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冰心创作中母性之爱的复杂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6-07-17 14: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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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侧重于抒写母性之爱是冰心创作的特色。本文回应近年关于冰心母性之爱的书写是屈从于男权还是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这一争论,认为从女儿的角度歌颂母性之爱,冰心颠覆了封建男权传统对女性血脉亲缘关系的隐匿;从女性自我人格建构的角度,冰心把母性之爱确认为应有的美德,并把这种母性之爱展开为关爱家庭与感化社会两个维度。赞美关爱家庭的女性,冰心从女性责任意识的角度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建构作出了贡献;以母性之爱慰藉青年、以母性的宽恕之爱教化当年的日本民族,冰心实践了以母爱济世的理想。同时,冰心的母爱书写也还存在着偶向男权屈从、偶又能关注女性权益的复杂状况。

   【关 键 词】冰心/母爱/女性/主体性

  

   冰心的创作从女儿的角度颂扬了母爱的伟大,又从女性人格自我建构的角度确认了母性之爱的价值,并把母性之爱实践为一种济世的力量,试图以之催生不同国族之间和谐友爱的世界图景。冰心这一独特的文化选择,难以简单地归之为保守的或是现代的,从而带来了它到底是屈从于男权的还是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这一争论。孟悦、戴锦华和王侃侧重于认为冰心创作在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是不足的。孟悦、戴锦华虽然认可冰心的母爱歌颂反叛了女性“未嫁从父”的父权禁令,但又认为“冰心以及冰心笔下的女人则缺少一个重大的性别视点,即对于男性以及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和体验,继而自然也就缺少对自己作为一个性别存在的体验。”① 王侃说:“……当她的‘母爱’与传统‘妇德’达成同构和一致时,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的一种退步。”② 盛英显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针锋相对地写了商榷文章,认为“冰心母爱文学所呈现的女性意识,既触及伦理亲情,更追逐生命本源和理想;既是母爱天性的颂歌,更为大母精神的激扬,它们绝非为男权话语的翻版,同男权文化制造的母亲神话完全是两码事。”③ 此外,刘思谦、姚玳玫、李玲、林丹娅、任佑卿等都先后在自己的论文中对冰心的性别意识做出了各自的分析。④ 已有研究成果的多元评价状况,正启示我们应该抛开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程式,避免简单的价值定位,充分关注文化现象自身所蕴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一 从女儿的角度歌颂母性之爱

   “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冰心《春水?一零五》)“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的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惟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这是冰心歌颂母爱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之一,其文化价值首先应该放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脉络中去看。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尊母的文化。孝道,不仅要孝敬父亲,还要孝敬母亲。然而,在话语层面上被置于孝亲圣坛的母亲,一般地说只是儿子的母亲,而不是女儿的母亲。儿子的母亲由于对男性家族承传、子息培养作出了贡献,所以得以分享父权。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都是对儿子之母的歌颂。母子关系、婆媳关系一直是传统文化要努力强固的,而母女亲情则很难在文化表达层面上得到普遍彰显。这是因为,母子关系、婆媳关系是父子关系得以相承的必要补充条件,而母女亲情则可能威胁女性从夫的原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从礼教的角度看,母亲在女儿嫁出去后只有克制乃至于斩断与女儿的自然亲情,才能帮助女儿心无旁骛地忠诚于婆家,才能帮助女儿进入夫权文化秩序中谋得生存空间;未嫁的女儿,其生命也不过被视为是媳妇、母亲的预备,在男权文化系统中未曾获得本体性的价值。这样,自然的母女亲情理所当然地就很难进入主流的社会伦理表达系统中得到充分的彰显。

   文学创作往往兼具遵循、反映主流社会思想和超越、反思主流社会思想的双重性质。因而,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中未与女儿割断情感纽带的母亲常常被塑造成反面形象,小说《水浒传》、《三言二拍》中便时现这种不明智的母亲;但另一方面,母女亲情又在明清的闺秀创作中得到一定的正面抒写,⑤ 从而体现中国文学实践与男权戒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就总体而言,女儿心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并未得到充分舒展,母女亲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未曾充分展开的主题。

