围，成为民族国家的事务，因此，如何在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层面上思考“财富增长”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时代话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英国的亚当.斯密先生向世界推出了他的著作——《国富论》（2011），它标志着完整意义的现代经济学的诞生。本书以系统的理论阐释告诉人们：看似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有一个自行调整的运行机制，它会自动引导无数的生产单位制造出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和数量；作为非生产活动主体的政府要“专伺”公共服务，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极力推崇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世界，他的经济学理论一度被奉为那个时代的“圣经”。然而，伴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经济（过剩）危机”，人们对自由市场机制的质疑也逐渐升级，于是，凯恩斯先生强调“政府调控”的经济学思想开始登堂入室，成为新的“正统”，而几乎蔓延全球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最终成就了凯恩斯的诸多理论洞见。与此同时，马列主义思想的全球传播和政治实验又催生出另一种新的现代经济模式——计划经济，从而创造出了“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学理论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并驾齐驱，对世界经济政策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被“推上”经济学的中心舞台。截止目前，人类的现代经济形态已经走过了至少200多年的风雨历程，其中的利弊得失也早已浮现出来，并逐渐沉淀为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常识”。概而言之，现代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类生活物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扩展，而其基本的实现途径是保持“生产—交换—消费”循环的良性运行（见图1-1），当前流行的消费主义社会思潮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从以上的结构图不难看出，与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形态相比，现代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交换和流通环节已经成为与生产、消费两个环节同样重要的要素，这是由现代产业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生活的绝大多数物品都是依靠社会分工而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前提；而一旦绝大多数的人都只能生产自己所需生活物品的极少部分，那么就必须依靠与他人的“交换”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对生产效率的本能性追求就必然不断地提升社会劳动分工的精细化程度，进而更加依赖交换和流通，因此，高效的产品交换和流通渠道就成为了现代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特定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在“生产—交换—消费”的结构循环当中得以动态化的呈现，而其决定性因素则往往是这三个者中最薄弱的那个环节。
就分工与生产环节而言，一个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是由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与原材料、科技水平、管理方式等诸多生产要素共同决定，而且最终取决于这些要素中最弱势的一种，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为“木桶原理”。就交换和流通环节而言，它包括市场交易、互惠型交换、再分配等多种模式（波兰尼，2007:37—48），但是就世界经济历史的基本面貌来看，自由市场还是最为稳定和相对高效的经济产品流通渠道。就消费与再投资环节而言，科学且合理的“消费—再投资比例”是一个重要话题，过度消费会影响“再生产”的顺利开展，而过度储蓄和投资则可能导致内需不足，从而通过市场信号的反馈而对生产环节产生另外形式的不良影响。综合现代经济运行的以上三个环节要素及其各自所包含的内部元素，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特定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是由无数个“必要条件”共同组合而成的，而且越是处于“薄弱”状态的要素就越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种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世界贸易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经济“短板”，比如劳动力不足、科技水平低下、自然资源短缺、国内消费疲软等，这就导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形成庞大的经济实体，国际贸易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的制约。
此外，在特定数量的人口及其基本生理需求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伴随经济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任何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而言都可能存在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因此，在没有新兴产业出现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无限增长。因此，现代经济发展的某个内在要求是：在增加或维持民众既有消费项目的数量基础上，还要不断扩展他们的消费范围（即新的消费品种类）。大众消费范围的扩展需要依托所谓的新兴产业，而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又离不开积累和投资，这就涉及到前文所说的“消费—再投资比”。当某种积累和投资可以创造出更大的消费空间时，那么它就可以视为一种“有效投资”，而当它不能最终转化为新的“消费”对象或者为其提供帮助时，就可以视为一种“无效投资”，如修建没有车辆行驶的高速公路、建设无人购买的楼房、研发某种毫无市场需求的药物、投资各种形式的形象工程等。军火武器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产品有着鲜明的“两重性”——当特定国家的生存受到外部威胁时，它是边际效用最高的产品；而在和平时代，其规模化库存很容易转化为一种绝对的“无效投资”，因此，该产业的“合理规模”最不容易界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只要它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并希望国民经济保持良性和健康发展，就逃避不了以上所述各种经济常识的“约束”，就必须承认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国民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前提，就必须寻找到某种方法来理顺生产、流通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的国民经济发展进程都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
