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主义思想基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7 次 更新时间:2016-05-05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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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这几年以来,逐渐泛滥起一种兴奋、激动以及急切的向西方世界挑战的中国国家主义和民族复兴情绪,活跃的“御学家”们代表了这种“中国式政治情结”的声音,在一片庆幸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成功心态下,人们再度忘记了反思我们的现代性究竟有多少踏踏实实的进步。中国成长毋庸置疑是令人充满自信的,但基于國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思想之挑战性则是不理智的,而这种价值观尤其对本国国民有根本的侵害性。


国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先天潜在的政治正确的情结。基于它之上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潜藏着国家至上的正义感。这是未经反思审视的政治正确观念,值得重新评估。


首先分析一个案例。这是一段报道:

  

        “我说两句。”某委员拿过话筒,镜片后犀利的眼神锁在了默默坐在旁听席记录会议内容的我身上。


  他往我这边一瞥,我瞬间明白了,他将要说什么。


  “有些媒体,比如你,科技日报的是吧,抓着一些负面问题不放。”此话一出,本来毫无存在感的我突然成了全场焦点,众多惊疑的眼光噼里啪啦砸在我身上。


  “涉及军工企业的,不能随便写。你要还想吃这碗饭,你就注意点。我已经记下了你的记者证号,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来!”这位被我的同事评价为“很有才华”的委员,瞪着我,撂下狠话。


  一切缘起于大概十五分钟之前,这位委员起身离席,我追出去,问了一个关于军工企业的问题。当时,他脸色一变,摆摆手,示意不想多谈。而当我尽力解释我的来意并非挖掘所谓的“黑历史”后,他闪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并用力摔上了门。(宋欣委员何以认为记者问的是“负面问题”,共识网2016-03-17)


扬言要抓记者的这位政协委员叫宋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毕业,硕士学位,研究员。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院长,第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提问的记者叫张盖伦,问的问题很普通,大意是:“昨天政协讨论会上,有委员提到了军工企业曾经面临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有项目和没有项目时发展情况差别较大。我们想了解一下,国外军工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有没有什么有益经验可以借鉴?” ——  张盖伦的提问遭遇的是危及国家利益嫌疑的严厉责难和威胁,而事实上这是对话双方观念完全不一致的思想冲突。


事后对宋的舆论声讨反应大多不得要领,简单者称之为政治流氓,有过度解读者认为宋在项目方面可能获取不正当利益,触犯了他的忌讳。这样的评论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宋欣的话很明显:“涉及军工企业的,不能随便写…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来!”

他应该是认为记者提问可能暴露国家机密和负面形象会损害国家利益而油然产生他的义愤。恰恰在宋欣的霸气和强横这方面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入门的政治家,假如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那他反而很会玩弄外交辞令和与媒体周旋的手腕。


我们不必往恶劣的、腐化的方向去解读宋欣,他的强横,应当基于他的国家主义之正义感,出于他是一个对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有贡献和富有才华的资本,甚至来源于他只是将自己摆在一个纯粹技术专家而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位置上这种心理。


他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出身的技术官僚。他不是坏脾气狠性格的问题,而是身份认同在主导:他深感自己代表着国家利益和最高尚的事业,所以他对于他认为有损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问题为严重的危害行为,潜意识里认为等同于向国家尊严挑战。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层次上,我们会看到问题潜在的严重性:宋欣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情感反应里潜藏着国家主义不可稍微让渡任何权利的权威主义心性。这是他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直气壮的秉持。正是在这里,你会看到这是一种“中国式政治情结”的神圣内涵:国家至上和中国复兴的压倒性权威。有一种极权主义人格即来自于此。


在宋欣心性的背后,也包括在多数中国政府官员的血缘背后,站立着的是中华帝国、秦政式中央集权专制、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思想和计划经济的种种国家主义神圣权威。在他们是国家主义思想心性,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你必须具备与国家主义相呼应的爱国主义觉悟。


所谓国家主义(Statism/Nationalism),它是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极端之政治价值观。在思想价值观上,它奉行集权治国之道和国家垄断治国之术的政治哲学。其最高价值的依归是国家。它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奋斗。


