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运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6-06-08 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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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第1编    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运用

   这一编所讨论的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运用,主要针对司法。社会科学与司法,这样一种知识与制度的共生关系,历史上主要发生在美国。我们所熟知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法律的理性研究,现在属于熟识法条的人,但未来属于经济学和统计学者”。这些都是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姆斯的经验之谈。而他也被视为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先驱。同样的先驱,像布兰戴斯、卡多佐也都是出自法律界。

   社会科学与司法的讨论,可以从微观个体(micro-individual)、微观社区(micro-community)和宏观社会(macro-society)三个层面展开。这又被称为“视角转换法”。【戴泽:《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就好比我们用地图看世界,不同的比例(representative fractions)如1/250000,1/50000,1/2500,所看到现象的差别非常大,也会让我们关注不同的问题点(如图所示):

   具体来说,宏观社会的视角,是对整个司法制度,包括机构设置、审级制度、程序设定、人员管理进行社会科学分析。微观个体的视角,主要涉及对法律人的心态、决策认知进行社会科学分析。这一编主要是从微观社区的视角讨论司法。就是在特定的司法场域(judicial field),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社会科学如何进入的问题。大致而言,案件的裁判过程,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阶段,或者说,案件需要区分为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我的讲授也大致区分为2讲: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社会科学与法律适用。 第1讲 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这部分的讲授,特别是美国案例,主要是参考

   John Monahan, Laurens Walke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in Law。【北大图书馆藏书】中译本2007年就出版了,由已故普通法专家何美欢老师主译。【约翰.莫纳什、劳伦斯.沃克:《法律中的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这部分内容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参照Kenneth Culp Davis教授的划分,他将事实分为裁判事实(adjudicative facts)和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An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Evidenc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55 Harvard Law Review 364,402(1942)】。裁判事实是与案件当事人密切相关的事实,主要出现在事实审。立法事实是那些并不直接针对当事人,但有助于判断案件的潜在影响,包括法律影响和社会影响的事实,主要出现在法律审。他的这种二元划分是基于美国的判例法传统,但对中国司法也有参照意义。一社会科学与裁判事实裁判事实,主要针对特定案件当事人( facts concerning immediate parties-what the parties did, what the circumstances were, what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were)。这是通常所说的“案件事实”(case fact)。而社会科学主要是经由证据制度才能够成为裁判事实。因此,证据准入标准,决定社会科学能否成为裁判事实的可能性。

   1、美国司法实践中,(社会)科学结论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经历了很长的过程。首先是1923年的Frye v. United States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认定,“收缩血压测谎实验还未能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权威中获得地位和科学认同,法院据此不会承认迄今发现、发展和实验所推导出来的专家证言”。而到了1975年,《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有助于事实裁判者在争议案件中理解证据或认定事实,专家证人可以以发表观点或其他形式作证。”这样,科学的证据准入,就从“专门领域被普遍认同”标准,进入到“有助裁判者理解”标准的阶段。1993年,最高法院在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案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标准。简化来说,美国证据法的核心是相关性原则,即是社会科学与裁判事实之间存在相关性。而相关性的解释,依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规定:“相关证据是指那种有可能使得任何事实——该事实对案件事实认定产生影响——的存在概率较之于没有该证据时增加或者减少的证据。”【“Relevant evidence”means evidence having any tendency to make the existence of any fact that is of consequenc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ion more probable or less probable than it would be without the evidence.】相关性原则的逐步确立,这也让调查(surveys)的性质从较早属于传闻证据(hearsay)而被排除,到可以作为传闻证据的例外而被证据使用。这就是说,调查不是要证明真实

