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如何理解内战:积怨、贪婪与国家能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18: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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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摘要:作者将关于内战的理论分为三大范式:积怨说、贪婪说以及国家能力说。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群体间的不公平是集体暴力的解释因素;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贪婪追求才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则认为国家能力是评估内战风险的关键。本文提出,尽管以上三种范式都不同程度地有助于我们理解内战,但也各自存在着缺陷:积怨说无法清晰地阐释从动机到行动的机制;贪婪说强调冲突的微观经济基础,但存在以个体动机解释群体行为的偏差;国家能力则不能很好地解决内生性的问题——究竟是国家能力低下造成动荡还是动荡损害了国家能力。随着近年有关政治暴力研究的进步,学者们试图将内战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更加注重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弥合之前对内战解释的不足。

  

   关键词:内战,积怨、贪婪、国家能力

  

   内战是比较政治学中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冷战结束后,曾经在大国权力角逐下被掩盖的国内矛盾逐渐爆发,尤其是南斯拉夫解体后所引发的族群冲突,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规模的集体暴力。科利尔指出,“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有73%曾在近期经历过一场内战或是仍在饱受内战的煎熬”(Collier,2008)。根据塞班尼斯,1945—2000年发生的内战席卷了73个国家、造成2000万人死亡、7000万人背井离乡(Sambanis,2004)。此外内战还具有“传染性”,难民潮、毒品与军火走私、法治的崩溃、地区安全的动荡均与内战相关。不论是从维护我国海外经济政治利益、还是更好地从承担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更好地理解内战、评估内战风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内战有哪些成因?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群体间的不公平是集体暴力的解释因素;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贪婪追求才是至关重要的;近些年还有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声称国家能力是评估内战风险的关键。本文首先对“内战”的概念进行辨析;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对三种不同范式的内战理论进行评述;最后一部分为总结,作者提出未来有关内战的研究应当沿着中观互动、国际结构影响和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这三个方向发展。

  

一、何为“内战”?


   当国内政治冲突演变为军事冲突时,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认为这个国家陷入了内战。在学术文献中,学者们则对“内战”有着更为严格的定义。比如,凯里维斯认为,内战是在一个公认的主权国家内部、并且在敌对状态伊始时同属于一个受共同权威管辖的各方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Kalyvas,2007)。凯里维斯的定义强调冲突的行为主体及其属性。在佛尔伦和莱廷看来,内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冲突方是国家代理人和非国家行为体,后者的目标是控制政府、控制某个地区、亦或是通过暴力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一场内战中至少存在两个冲突方;第二,一场冲突死亡人数总数大于1000,且每年平均死亡人数不少于100人;第三,各方的死亡人数都至少大于100人,以便与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国家暴力相区分(Fearon and Laitin,2003)。按照这个标准,1945—1999年期间共发生了127场内战。这个定义在实际研究中更具有操作性,特别是考虑到当下大量有关内战的文献都是定量研究时,明确的数字门槛便于研究者进行分类和编码。但是,僵化的数字“1000”会将一些原本符合关键性指标的案例排除在外,因而不同学者在内战的操作化定义阈值上会采取不同标准:例如塞班尼斯认为,应当将冲突首年死亡人数在500—1000人的军事冲突也作为内战处理;如果首年没有达到500人,那么只有在接下来3年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的军事冲突才被列为内战。根据塞班尼斯的计算,1945—1999年全球共发生了145场内战,死亡均值为143,883人(塞班尼斯,2004)。尽管学者们在内战定义的操作化层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首先,内战区别于国家间战争,必须在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内部进行;其次,内战必须要有冲突,单向的暴力实施不能算作内战;此外,内战是成一定规模的,战争所引发的死亡人数必须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以便区别于恐怖主义袭击、社群暴乱等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辨析一些概念和内战的关系,包括政治暴力、革命、分离主义、族群冲突等。

  