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虽然已经开始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却没有能够充分理解经济学的常识，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当时，中国采取计划经济模式，以资本积累和重工业投资为主导性经济方针，严格抑制大众消费，自由市场几乎被彻底取消，国际贸易也长期处于极小规模的状态，这对于一个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它导致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到处都是“短板”，根本就难以启动一个正常的发展程序。在那个“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代，由于消费内需严重不足，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各种基础设施投资和国防军工等重工业的拉动，而离开了大众消费的支撑，这样的经济部门经常会在较短时期内就出现“饱和”现象，比如枪炮的大规模库存，车站、机场的闲置浪费等，我们可以把这种消费服务于投资的情况称为一种“本末倒置”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生产—交换—消费”的循环处于一种严重萎缩的状态，投资难以发挥出“创造消费”的功能，而受投资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在增长速度上就表现为大起大落的状态，国家科学技术实力的提升也只能体现在少数领域，很难被应用到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行业。由于严重违背现代经济发展的常识，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除了依靠牺牲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而换回了部分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值得提及的成就，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改观。
在1950到1980年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成绩虽然乏善可陈，却也为之后的经济大发展储备了一些必要条件，比如几个五年计划所积累起来的工业技术基础，人口的高出生率所提供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强势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国家统一市场所需要的政治保障等。这些优势之所以在当时还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生产力，主要是因为还存在一些经济“短板”的制约，如自由市场的缺乏、消费意识的淡漠、生产组织方式的落后、国际经济资源“采借”的不力、现代管理知识的困乏等，而这些短板因素一旦得以有效弥补，中国经济必然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在1978年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几乎完全是顺应“弥补短板”的需要而设计，它陆续恢复了很多商品的自由交易市场，鼓励人们进行经济消费，提倡民间投资兴业，引进国外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知识，充分发挥相对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正是在这些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开始打通阻塞已久的“生产—交换—消费”的循环，走向“基本尊重”现代经济学常识的正常轨道，这就为进一步的经济起飞（罗斯托，2001）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对经济学常识的“起码尊重”，许多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制度改革是关键（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显然，其改革的总体方向就是“更多地承认”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也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联。首先，与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相比，依靠全民力量而积累起来的国有和集体产业资本不管是形成“规模效应”的过程还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日常运营活动都有着鲜明的“低成本”优势，从而更容易迅速做大做强。其次，中国人固有的储蓄习惯为金融机构发挥强大的融资功能提供了天然优越的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各类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而且有利于国家政府进行各种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再次，国家大力倡导“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战略，确保了“工人运动”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特别是为中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了最根本的竞争优势，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强大引擎。最后，中国各级政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比如“竞争性”招商引资为民间资本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阶段性的“家电下乡”式促销措施、国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经济合作努力等，在特定情况下，这些政府行为都可以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化解特定行业出现的“过剩危机”，它们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色”有利条件。
总之，从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市场空间等各种硬件条件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早已具备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只是由于受错误政策方针特别是自由市场机制被否定的影响，这种“潜能”被人为地压抑了很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释放。很显然，这主要得益于之前时期的各种经济短板得以弥补，且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之间的扩张性循环得以畅通。这些要素的“骤然齐备”必然制造出国民经济“爆发性”增长的能量，加之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优势，使得这种增长显得更加强劲有力，而且中央政府长期维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进一步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回望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理性和进步成分，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大面积”恢复应当算是最为关键的内容，正是因为它成功打破了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环节之间存在已久的隔膜，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尊重常识”的方向，才创造了“中国模式”。
三、“半拉子”的市场经济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知道：与计划经济等其他经济运行方式相比，自由市场机制是相对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渠道，但它的良性运作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最起码的三个应该是：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企业关系、平等主义的外部法制环境、正向的政府宏观调控。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为实现生产和分配效率的自动提高；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为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提供制度保障；第三个前提条件则用以克服市场自发运作机制带来的各种失灵问题，比如防范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等。参照自由市场机制的以上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它并没有实现企业关系的彻底平等，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经常占据着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财政扶持等各方面的特殊优势；其次它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制环境，难以有效规范不同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使得不正当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最后它也未能充分发挥积极的政府调控功能，国家各级财政在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这种状态可以归纳为：“虽有市场，但不够自由；虽有法律，却无健全的法治；虽有政府调控，但正向功能日益萎靡”，有学者称之为“半拉子”的市场经济。
