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一种命定，社会学研究者经常需要面对学科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关于这样的古老话题，我持这样的观点：社会学的研究话题很多，有的问题适合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有的问题适合运用定性、案例剖析的方法，没必要非得争个高低雅俗；围绕它而开展的争论似乎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与其陷入其中，还不如回避之，专心做自己的研究就是。但是也有业内朋友认为，这个问题是逃避不掉的，开展一些争论还是有价值的...我对这种观点在内心深处是认可的；也许，只是感觉自己无力参与这样的对话，才无奈地保持超脱吧，这应该算作是一种“批判式”的自我解嘲了。今年4月23日，我在微信上看到了陈云松教授的《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一文；我字斟句酌地研读了两三遍，感觉颇为复杂：一方面文中内容有不少都是我完全认同的，而另一方面又有些观点是我断然不能接受的。于是乎，我顺着自己的点滴思考，很快将一篇“对话”文章自然地编织了出来。
一、理想的社会科学与实证主义传统
陈云松教授在《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一文中提出了很多值得点赞的观点，比如，他呼吁“倡导一种观念、方法和实践上的学术包容”，再如，他认为，每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了解中国的片段，而正是借很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社会学才取得了如今的发展成就。更为值得赞同的是，他隐约提出了社会科学的理想状态——所有理论观点都是基于“经验”而提出的，而且必须可“证伪”（卡尔.波普），所用研究方法是外显和进化的，理论模型都是存在前提和假设的，理论表述上应该是价值中立而不太掺杂个人好恶评判的...显然，这应该是很多社会学研究者都追求的理想工作目标。我对陈教授所描述的社会科学“理想状态”持完全认可的态度；但是我想说的是，理想固然美好，但是它决不能代替现实。社会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证明，人类的绝大多数“社会事实”都是难以像“自然事实”那样方便掌控和计量的，尽管“复杂不等于不可化约”，但是“化约”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而不是想化就化得了的，这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理解”问题。
回顾西方社会学自18、19世纪之交产生以来所走过的学科发展路径，我们就不难发现，经典的实证研究并非主流，涂尔干的《自杀论》已是19世纪末期的作品，而且类似这种的有深远影响力的社会学经典并不多见。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但是当时的社会调查仍旧以实地（案例）研究方法为主，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和以《中镇》为代表的社会学作品也还属于定性研究领域，直到70年代甚至更晚之后，现在流行的“定量统计方法”才成为了美国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在陈云松教授看来，早期的西方社会学之所以没有“走向定量”，是因为数理统计技术的限制，而正是这种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这种观点这恐怕不是事实——我们试问：是原子弹技术催生了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二战催生了原子弹技术？早期的社会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来成熟的数理统计技术，除了该技术知识“积累规律”的因素之外，更大的原因应该在于那个时代还尚未形成对它的强烈需求。具体来说，由于社会学虽然是科学，但毕竟是关于“复杂社会”的，当人们对社会还未形成“相对充分”的经验认知时，自然难以提出系统的理论假设，而没有这些假设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对用于检验这些假设的技术的“需求”。
从这种角度来说，经典的实证研究方法注定难以“先行”，它需要以“现代成熟”社会作为土壤，更需要以大量的“理论储备”作为后盾。众所周知，二战之后的美国一度被视为人类世界的共同未来，美国政治与社会体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逐渐走向了“超级稳定”状态，除了零星的新左派批判声响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聒噪，可以对美国现行社会体制构成真正颠覆性影响的学术思想已经十分稀少，桑巴特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可以视为一个注脚。就美国社会学而言，帕森斯王朝坍塌之后，尽管各学派干戈不断，但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学科前辈们已积累出来的众多理论成果却急需被验证；我相信，这才是美国社会学走向“定量化”的时代背景。一位从西方访学归来的同仁告诉我们，那边也存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之间的争论，在有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批判很激烈；由此可见，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定量研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先进”，那么在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出现对它的质疑声应该是“太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二、必须面对的中国文化传统与学术生态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大多都承认，中国历来都缺少“精确计量”的文化传统，记得黄仁宇先生曾经专门对此做出过历史理论的分析，这对开展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极其不利；同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对“问卷调查”方法也构成了致命的威胁。翟学伟先生在《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指出，“实证方法存在的问题不是掌握些技术技巧就能解决的，它们本身就会遗失或无法探明一些重要变量，由于中国人有浓厚的面子观，他们不愿在陌生人面前讲真话，倾向于把应然视为实然，在不同场合对相同问题有不同回答，从而使得这些方法的可靠性不堪一击”。此外，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如果说向来重视“关系”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杀熟，那么，仅接触几（十）分钟的结构式访谈所收获的数据如何确保信度？尽管对于很多社会学研究者而言，这只能是一种老生常谈，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美国文化再怎么“复杂”，应该都没有中国的这种“文化困境”更加让人感觉棘手。