对国家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情结,要充分估计到它们如何制约政府官员的所有心性和政治惯例。假如这种“中国式政治正确”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性的话,那么在它的名义下,可以继续一切权力专断、拒绝法治和潜规则政治,还有就是高高在上的当家作主气势。宋欣的表现相当典型。


在一个官员的感受里,如果他认定某人违反了这种“中国式政治正确”,他们都会大义凛然地动用潜意识里的道德律令,立即产生挥斥方遒的愤怒与威严,专横而霸道地维护国家的尊严。—— 我们应当很有经验,中国官员一向以国家主人翁自居,实际上中国政治的确也是将各级官员视为国家栋梁,49之后,如果谁对领导干部提意见,就视同蔑视党的权威,向党挑战,对抗党的领导。这个罪名之大,可以直接作为阶级敌人对待,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种自命正义和责任感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也是权力感的一个来源。其逻辑是:国家是神圣的,我现在代表国家,你反对我,就是和国家对立。和国家对立,罪实可诛。所以归根结底这是国家主义情结作祟。


学者强世功以下的言论可以为宋欣的绝对权威态度作注脚:“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转引自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爱思想2011-7-5)宋欣的态度就是强世功理论的案例。只要代言人认为你是国家敌人,国家就可以对你动用专政暴力,并无法治的规范在。这种成分的爱国情怀与国家恐怖主义只有三十里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人的国家主义价值观。以知识分子为例,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热爱作为国家声音代言者的身份出席社会舆论纵议院,这是士大夫的“帝师情结”非常执着的体现,他们仿佛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强盛是出于他们的高明主张,能够得到领袖的青睐和影响国家政治是他们的无上光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划者,使他们先天就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言人。许多政治学者的学术成果都是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里,对个人主义的绝对否定可以说是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相对性的支持观念。北大文学教授辜正坤斩钉截铁地说:“将中国人曾普遍主张的利他为第一原则、利我为第二原则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原则与西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原则相比较的时候,前者的优越性是勿庸置疑的。…如果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居然真的以为自私自利的德性要比大公无私的德性更好,他就无异是在鼓吹中国人必须重新变成禽兽。”

(辜正坤:中国人的国家观和家国情怀,爱思想2016-2-2)国家主义价值观最精炼的提要就是“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思想。


强世功的“国家敌人观”和辜正坤的“大公无私观”都是绝对主义的唯理主义,早已经深入种植在普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自动反应的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思想基因。只要某人对国家有异议,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选择了独立和自由主义,那么就会有无数的群众舆论对你实施思想暴力。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皆源出于此。


社会心理学指出:“亚洲人更多持互倚自我的观念,它是根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我的一种方式。”(【美】阿伦森:《社会心理学》,P218, 第8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大公无私”对于个人具有压倒性的价值观优势,如果一个中国人一事当前不以大公为己任,则无疑成为自私自利的禽兽:这个对称的汉语成语表示公私二者不能并存,大公必然无私 —— 这是文学教授辜正坤的庄严宣告。所有个人的正当性权利都必须虚伪地宣告奉献。


国家主义价值观特别适宜在中国生存,“去个体化”成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律令。由于中国社会人口达到天文数字,中国巨大的地理环境空间,使到每一个人都成了像蚂蚁一样的微末甚至多余,用超级放大的显微镜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个体,存在感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是无足轻重的。群体规模庞大,阶层复杂,各种异端性格的人物越多,群众舆论越是汹涌喧嚣,则对个人的压迫和强制则越是强大,独立生存空间就越狭窄。中国特色之一就是这种种大数据对个人的压迫感和强制性,强迫着个人自觉从众。从众的一个意思是:你不敢、也不能去与整体主义对抗,与其对立,不如崇拜,当然更真实的状况是,导致人人与群众虚与周旋和对国家狡猾地逃避。这是中国人对政治的两重心态:既以国家主义为虚荣,又以自私的个人主义为生存策略;既热爱祖国,又背叛国家。


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太大而个人太小,而国家又是高度集权专制的,所以国家总是表现得不爱个人,正如辜正坤所说的,国家明确宣称个人不能存在私心,国家不承认个人主义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既如此,我必不与国家合作,而且关键时候我一定不会为了它而牺牲和奉献。——但为什么我又会热爱祖国呢?