在中国的“半拉子”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机制的核心功能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但是政治权力仍旧居于主导性地位，社会当中普遍出现的“权力寻租”现象导致市场竞争难以公平开展，企业的生存状态经常取决于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亲疏，“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断发生，企业家追求创新的动力因此受挫。与此同时，伴随公共权力“资本化”过程的演进，社会权力精英和经济、文化精英逐渐走向合流，最终形成了有学者所说的“整体性精英”人群；中国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这个群体优先受益，而且政府的“二次分配”也会自动向他们倾斜，社会弱势群体却因为严重缺乏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和方式而难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终于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得以成型（孙立平，2009）。市场经济体制自身蕴含的“马太效应”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权力结构相结合，导致社会人口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作为其主要衡量指标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惊人地指出，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73，1%的家庭占全国超1/3财产，已属于世界罕见的贫富悬殊状态。可以认为，企业家群体的创新动力不足和社会贫富悬殊是中国的半拉子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对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而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内需不足，国民经济结构出现严重的畸形。
尽管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是中国的“半拉子市场经济”还是创造了三十多年的辉煌成就，这其中隐含着深刻和复杂的机理。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已经长期陷入消费低迷的计划经济泥潭，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处于严重稀缺状态，因而当时的潜在市场空间非常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伴随一些生活必需品市场的逐渐开放，大众消费需求必然会迅速地膨胀，这就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由此形成的“循环”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股力量源泉。在这些已经基本市场化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推动下，那些尚未市场化的行业（主要指各种垄断行业，如铁路、电力、石油等）也具备了较大的市场空间，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种动力来源。但是，当中国民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而“半拉子”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贫富悬殊又不能创造基层民众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之时，经济增长速度必将面临下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寻找到了很多的替代机制，如大力推动出口贸易，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推行教育和医疗产业化，长期维持规模庞大的“三公消费”，同时“无心插柳”般地依托政府官员的腐败培植起一些特殊的服务产业，比如高档会所、色情服务等。正是靠着这些新的市场需求空间，中国经济才得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截止到目前，中国的这种半拉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生产环节看，劳动者干劲十足，大量的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但从交换和流通环节来看，这些财富的很大部分要么用于再投资，要么用于出口，却难以转化为大众消费；因此中国经济中的投资和出口比例明显偏高，而消费内需则出现明显的增长乏力甚至停滞现象。这导致一种结果：本应该用来消费的财富经常被用于各种形象工程等的不良投资，成为一次性使用的“死钱”，难以转化为新的市场需求；而将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国外，却总是换来外国民众的“反倾销”抗议。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尚未出现严重和普遍的“过剩危机”，而实际上却已经制造出大量的“经济泡沫”，如房地产的虚假繁荣、不良信贷资产的涌现、政府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等。此外，由于消费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和各种灰色产业（即与官员腐败相关的非正当消费）的拉动，势必会导致既有的经济泡沫继续膨胀而更加难以遏制，未来的改革也就更加艰难；此外，受出口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偏高的影响，中国的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需”的不稳定势必增加中国的经济风险。
四、“改革”与“衰退”的赛跑
世界经济的数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特定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否顺利运行，关键环节就在于消费需求的不断更新换代，这往往也伴随着广大民众物质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和出口创汇也只有顺利地转化为对消费需求的满足才能实现其最终价值，也才可能持续地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天然是追求“利益共享”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贫富分化一旦达到某种程度，这种机制就必然出现“失灵”问题，所谓的“过剩危机”终将难以避免，不管政府官员还是资本阶层都难以超越这一铁律的约束；以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为代表，类似的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受到了这一经济规律的启发，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经营者才格外重视自己工人的经济待遇问题，通过主动提高他们的收入来开拓自己产品的市场销售空间，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动解决”自身经济难题的先河。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经济“过剩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家们懂得了贪得无厌的代价，学会了通过与他人分享财富来获取更多财富的重要经营策略。显然，中国当前的半拉子市场经济尚没有吸收这些经济学智慧，那么，它的形成逻辑是什么，其前途命运又将会如何呢？关于此，邱震海先生（2014）在《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最大的风险》一书前言中有这样一段十分精练的综合论述：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若没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难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才有如此严重的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出手救市，当时有人公开表示，这再次证明，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我们强势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政府强势主导经济的本质区别。