(prov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sserted),而是要能够描述事件。【Rule 803.(1), A statement describing or explaining an event or condition made while the declarant was perceiving the event or condition, or immediately thereafter.】这一规定大大降低定量调查科学结论进入裁判的门槛。例如,1928年的Elgin National Watch Co. v. Elgin Clock Co.案,原告提交给法院2000份返回的调查问卷,法院认为被调查人的陈述难以被证实,而且没有出庭,因此拒绝了这份调查数据。但1963年的Zippo Manufacturing Co. v. Rogers Imports案,改变了调查数据的证据准入要求。为了判断Zippo与Rogers打火机在外观上是否会造成消费者混淆,原告基于全国烟民的概率样本进行了三个独立调查,每个样本规模为500人。在第3项调查中,被访者被递给一个带有其全部标识的Rogers打火机,然后被要求回答其品牌。34.7%被访者认为它是Zippo牌,只有14.3%的被访者认为是Rogers牌。上述调查结论,法院认为原告已经证明Zippo和Rogers打火机会被混淆,而且已经实际发生,因此,同意作为证据使用。2、中国与美国证据法强调相关性标准不同,中国更为强调证据的法定性。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3条列举了7种法定证据。这意味着如果相关(证明)材料不属于以上7种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对证据要求更高,但实践中问题似乎比美国更为突出。很多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材料,虽与个案当事人密切相关,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多是可能成为法官心证的来源。所谓法官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就是说,法官对于材料基于心证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即使是考虑,也并不会明示采信与否。因为只要是采信,意味着就是证据,必须进行质证。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材料进入裁判过程,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以最高法院二审的“360诉腾讯垄断案”为例,腾讯和360均向法院提交经济学家的专业报告作为证据。但法院认为360提交的证据1实为RBB经济咨询的Derek Ridyard出具的专家意见。作为专业经济咨询机构的专家,Derek Ridyard应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对本案所涉及的经济事实等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其却完全针对一审判决发表评论,认为一审判决的分析存在漏洞且举证不符合相关经济测试所要求的基本标准,实际上是提供法律意见,因此不再予以考虑。作为上诉人的360,同时还主张:一审卷宗中有全球经济咨询出具的《关于奇虎360相关市场界定、市场力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指控的经济报告》,一审法院大量采纳与该报告相同的观点和事实,但未组织质证,违反证据规则。但最高法院认为,关于全球经济咨询出具的《关于奇虎360相关市场界定、市场力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指控的经济报告》。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将该份报告提交审理法院作为参考,并非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亦未援引该份报告作为裁判依据。一审依据的部分事实和观点与该份报告有相同之处,并不能说明一审法院采信该报告。由于一审法院并未将该份报告作为裁判依据加以采信,对于该份报告无需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从这两点来看,由于上述专家意见只是提供给法官进行心证,没有证据规则的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会相当大,增加了社会科学成为裁判事实的不确定性。最后做两点小结:第一,基于不同的证据规则,社会科学在事实认定中的表现不一样。作为判例法传统的美国,强调类比推理,事实问题是核心,证据标准较低,证据规则相对发达,有助于社会科学的进入。而作为大陆法传统的中国,注重演绎推理,围绕法律问题展开,证据标准较高,但证据规则相对不发达,不利于社会科学的进入。第二,基于不同的诉讼结构,社会科学在事实认定中的表现也不一样。美国采取当事人主义,中国最近二十年以来也开始从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法官不再主导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转向由双方当事人(律师)引导。相对而言,法官没有有效激励机制将社会科学引入裁判过程之中,但律师有。在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中,律师有动力去促使法官进行社会科学判断。二社会科学与立法事实立法事实,更多可能出现在判例法传统的法律审案件中。对于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来说,立法事实有时要比裁判事实更重要。因为法院希望所审理的案件具有法律意义,对以后判决有影响,【即是“法官造法”】进而又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1、美国作为立法事实的社会科学,最早出现在Muller v. Oregon案(1908)。 Muller是洗衣店的店主,他让女性雇员单日工作超过10小时,因此,被指控违反了俄勒冈州劳动法,并被罚款10美元。Muller上诉到俄勒冈州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两院均肯定了劳动法的合宪性。在大法官David Josiah Brewer撰写的一致意见(unanimous opinion)中,指出妇女的生理结构和抚育后代的功能,让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了公共利益和种族延续,需要减少她们的工作时间:“That woman's physical struc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ternal functions place her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struggle for subsistence is obviou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the burdens of motherhood are upon her. Even when they are not, by abundant testimony of the medical fraternity continuance for a long time on her feet at work,(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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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基层法治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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