   政治暴力是较为广义的概念,指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暴力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以是否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边界以内是政治暴力行为最常见的分类标准。符合内战的政治暴力行为一定是发生在某国内部,但国内的政治暴力行为并不一定是内战,例如种族屠杀。革命也是十分重要的冲突类型,广受学界关注。革命通常被看作是内战的一大类型,内战对于冲突双方并没有限定,而革命的特点在于冲突的一方必须是国家;从词义来看,内战是中性的描述,而革命则带有倾向性,所以针对革命中冲突的一方必须是国家的特点,我们也可以说革命的对象一定是国家,意在推翻旧有政权;在操作层面,革命中不论是政权方还是致力于推翻政权的一方,都会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基础;此外,最为重要的是,革命最终一定是实现政权的更迭,并意味着对整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上的深刻变革。由于这一全方位变革的特点,相对其他暴力类型,革命的案例并不多见,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法国革命、中国革命、俄国革命等。在内战的分类中,常常需要与革命进行区分的是分离主义(separatism),分离主义在冲突伊始就包含着与革命不同的动机——分离主义致力于实现独立,往往与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不可分割,分离主义运动即使成功也不会带来整个国家的变革,反叛者不太关心与本族群无关的区域发生什么或应该落实怎样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此外,是否与族群相关,也是内战分类的重要维度,罗杰斯和莱廷(Rogers and Laitin,2003)指出族群战争(ethnic war)和宗教战争(religious war)是最重要的认同战争(identity war),而族群战争又是现实中观察最多的案例。族群战争指的是对身份认同、边界和公民权有着不同认识的族群之间就权力关系进行竞争而导致的暴力冲突。族群战争通常并不寻求控制整个国家,而是要改变自身族群的地位,通过暴力手段影响政府政策、政治权力分配、甚至是将整个国家分割,并控制相应的区域,实行自治或独立,因而族群战争往往与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分不开。

  

   对不同类型的内战进行区分十分必要,一些重要的因素在解释不同类型内战时,所呈现的机制和效果是不同的。例如布豪格通过对1946-1999年间的内战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越多、幅员越广阔,国家面临分离主义冲突的风险越高,但这些因素与革命的风险并不相关。同时他还发现对于革命,民主制度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民主制度下,分离主义冲突的风险是线性增加的(Buhaug,2006)。铃木发现,石油和政治不稳定这两个因素在预测革命时更有效(Suzuki,2007)。

  

   相较于比较政治学的其他议题,内战是一个相对较为“年轻”的成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才有大量专注于内战的文献出现。对内战的关注主要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战争鲜有发生;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曾经被掩盖的矛盾开始爆发,国家内部冲突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显著增加,这使得包括政治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重新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内战成为政治冲突研究的核心现实问题。第二,欧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和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层面(梯利,1975,1992; 艾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6);但是现实世界的经验证据又提示,大多数后发国家并没能从战争中取得国家建构的成功;所以,与理论相悖的政治现实也引来研究者的关注。

  

   内战作为如此重要的政治现象,对其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十分重大,对于内战的研究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对内战爆发、持续性、严重程度、终结的解释,战后和平维持的分析,全球化对于内战的影响等等。在这些众多研究议题中,对于内战原因的解释吸引了学界最多的关注。

  

二、理解内战:三大范式的发展与演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内战?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分析:积怨说、贪婪说和国家能力说。当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与财富分配如果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那么这个国家就有爆发冲突、甚至是内战的可能性——“积怨说”正是从公平的视角来分析内战的。“贪婪说”则强调人们参加武装反叛必须具备一定“经济机会”,否则理性的个体和组织是没有动机参与到对抗政府的行为中去的。而“国家能力说”是从国家的角度入手,认为正是国家能力的低下或缺失给予反叛者以可乘之机,在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发生了内战。本文将依次介绍这三种理论的主要架构及其机制,并加以评论。

  

   为自身地位而进行的反抗——积怨与内战

  

   对于内战的解释,从差异、不公和仇恨的角度出发是十分直观和自然的。在早期的文献中,人们普遍认为个体层面的不公平是导致暴力反抗的主要原因。相对剥削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化的总结。格尔(Gurr,1970)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中对“相对剥削”(relative deprivation)进行了框释:各种形态的集体暴力源于人们的期望所得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巨大现实差距,这种差距往往是以物质标准进行衡量的;而人们走向反叛是通过“挫败—进攻”(frustration aggression)的机制实现的。其实证检验展示在那些“相对剥削指数”高于中位数的国家,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和巴拿马,动荡(turmoil)指数也高于中位数。相对剥削理论与美国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十分契合;在许多人看来,黑人对政府的反抗就是源自对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的集体宣泄。当然,不少学者们也通过多种方式对“相对剥削”理论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检验,对其解释力有所保留。例如,穆勒(Muller,1970)通过对爱荷华州发生的种族骚乱的研究,发现人们是否走向暴力由两个因素决定:“对政府权威的低信任度、……(以及)以往反政府组织的暴力行为所取得成就的巨大鼓舞,坚信同样的手段可以帮助自身的事业。当这两点被同时纳入对集体暴力的解释时,相对剥削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此外,格尔的理论对于心理和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反叛人群的行为也可能是出于人们理性算计的结果。还有研究提出了剥削这种心理存在被建构的成分,例如波茨(Portes,1970)就质疑了“相对剥削”的因果方向,认为相对剥削与暴力程度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即人们实际上是在参加了集体暴力的活动后,才对剥削有了主观上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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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3期总第2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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