人总是要有文化信念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最庄严的价值观必然来自于国家,次于上帝和神的宏大叙事和抽象高尚物就是整体主义的国家了。国家便是中国人崇高感的源泉,也是中国人“牛逼感”的唯一资源。人是被背景支撑其自我感觉和获得力量感的社会动物,会依恃一个舞台尤其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来为自己增值,牛逼感就是背景实力感,庞大固埃式的中国使每一个中国人获得了无比膨胀的想象力。有两种国家主义底色的爱国心理意识是相反相成的:一种是觉得国家无比强大世界第一(面积,人口,资源,资本,军事力量,权力,杰出人物恒河沙数等等超出任何对手无量数计),相较之下,自惭形秽,在宏大叙事下体验着压迫感,自卑而至于俯伏;另一种是当我获得参与资格,代表资格,掌握权力的资格之后的自我心理膨胀。这两种感觉都会导致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思想。


崇高感-自卑感和崇拜心理-狐假虎威心性是相反相成的两极,两极相生,崇拜着神圣便经历着心理挫折,畏惧然后皈依。而获得了权力之后的自我膨胀,在心理上会产生我就是整体,就是国家的错觉,油然而生自我伟大的意识,因为国家的大数据控制在我的手上,我动辄可以动用数以亿万的资金,甚至我贪污也牛逼到数以亿计,调度几百万人进行一项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我似乎获得了神一般的正能量,那么无论是代表感觉,权威感觉,尊严感觉,都达到了高峰体验的极限。你怎么能够不热爱这个祖国?


中国在远古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圆式文化原型”:“中国”两个字便是最好的解释。逐鹿中原,集权中央,天下定于一,相对的便是环绕的天下,必须大一統的拱卫。这个中国文化的范式决定了它的国家主义绝对权威性和高度垄断性,在政治上表明这是散漫的边缘力量环绕着中央核心逐渐依归,这是辐凑式的结构,在心理上构成了一个向心认同。向心认同决定了国家主义的至高无上,就像天坛的祈年殿引导着众人徐徐走近仰望,团结在国家和中央的周围。


要充分估量普通一个中国人的心理,他们千百年来遗传的原型心理是:把巨大的国家的虚荣面子和整个民族的影响力与自我捆绑在一起,国家神圣便自己也高大,越是大一統,天下便越是伟大到不可想象,于是便越是增加自我的崇高感。正是在这个天下主义、中华帝国和大一統的共同体中形成了普通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习惯了从整体-局部-单位-自我这样的由大到小的逻辑来定位的。只要国家不将他逼上梁山,那么他始终以我是一个中国人为荣。


所以普通人同样养成了这种深厚的国家主义底色的爱国主义思想,请看另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以宪法学为自我安身立命的学者的自然反应案例:


清华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在法学硕士班上宪法课,有学生将其课堂上的一些话辑录为《梵师50大经典课堂语录》,挂到了网上。其中有一句:“中国大陆不如台湾民主,不如香港法治,不如澳门自由,不如新加坡廉政;中国大陆只有庞大的统一市场和强大的经济活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曙光,这一目标倘若实现,这必将是人间的奇迹。”(法律读库,2016-4-7)


林教授上述这番话的“但书”是表达的重点,可以看出他最心仪的梦想是什么。由于他轻松的转折,便不自觉地表达了一个比较级的向往。他未必意识到自己的潜台词或者潜意识:只要民族复兴了,那么民主、法治、自由都可以放弃甚至忽略不计。林教授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山东著名的教育家王祝晨(著名华裔美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之父亲)一句有代表性的、掷地有声的表白:“谁能把中国弄得富强了,我当灰孙子都行!”他一度与胡适交往频繁,但49年他坚决留在了大陆。


林教授这句话与他自己说的另外一些语录有潜在的矛盾:“在有些人看来,法律(宪法)之所以可恨,因为它总是拆解政治幻想。”“从GDP就可以看出人类本质的傲慢与中国人的肤浅。”林教授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一种逆反的解构:他自己强烈的政治幻想情结(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的“中国梦”),拆解了他的宪法学信仰。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和当权者在“中国式政治情结”方面有最大的共识和共鸣,这是他们之间妥协合作的政治认同基础。确立这个“中国梦”的内涵,表明他们不会将现代性放在重要位置。宪政法治不会进入关键词的范畴。