这些误区...在2008年后得到了加强。五年多后的今天，人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太高。这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是因为当年没好好做功课。这些年中国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如果...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从邱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改革”与“衰退”的赛跑，长期以来奉行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光鲜的“表面成绩”之余也酝酿出了严重的危机，若不能果断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加以化解，这些危机必将在未来的数年时间之内爆发出来。须知，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独特的，只要它一直处在社会贫富悬殊的状态，那么，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多次出现的“过剩危机”就一定会在中国重演，即使规模化投资和强劲的出口可以延缓这个危机的发生，整个经济体最终也逃避不了被迫再次“启动内需”的命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已经深刻地证明：物质财富的现代生产过程本身必然包含着其社会分配环节的“不均衡”，这是由工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决定的，而国家的核心功能之一便在于对这个问题进行正向的调节，防止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以维系生产、流通和消费这一基本经济“循环”的畅通。但是反观中国当前的情况，不仅日常的市场竞争难以具备公平的制度保障，而且国家政府更是难以发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正向调节功能，甚至经常出台一些劫贫济富的“负调节”政策，秦晖先生将之总结为所谓的“负福利国家”的现象。面对此种形势，只有通过改善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来拉动内需，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转危为安；若再没有大刀阔斧的社会分配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将很快迎来一场“寒冬”季节，这绝非危言耸听的妄言！显然，这离不开对现有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
关于社会分配体制改革，中国目前存在两种方向的声音，其一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让自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其二是强化政府功能，依靠政治权力强行对社会财富进行平均化再分配。在我看来，后一种声音是很危险的。它即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也必将重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导致更大的经济衰退。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在强化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固化财富被权力“绑架”的事实，让经济继续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既可以通过暴力将财富进行“均平化”处理，也可以对其进行“集中化”处理，它完全可以由权力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现实需要进行选择；不管是大众感官意义上的“经济平等”还是“两极分化”其实都有相同的形成机制，即权力垄断的自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占有的“一般性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如下的情形——当权力需要制造更多财富的时候，就把民间资本的能动性释放出来，给他们创造财富的政治空间，而一旦出现贫富分化并导致“民愤”，权力又把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资本”，甚至不惜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来稳定民心。如此一来，正常化的社会生产秩序不断被打乱，制造财富的人群之间相互敌对和伤害，而这种悲剧的始作俑者却左右逢源、坐享其成，成为“空手套白狼”的运筹家。
五、结论：奇迹延续？前途未卜？
记得有一篇网络文章说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和政府内部不少领导干部对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不能接受，担心此举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数十年后，他们发现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改革不仅没有触碰到他们的利益，而且给他们带来了享受不尽的现代物质生活。但是正当这种“乐观”的情绪不断滋长之时，又一“吊诡”的事实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既有的半拉子“市场经济”模式似乎已经难以维系下去，再不触碰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市场”的对社会财富增长的积极作用就要消失。也有很多人将之总结为：再不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市场就要“罢工”，多年来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就会消失，甚至还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灾难，比如滞涨、泡沫经济的崩溃等。其实，时事变迁就是如此，经常体现得风云诡谲，让人摸不到头脑；但很显然，中国当下的经济困境却并非不可理解，甚至它完全是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常识提前预测到的，只是有很多人容易为一些表面的经济现象和抽象统计数据所迷惑，才感觉事发突然。关于这种看似“突变而来”的被动局面，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概括来加以解释，即：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经过多年的压制终于开始发挥威力了，而违背这个规律的一切做法必然都要受到惩罚。
总而言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算不得“奇迹”，它只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某种“滞后效应”，本应在60多年中取得的成绩集中到了30年的较短时期内，自然会显得更加出众。此外，通过“超前投资”提前消耗未来的经济增长潜能，这种发展战略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再考虑到中国本来就已经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条件，比如独特的民间储蓄文化、勤劳无比的社会大众、优越的地缘政治等，它就更加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了。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半拉子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奇迹而是正常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当前面对的经济发展困局却充分地印证了“市场经济规律不可违背”的预言；可以相信，这一点还将进一步得到验证。当然，中国经济虽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内可能出现短期性增长下滑的问题，但是只要政府能够朝着尊重现代经济规律的方向进行改革，至少还不会出现苏联解体前后的情况，理由有二：一方面，中国目前不存在苏联时期那种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部分商品的自由市场空间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也还没达到苏联的失衡程度，因此还存在自我调整的余地。最后，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如果中国政府已经筹划的各项改革迟迟不能得到落实，更大的经济悲剧很难完全避免；即是说，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而关键变数就在于政府的改革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