   冰心“五四”时期的散文、诗歌较多从女儿的角度大量歌唱母女亲情,这时她往往以对父/夫这些曾被视为“天”的男性角色的忽视、省略,凸显女性之间的血脉亲缘,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颠覆了只强调父子相承的男权家族中心文化,肯定了女性生命的本体性价值,发扬光大了明清女性文学眷注女性情谊这一未曾得到广泛彰显的文学主题,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书写母女亲情的基本母题。这样看来,由于男权文化也倡导妇德,就笼统地判断冰心在诗与散文中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歌唱母爱也是“不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也“是另一种正在遭受抨击的——封建的、古典的——话语的翻版”的看法,显然失之于偏颇;而盛英认为这种母爱颂歌“同男权文化制造的母亲神话完全是两码事”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冰心的作品能够“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⑥,得到广泛的传播,显然得益于五四时代人道主义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的荫福;冰心也正是以自己的创作从一个角度承担了把尊重妇女的时代理念转化为时代的一种集体心理体验这一文化使命。

  

   二 从女性人格建构的角度确认母性之爱

   冰心“五四”时期的小说则改变了其同时期散文、诗歌中那种主要从女儿立场仰视慈母、抒写女儿心迹的写作视角,而把母性情怀认同为女性人格的必要内涵,塑造了一批富有母性情怀的年轻女性形象,如《两个家庭》中的亚茜、《斯人独憔悴》中的颖贞、《秋雨秋风愁煞人》中的英云、《超人》中的梦中的母亲、《六一姊》中的六一姊、《别后》中的宜姑。20年代末小说《第一次宴会》中的瑛,40年代的小说《我的学生》中的S、《空屋》中的虹,以及40年代散文中所阐释的宋美龄形象,也是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延续。冰心彰显的母性情怀,首先体现为女性建设现代家庭、抚慰亲人的能力,其次还体现为以母爱济世的理想。总而言之,冰心小说所认可的母性情怀主要是女性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意识。着重强调女性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强调女性自身的权益,冰心作品面临着这样的质疑:其性别立场到底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男权的还是女权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女性主体性建构作为衡量女性问题的价值尺度,同时还必须回到中国现代性别文化的历史语境中。

   冰心小说中的美好女性,无论未嫁还是已嫁,总是“宜其室家”⑦ 的。冰心主要把这种“宜其室家”的品质向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处理好家政的责任心与能力;二是善解人意的心怀;三是美好雅致的气质外貌。《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别后》中的宜姑、《我的学生》中的S,均是这三方面品格皆超群卓越的完美女性;《斯人独憔悴》中的颖贞、《六一姊》中的六一姊、《超人》中的母亲,则以三方面美好品质中的某一两点见长。冰心主要从外视点写这些美好女性。亚茜的美好,通过女学生“我”的眼睛和男邻居陈华民的评价来表现;宜姑的美好,主要通过弟弟同学“他”的眼睛和心理感受来表现;S的美好,主要通过叙述者“男士”的眼睛和S的丈夫F的转述来表现。《超人》则从儿子的角度感受母爱,《六一姊》从小女伴的视角抒写六一姊庇护他人的心怀。从外视点表彰这些女性的美好品质,展示她们给别人所带来的温暖,展示她们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诸如丈夫、儿子、兄弟的重要性,而不是从内视点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体验女性的人生苦恼,这说明冰心主要是换位以假定的男性视角思考女性问题;说明冰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探索女性人性的奥秘、不是张扬女性的个性需求,而是设想各种男性对家庭中的女性有怎样的期待,从而总结出培养女性道德人格的准则。这说明冰心在思考男女相互对待的关系上主要不是批判男性世界的,但不批判男性世界的未必就是维护男权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粗暴的思维方式。判断冰心作品是否具有维护男权的特质,还要进一步看她是否在创作中认可了以男权不合理需求压制女性生命的价值取向;判断冰心创作是否具有女性本体的立场,要看她是否是建构女性主体性,而不能以是否满足男性立场为尺度。男性立场和男权立场是两个外延、内涵并不相等的概念。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男性立场包括男权立场,也包括男性对女性合理的性别期待。建构女性主体性,应该批判男权文化,也应该以男女主体间共在的态度接受男性对女性的合理的性别期待。

