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说不尽的休谟

——《休谟论说文集卷一》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3 次 更新时间:2016-06-20 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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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文学史上有句老话,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实在思想史中,休谟也是说不尽的。休谟在西方思想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年前我曾经写了一本著作一一《休谟的政治哲学》,写完后仍然感觉只是研究了休谟思想的一个部分,远不是他的全部。我们有时会问,如何分辨谁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意义又何在呢?我们看到,一些古典思想家的观点总是被不同时代的学者或者理论家们不断地咀嚼、重新地阐释,这样的思想家无疑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提出的是一些永恒性的问题,在不同时代总会给人以深刻的触动。尽管后来的思想家们在进行思考时所得出的答案与原创者的本意已经有所差别,但这个路径却是前人开辟的。在我看来,休谟就是这样一位仍活在现代的思想家。

   关于休谟,美国有一位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吉尔克(R.Krik)谈得非常到位,他说如果要寻找18世纪西方精神的化身,休谟就是最好的代表。我在自己的书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论断,我认为休谟的集中体现了18世纪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古典主义三种因素的交集融汇。休谟身上有18世纪苏格兰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市民社会的钟情。休谟承认人的自私,预设政府为恶,但又强调德性,主张法治秩序和自由经济;他喜欢美文,又好名气,对于英国怀抱忠诚。这个人重视德性美仪,是一个谦谦君子,不是那种极端偏颇之人。如果从英美主流社会的视角来着,18世纪的精神化身,不是卢梭,而是休谟。卢梭只是一面旗帜,而休谟则是代表了西方18世纪的精神气质。当然文学家和革命家,尤其是各色左派人物非常喜欢卢梭,而非休谟。休谟一辈子不结婚,没有多少浪漫的谈资和故事,很平庸,但是在平庸中有大智慧。我们经常用一些词汇形容一个人,说这个人是道貌岸然,或者呆若泥塑,很多人都觉得这些词是贬义词。但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内涵丰富的好词,只是年纪轻不懂得罢了。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情感张扬的经历,都有任性自由的诉求,但是能够自我节制而达到一种正襟危坐、波澜不惊的境界,需要何等的精神修为。2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本有关宋明理学的小书,当时说到朱熹的时候,我曾指出他的温恭虔敬、安详和悦的威仪包含着深刻的教诲,现在这也多少体现在休谟身上,在他们那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的虔敬、通达与诚乐。

   休谟提出的几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尤其是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区分,在哲学思想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个命题是说,一个东西的因果性事实是这样的,但这并不等于它应该就是这样的,而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意义。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没有什么价值,比如天冷、下雨,诸如此类的物理上的事实联系都是实然的东西,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把它们的内在原理揭示出来。但是,应然的事情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这里面蕴涵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因素。那么应然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呢?休谟有一个理想,他觉得牛顿提出的自然力学解决了自然世界中的一系列事物的构造原理,关于自然世界的法则牛顿似乎已经做完了,自己不可能再做了,于是休谟要研究人类世界应然的东西。如果把人类世界的内在原理揭示出来,那不就是一个通达之人了嘛!但是,应然的东西不好研究,因为应然世界的动因涉及人的内在情感,属于人性问题。由于人的情感的发动,才有了外部世界,当人性转化为外部世界的时候,就出现了社会秩序,出现了经济生活,出现了政体结构,出现了人类历史。

   由于要研究人性原理,休谟势必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思想家,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休谟除了是哲学家、道德学家,还是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例如历史是怎么演变的,就不单纯是一个实然的东西,而是有很多的机运在里面,有很多人的主动因素在里面。休谟觉得应该探讨人类社会的主动因素,但他又不赞成当时占据主导的唯理主义的决定论,他是一个温和的怀疑主义者。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是否存在着绝对必然性的东西,这类问题是人类认识不了的,人是在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内来理解和把握道德世界。他所谓的道德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在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道德的(moral)这个词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词汇,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伦理学所说的那种狭隘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是关涉着一个不同于自然世界的广泛的人类社会领域。道德世界的奥秘在于人性,休谟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他的主要著作《人性论》之中,后来他又把《人性论》简化为两本书,即,《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此外,休谟一生配合他的体系性思想,还撰写了六卷《英国史》,以及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文艺等方面的文章。

   关于休谟的文章,此前国内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出版,商务印书馆曾经有《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1984年)、《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1993年)两个版本的小册子。另外,休谟的论文(其实理解为小品文更为合适)还包括道德哲学的内容,这些小品文的译本也非常多,比较全面的是《休谟散文集》(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说起来,这些译稿对于我们了解休谟的思想多有助益,但是,仅凭这些简约的译稿,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休谟的小品文自1741年就开始出版,1752年《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Discourse)出版,在其生前就已经出版了十数个版本。在这些版本中,休谟也会经常作些改动,因而每个版本的注释也会多少不同。休谟去世之后,1771年曾有《杂文与论文若干》(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London)2卷本,1985年,米勒(Eugene F. Miller)根据这个2卷本的第一卷编辑成《论道德、政治、文学》(Essays: Mora1,Political and Literary)。同时,休谟哲学选集的编辑也将这些小品文收录在册,1996年Thomas重印了1854年的《休谟哲学选集》四卷本,政治经济论文和道德哲学论文分散在三、四两卷。同时,随着休谟研究的推进,注释版的休谟文集也出现了,199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哈孔森(Knud Haakonssen)编辑的《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Essays),以休谟《英国史》的大量论据注解这些论文。现在张正萍博士和马万利博士综合这些版本将休谟政治经济和道德哲学的论文全部翻译出来,并根据1985年米勒注释版、1994年哈孔森注释版、1996年哲学选集注释版等不同版本,择其所要作了不同注释,无疑对于国内的休谟思想乃至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是为一个很大的贡献,在此作为此文选译事的牵头者,我深感欣慰。