在我看来，经典实证研究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最大威胁还不是这些传统文化因素，而是政治环境因素。韦伯主张学术与政治相互独立，治学者不应该有政治家的气质（可见《学术与政治》一书），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学术必然受制于政治，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就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而言，社会学的很多重要研究话题都存在诸多的禁忌，这导致中国社会学根本就难以开展真正意义上的“争鸣”，看似热闹的理论分歧，大多只是小打小闹，很难上升到理论范式的高度，陆学艺先生曾经的遭遇（因提出新的社会分层标准而遭受处分）就是一个明证。更为值得玩味的是，在一个“七不讲”、“极力防范西方价值观进课堂”的奇葩国度里，中国社会学竟然出现了高度“美国化”的趋势，何也？恕我武断地用“阴谋论”来分析其中的缘由：政治当局发现那些从根本上思考中国社会结构与运行逻辑的学者，很容易成为促进大众思想启蒙、威胁现有政治合法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学却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耗费”在无关痛痒的一些细节问题上，而且即使涉及政治“痛痒”，晦涩无比的学术语言也足以防止其在非专业领域的传播；于是，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专业期刊引导广大社会学研究者走上“美国道路”，从而达到“整编”知识分子的目的。
如果这样的揣度基本属实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过早走向“专业化”的严重后果——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学科无力思考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可惜，很多人身在其中，习惯了“顺应体制”，乐不思蜀，沉溺于所谓的学术积累，却忽略了很多的基础研究话题，潜移默化地丧失了理论思辨能力。也许正是由于对这种政治情势的漠视，陈云松教授提出了我断然不敢认同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学界，“观”很多，“术”不够，“道”太少。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太少不是因为研究方法不够先进，而是因为学术自由缺失导致的理论储备不足，那些看似多样的理论观点，其实早已都在政治高压线的威胁下失去了原始的棱角，从而变得不再具有多少原创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阻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是政治，而不是方法；试想，当大量的学术问题因为需要“政治脱敏”而被阉割时，社会学的想象力如何施展威力？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观点”已经太多，只要研究技术进步，就足以确保中国社会学阔步前行，显然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判断与“合理”的预期。
三、超越，抑或早熟？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命运
如今，专业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人士津津乐道的发展成就。陈云松教授指出，中国的历史数据，和国际数据一样，拓展了我们的样本丰富性和代表性，提供了因果推断的更大可能；专业化意味着知识系统化的拓展和传承；基于“反事实因果”的定量分析的普及，标志着当代社会学首次具有了超越和挑战传统理论的能力；理论个人作坊主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观点确实代表了中国社会学正在发生的学科演变趋势，它让我想起《社会学研究》十多年前曾连载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的《“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文（当下应该几无可能）；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近几年为何有那么多的社会学研究者趋之若鹜般地学习高级统计技术，暑期培训班何以屡屡爆满。有的同行人士调侃说，按照现在的趋势，谁如果不懂定量技术，就不要指望在本学科权威杂志发文章了，我感叹到：社会学专业期刊的文章越来越高深莫测了，不仅其他学科的人看不懂，即使学科内不同研究方向的人也看不懂了！记得清华大学刘瑜先生在一篇网络短文中提到，有社会学的研究运用大量素材，绕了一百个圈子，最后讲了一个常识，对这个学科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也许，她不懂得“科学”的真谛，但丢掉了“思想启迪”价值的社会科学，注定是很容易被诟病的。
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学果真发展到已“超越”理论积累的阶段了吗？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之后，有多少可与之比肩的专业学术概念出现？社会科学界所提出的诸如“儒表法里”、“皇权不下县”、“东方专制主义”等学术命题，社会学可有能力与之对话？我认为，若不能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事实”给出专业术语性的概括而直接进入到检验内部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时代，一定会出现很多“常识性”错误，这是一种学科“早熟”现象，其后遗症必将十分严重。对于正处在剧烈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的时代，一个需要“呼唤大师”（尽管这注定十分艰难）的时代，一个需要“尖锐批判”的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说，孙立平、渠敬东这样的学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显然，没有这种人的理论积累，很多实证研究都只能继续停留在对很多“老问题”的重复检验阶段，比如，一个“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的话题就可以写出数十篇权威论文，除了数字的不断更新，结论似乎都是波澜不惊。