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兰:突破“72年体制”,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的新型中日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1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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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新形势下的斗而不破的中日关系现状,思考中日关系走向。即本文回顾了“72年体制”到“2006年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设想在超越“72年体制”、深化“2006年体制”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交恶甚至破裂,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构符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与国家利益诉求的新型中日关系制度框架。

   【关 键 词】72年体制/2006年体制/制度性缺陷/新型中日关系

  

   2010年以后,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和中国的力量对比正在转变。特别是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海洋领土争端等问题不断激化。中日关系进入了战后以来所谓“斗而不破”的最低状态。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不惑之年的时候,中日关系却出现了40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

   当今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的症结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不完备的开始”。2014年3月8日,东京大学主办了“现代日中关系溯源——1970年代再检证”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以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的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为主题,追溯当今中日两国关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渊源,对当今问题的原点之所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再思考。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等,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交涉以及邦交正常化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均认为“72年体制”存在制度性缺陷。

   为此,本文旨在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于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现状进行制度性分析,撩开当前扑朔迷离的表象,②从中日关系的历史原点出发,探讨中日关系的制度性缺陷,打破目前中日两国因岛争导致双边关系严重下滑的严峻局面,构筑符合中国进一步崛起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突破“72年体制”,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的新型中日关系。

   一、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72年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直至2006年,中日关系的制度框架是“72年体制”。

   所谓的“72年体制”是指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政府围绕台湾、历史、安保、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处理原则形成的共识体系,是两国领导人对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以及两国的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之后达到的结合点。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历史问题:日本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并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中国放弃赔款的前提是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二是台湾问题: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即日台断交,日本从侧面承认台湾归属中国。

   建立“72年体制”是中日双方的战略性抉择,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为重要、最为敏感的两大问题。1972年复交的基本前提是,中日两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原则与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日本对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从对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敌对的中美双方开始考虑改善两国关系。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以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转换的十年”为契机,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使中美接近,打开了中美关系僵持局面,同时考虑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希望与美国、日本建立战略协调关系。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意见不统一、党派林立,在对中国问题上,舆论要求改变政策。1972年,佐藤荣作首相的后任选举竞争激烈,最终田中角荣上台,与之后的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联合,推行对华协调政策。③此外,日本外部压力重重。例如,以中韩为代表的受害国家不断施压,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日本又遭遇美国的“越顶外交”,所以日本希望借中日邦交正常化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以保持国内稳定。

   “72年体制”的建立有四个结构性特点:其一,对历史的反省与中日友好大原则。其二,中美日关系的稳定。其三,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持。其四,“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④在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日本明确表示对过去的战争给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负有责任。作为回应,中国宣布在友好的前提下,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通过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超越了彼此在社会体制上的不同,奠定了中日关系“72体制”的基础。

   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以及经历过“战略性友好时期”之后,中日两国之间迎来了“黄金时期”,或者说“蜜月时代”。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事件等等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但在“中日友好”的口号下,中日两国通过谋求更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得以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近代以来第一次良好关系。冷战时期,中国、日本和美国在对抗苏联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了实际上的战略大三角关系。直到冷战末期苏联解体,中、日和美国都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期间,日本领导者负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和赎罪感,积极促进了日本与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经济合作等。

   “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双边关系达成的历史性协定,符合中日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两国政治家根据国际形势和东亚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地做出了正确判断,对此后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意义,对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这一协定具有以下不完善的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转换。⑥

   其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日方在中国的一再坚持下,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日本没有提出侵略战争的措辞,因而遗留下日本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二,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中国放弃赔款,主要目的是迫使日台断交,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这里只是指官方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而没有放弃中国国民对日本国的民间索赔权。作为补偿,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援助,希望借此缓和民族仇恨、感情伤痕,促进经济、文化合作。据统计,到2009年,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36412亿日元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中,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ODA援助国,日元贷款在中国接受的外国政府贷款总额中占到40%左右。这笔日元贷款被中方用于首都机场扩建、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等150多个建设项目,特别是在环保等领域的项目,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其三,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并没有直接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基本立场是,“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完全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立场”。其含义在于,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此外,1972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见解中,提出“关于邦交正常化后的日台关系,以政经分离的方式继续”。日本认为,对台政策涉及日本的安全尤其是日美关系问题,即如果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仅会给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正当性,而且将使日本援助美国防卫台湾的行动失去法律根据,这就意味着作为地域安全保障体制发挥作用的日美安保体制的瓦解。所以,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持有一定模糊性的政策。⑦

   基于上述协定中的不完善因素,中方对此协定提出了反思意见,日方一部分人士则从相反角度也质疑日本政府1972年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让步太多,由此引发了新的争论。因此,今后在冷静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必须对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各种问题的解决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2006年体制”建立的原因、特征、问题

   2006年以后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72年体制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日关系随之发生质的变化,出现了从重视历史、重视友好转向重视国家利益、重视现实战略的趋向,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转型,国分良成先生将之称为“2006年体制”。⑧

   造成“72年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的具体原因有四个:领导者(人)、国家实力(力)、国家利益(利)和国际因素。

   首先是领导者因素。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方面,从毛、周时代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到邓小平访日后接受日元贷款,接着胡耀邦时期中日间建立了“尤其良好的关系”等,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多元化、信息化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外交决策的一元化此后逐步向多元化发展。⑨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方面,佐藤政权对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姿态;但田中政权时期,尽管日本国内对田中国内政策的评价褒贬不一,⑩田中在对华关系上仍采取积极对话姿态,促成了中日的邦交正常化,获得了日本的极高评价。这些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各方领导人发挥了超越制度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冷战后日本政局不稳,尤其是2006年以后,出现了“一年一相”的政权频繁更迭现象,日本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其政权的稳固、利益团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以及选民的支持率,(11)而不是政策本身。因此,日本的领导力大幅下滑,对华外交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此外,民主主义的成熟也导致日本外交政策日益受到舆论的影响。(12)同样,在中国,由于对外开放和互联网普及,民众关注政府政策,舆论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大。(13)由于当年中国政府在做出放弃对日赔款时主要是政府决定,所以近年来中国民间围绕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讨论热烈。

   第二,国家实力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发展迅速,从地区大国一跃成为全球大国,中日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尽管目前在日本出现了预警中国经济停滞的观点,(14)但日本总体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存在感不断增强,(15)日本还没有坦然接受中国力量的增长。虽然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深,但两国对于缓和彼此紧张关系,以及构筑一个两国关系的新基础仍然缺乏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准备。

   第三,国家利益的追求。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随着“72年体制”的逐步削弱,传统的中日关系中的“友好关系”热度下降,更多地趋向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例如,与钓鱼岛、东海海底资源等“利益”相关的问题。日本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强了本国的利益诉求,在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防空识别圈等方面不断强化中国主张,减少了与日方进行妥协的空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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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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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沪)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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