   虽说休谟是说不尽的,但我利用这个序言的机会,还是想就休谟的政治、经济和文明思想陈述一二。

  

   1.休谟的人性哲学

   我在自己的《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中曾经对于休谟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作了一个系统性研究,在书中我完全赞同休谟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者理论体系的产生都有一个人性基础。我们现在时常谈到的社会理论或者自由主义,基本上都属于一种薄的理论,或薄的自由主义:所谓薄的自由主义就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不去探讨形而上学问题,不去探讨多元价值背后的深层人性问题,而只是就社会公共政治层面上的一些程序形式以及价值问题进行讨论,关于人性的基础性的东西,是在他们理论的视野之外的。现代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是一个薄的自由主义,但是,这种薄的自由主义受到了一些理论思潮特别是社群主义的批判。社群主义认为,这种薄的自由主义只是建构了一个法律制度,一个社会基本的秩序,但它的立足点在于价值中立——薄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不去过多涉及深层的人性论价值层面的问题。这种中立性的与价值无涉的自由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导致的结果是个人的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原子化分离,个人的纵欲、个人权利的泛滥。这种自由主义对社会、群体甚至对国家的忽视,产生了诸多的弊端。社群主义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批判现代的薄的自由主义。但是,我这里重点谈的是,这种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只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在古典时期,特别是在休谟、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那里,是有很多宝贵的理论资源的,他们非常强调德性论,强调道德、同情、友爱、仁慈等,这些东西恰恰是被现代自由主义所忽视的。现代自由主义要应对社群主义的攻击,就有必要重温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不要极端个人权利至上论,而要讲究德性问题,讲究社群关系,讲究仁义礼智信,这些与自由主义的个人原则是不矛盾的。

   当然,从根本性上说,我是不赞同社群主义的,休谟显然也不是一个社群主义者,这一点麦金太尔看的很清楚,所以他在多部著作中对于休谟都提出了严厉的批判。麦金太尔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以斯密、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是一种对于苏格兰德性传统的“英国化颠覆”,这批启蒙思想家通过把当时苏格兰旧传统中保持甚好的道德礼俗纳入已经成熟的英格兰市民社会的体制内,从而颠覆了苏格兰本土资源中的优良传统。麦金太尔认为这是休谟等人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对苏格兰的背叛。在麦金太尔看来,苏格兰本土资源中的道德传统的实际上接续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甚至和欧洲中世纪的道德思想也有联系,而这样一条脉络被休谟和斯密打断了,麦金太尔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他认为应该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把休谟在苏格兰颠覆的东西再颠覆过来。

   我觉得麦金太尔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错误的。社群主义所鼓吹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有一个前提,即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个奴隶制社会。那时城邦里有公民资格的人之间才是讲美德的,才是互助友爱的,但是他们只是公民,不是市民,不是生产者。整个希腊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美好的古典社会,在于从事生产的全是奴隶,这帮奴隶把物质生产这块给解决了。讲德性的是城邦公民,作为战士,他们追求荣誉,从事国家赋予的战斗职责,打仗胜利了以后分取掠夺来的财产和奴隶。公民自己不从事劳动,但他们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情。因而他们除了城邦贸易、战争掠夺,就是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时公民的德性当然是很好的,因为他们要打仗,如果战败了,整个国家的公民就全部变成奴隶了。所以,我们读古代著作时发现,那些公民非常的爱国,非常的英勇,因为国家一旦战败了他们就都是奴隶了。这个时候,德性传统是存在的。但是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之后,一个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就是需要有人从事生产、从事财产的创造,要有人首先成为商人、成为劳动者,其次才是国家的公民。如果还是遵循过去的传统,社会成员只是承担城邦式的既是公民又是战士的职责,那么生产谁来做?一个没有了奴隶制的现代社合,如何解决社会物质生成的政治属性呢?我们看到,休谟、斯密的最大的贡献在于重建了一个市民社会的美德,在市民社会里人们首先是市民,必须从事生产——作为一个商人或工匠,你首先得赚钱,要追求私利制造产品。使产品进入交换、流通,这些东西完成了之后,你才是政治公民,才是家庭成员,这时候才讲究国家的义务,才有美德。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到了近现代之后,社会结构己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存在下去,如何使得个人幸福,社会繁荣、国家强大,如何为上述事业构建一个正义的秩序,只有在市民社会的社会财富创造的前提之下,才能谈美德问题。自由主义不是说不要美德,而是说这个美德在怎样的前提下建立,遮蔽这个问题,社群主义就是在唱商调。

我是把斯密和休谟放在一起来研究的,虽然他们有些地方存在区别,但基本思想和观点还是一致的。现代自由主义只讲生产方的事务,即市场经济以及相关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讲美德了,但是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就非常高明,理论也十分深刻,他们既讲市民社会的生产、交换,同时也讲道德情操,讲国家政治。斯密除了写《国富论》,还写了《道德情操论》,休谟《人性论》中也大谈人的有限的同情,讲人们之间要仁慈友爱。如何在一个市民社会建立德性原则?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麦金太尔所代表的社群主义说起来很好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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