那么对于这些老话题，要检验多少遍，才算是“证实”，出现多少数据偏离，才算是“证伪”呢？最应发挥批判功能的社会学，在中国就这样沦为了一些技术游戏！如此这般下去，这个学科必将彻底失去参与公共学术话题讨论的资格，遑论培育出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世界的成果！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经济学是当前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最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如果将历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作以统计，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多数都以勇敢的理论假设作为学术突破的基础，诺斯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是典型代表。金观涛先生采用统计方法进行“观念史”研究（参见《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看似具有定量研究的特色，但其中的核心内容呈现还是理论的逻辑，而不是数字的逻辑。我认为，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是在学科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之后才广泛地采用定量统计和模型化技术；人类学也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等相对方便使用数量化统计的领域才广泛引入定量研究方法，历史学更是刚开始尝试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就中国的社会学而言，普遍和广泛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时机显然还尚未成熟，因为它至今还没有“把前期的功课补好”。这就好比，一个婴儿的正常成长历程是：从爬行到蹒跚学步，再到正常走路、跑步，最后才能成为飞行员，甚至像杨利伟那样坐上飞船、走向太空；与此相似，当一个学科的发展也注定要经历大致相似的过程，当它还没有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就试图走向“最前沿”，我只能说这是拔苗助长，有种“学术乌托邦”情怀在其中作祟。
四、结论：社会何以内含科学
陈云松教授在《走出费孝通悖论》一文中指出，费孝通先生提出“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存在悖论，科学与人文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因此不能融合。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对“科学”概念的“自然科学化”理解，背后可能隐含有这样的预设：不能用于计算的知识就不是科学知识，至少不是好的科学知识；沿着这样思路推理下去，不能进行计量统计的社会学研究，就不是前沿的高质量社会学研究，因此思想史不是标准的社会学。而当一位学者开始为一个学科“设定标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包容”，而是方法论进化主义。我也相信进化，但是我不认为“方法的进化”可以超越“社会的进化”——当一个社会的基础形态还停留在前（或准）现代时期的时候，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的“经典研究方法”未必适合。此外，当这种“未必合适”的研究范式业已占据主流学术话语阵地却认为他人“走得太慢”、甚至听不进一点“提醒”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前沿的科学”到底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什么？除了让大家更加确信某些事实的真实性，还有其他什么吗？必须申明，我热切期盼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但当太多的社会学话题都难以适用最前沿的研究方法时，我只能暂时收敛一下这种热情，安静下来，认真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
我为自己所从教高校的文科实验班开设了《社会科学导论》这门课程，将第一讲内容的题目定为：“社会何以内含科学？”讲述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科学是在现代科学精神（价值中立和去道德化）的指导下，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对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但是，与自然现象相比，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部规律的特殊性，它们有的可以计量，有的不可以，比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很难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其中的精密逻辑关系，而只能是一种“大概”的规律总结；因此，这里所说的“实证”方法包括人类学的田野（实地）调查，“投入理解”、“类型学”虽然很难获得定量素材，但是它们获得的定性资料仍然是“经验”而非思辨的，所以，格尔茨倡导的“深描”同样是经验研究的一种形式。与我的这种“泛实证主义”主张相比，那种认为“不能定量就不够科学”的判断似乎就显现出了“方法主义”迷信，这应该不能算作是无理取闹的观点！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学科，社会学不可能完全遵循涂尔干的教导，将自己的研究领地仅仅划定为整体性的社会现象，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各理论学派的出现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么，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包容和相互切磋就变得很有意义，这同时提醒我们，面对不同的声音，我们应该“就事论事”，而不应该将旁人的批评视为“不包容”的表现。
作为专业社会学的门外汉，我打算将“无知者无畏”进行到底，最后提出这样的结论：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类似于20世纪早期的欧美，因此，中国社会学最急需的学术资源可能来自“古典”的滕尼斯、斯宾塞、韦伯，而不是“当代”的吉登斯、布迪厄、福柯；与日益精密化的统计模型相比，社会学的想象力恐怕是更为迫切的需求，我们若沉醉于“技术前沿感”而不能自拔，“不知有汉，却纵论魏晋”，势必会让中国的社会学走上早熟的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