在《超人》、《别后》、《我的学生》这些作品中,冰心身为女性作者,尽管十分认可男性人物对女性的期待,但并没有设置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制关系。《超人》中男青年何彬因母爱而得到救赎,但作品并没有让这种母爱对女性的其他生命需求造成压抑。《别后》中的小男孩“他”到同学家享受到那个穿着“紫衣”的“美丽温柔的姊姊”宜姑所创造的家庭温馨后,觉得自己那个“漠然”的、“难得牵着手说一两句噢问寒暖的话”的姊姊是不够美好的。从叙述态度上看,隐含作者理解“他”的情感需求,但并没有反过来审视这个“他”,没有问“他”自身在家庭气氛建设方面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到底是温馨气氛的创造者还是冷漠气氛的制造者。这说明《别后》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未曾考虑应如何要求男性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别后》在女性应该得到什么关爱的问题上是没有贡献的;但同时,冰心也没有在这部作品中认可任何对女性的压抑、伤害。她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使命,但这并未走向对男权法则的屈从。《我的学生》中的S,是亚茜、宜姑的形象延续,她“要强好胜的脾气”只体现在对自我责任——既包括家庭责任也包括社会责任的高要求上。让这个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美丽女性盛年夭亡,冰心此时显然对这类女性的生命艰辛有更多的体会,但作品中只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一句话触及S力不从心的生命感受,而主要是从外视点表彰她的责任意识、自我牺牲精神。但“我”和F的男性叙述视角,对这个美丽好强的女性并无压制的力量或企图,S的奉献出于女性对自身生命境界的追求。生命的完整性包括肯定生命应享的权益,也包括肯定生命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前者关乎生命的福祉,后者关乎生命的境界。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女性权益固然是重要的一维,但女性的责任意识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女性的权益不应是对男性霸权的倒置性承袭,女性的责任不应造成对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压抑。冰心这里对女性责任的强调恰恰满足了这一前提。所以说,《超人》、《别后》、《我的学生》虽然在张扬女性权益方面、审视男性世界方面无多少贡献,但对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仍然是有意义的。冰心《超人》、《别后》、《我的学生》这些小说,在剥落男性压制性力量的前提下表彰女性“宜其室家”、关怀众生的母性情怀,是对中国传统男权文化的扬弃,是对中国传统尊重母职文化合理因子的继承,其价值取向固然是非激进非反叛的,是保守的,但仍然是积极的。固然,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侧重强调女性的责任而较为忽视女性的权益,因而现当代性别文化建构中张扬女性权益特别重要,直接对抗男权的“批判性写作”非常重要,但是,文化的建设也不应该是从一种偏颇走向另一种偏颇,而应该是在不断的纠偏、反思中继承已有文明的合理因子,从而愈来愈趋向全面、健康。从这一点看,冰心这一类强调女性责任的作品与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张扬女性性爱权利的作品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说有了横空出世的丁玲就可以舍弃传承传统文化合理纽带的冰心,有了反思母性的张爱玲就可以判定歌颂母性情怀的冰心没有价值。武断地判定冰心的“全部文化积蓄中又没有任何一种发自女性自我或促生自我的既成观念”,⑧ 恐怕还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研究界对女性自我的界定、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尚不够全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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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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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8年3期第6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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