“超大型的整体主义权力-原子化的自私个人主义”,这是在中国特色的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对冤家双胞胎,互为滋养,不可分割,互为影响,因果循环。正因为人人都是“自扫门前雪”,公共事业便趋于空白,群众社会便一盘散沙。越是无法达成共识和妥协,便越是无法合作,越是期待威权主义者来判断是非主导沉浮;专权者越是英明盖世,乌合之众越是嗷嗷待哺。原子化的个人越是丧失掉责任感,国家干预和制裁越是无微不至。依赖与崇拜就是这样互为生成的。


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明便是,每当中国遭遇外来侵略,民众的抵抗能力都非常薄弱,甚至被动地任人宰割,中国人的个体和民间自发反抗勇气特别差,一方面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专制权威压迫到奴性成了主体性,但是也有另一个原因,他们习惯于仰望伟大的国家来解民于倒悬。自治性的丧失和国家主义息息相关。国家垄断了一切力量,剥夺了国民自我拯救的权利和能力。当民众在生存危机中匍匐时,除了做汉奸和奴隶,再也没有任何出路。越是这样的时候,民众越是渴望天子六军从天而降,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民族特别需要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原因,也是“国家主权多么强大,老百姓的人权就多么强大”的逻辑。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国家无比强大而个人无比弱小,为了大公而必须无情地无私,个人从来没有过正常挺身而立的地位,人权从来没有任何理直气壮独立的资格。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群众运动始终居于绝对权威、摧枯拉朽的崇高位置。直到今天,以国家名义和以大公无私的道德前提蛮横地剥夺或者欺凌个人权益,依然成为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是广泛存在的事实。辜正坤依然堂皇正大地宣称大公无私的优越性,一叶可以知秋。所以,今天普通的一个中国人如果依然还是遵循基于国家主义的爱国思想而存在,那么则永远也不会确立独立、自由、公正和法治的出路。


一个政府官员和一个依恃政治权威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信仰国家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他们的生态环境里的政治正确,你奈他不何。但是我们首先需要争取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信仰独立自主的价值观,用平常心和更广大的普遍性价值观扩大我们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去除每个人不自觉的为国家代言的国家主义心态。


国家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相结合,会导致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利用国家名誉和能量为自己谋取非法权益。2013年6月,芮成钢采访韩国总统朴槿惠,采访结束后,芮成钢请求朴槿惠合影,并索要签名照。在交谈中,芮成钢为拉拢关系,竟直接称呼朴槿惠为“朴大姐”,这可能引起了朴槿惠的不愉快,直言道:“你很聪明,但要记住,别把国家一词当成个人欲望的道具。”


罗素曾经论述过:爱国主义是由好几种本能的感觉和冲动混合而生成的:如爱家庭,爱那些行动和看法跟我们一致的人,在人群中互相合作的冲动,以及因自己一群的成功而发生骄傲的感觉。但是精神如果不参加进来把对于国家的爱普遍化起来,那么单有本能的爱,就会使它成为憎恨别国的一个来源。本能的爱能够在想象之中引申出去,因此认为一切人类都有价值的感觉就会生长起来。(【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P1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1)


本文的结论是:作为政府工作者,站在国家立场上维护国家权益是应当而必须的,这是全体国民委托的责任和义务;但不可秉持“国家至上”的绝对观念去压迫普通人,尤其不能在牺牲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将国家推向极权主义的地位。作为普通人的个人,要警惕国家主义观念对个人君临的威势和专制的控制。国家权力对于个人和社会是有边界的,法治在政治之上,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要重新建构非常艰难。中国人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国家而养成了国家的荣辱与复兴高于一切的观念,严重伤害个人主义的合法地位已成惯例,这是个人与专权政治之间一个危险的让渡默契,结果专制政府往往总是损害普通国民的权益,而并没有负起保护普通国民的责任,损害个人已经成了中国政治合法的道德观念。重新建构健康的个人主义的合法地位,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启蒙责任,继续张扬大公无私的观念是完全违反法治精神的。只有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具有足够强大和自主的自由人,具有正常健康的独立心理和能力,学会合作,充分意识到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价值,他才会为了我们所生活着的社区、家乡和国家,为了我们的共同体,而行使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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