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隽:首任教育总长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6 次 更新时间:2016-04-14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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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行政官的蔡元培,很清楚地意识到察纳雅言的重要性,初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即造访陆费逵,恭听见解;对上书的王云五,更是延揽入部,用其所长。没有大公无私之心,没有开阔豁达的气局,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允公允能”,蔡公之谓也。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蔡元培作题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之开会词》的演讲(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它与《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颇有不同,后者是述职报告性质,所以言简意赅,直奔主题,谈方法与策略;这里则不同,面对全国的教育界代表,需要展现的是新任教育总长的风采,所以必须充分表达出一国新任教育长官的理想、思路与策略。在向参议院阐述思路的同日,教育部即通电各省,谓:“本部为征集全国教育家意见,讨论至当,..特开临时教育会议于北京,以阳历七月初十日至八月初十日为会期。..各省应各推选二员,以曾受师范教育办学三年以上者为合格,务于开会期前五日到京。”(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如果考虑到民国初创,而教育部又是临时北迁的背景,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教育行政首长的蔡元培是如何的“步履维艰”。既要接收前清学部,又要商订官制,更要延揽人才,筹划教育行政大计。但在这一端绪众多的创业过程中,蔡元培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实在让后人感慨不已。他组建教育部,所奉行原则为“能者在职”,同盟会中人,如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就对他颇有怨言,怪其“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但这种“谋事不谋人”的态度与做法,恐怕也就只能放在蔡氏身上,换了别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头破血流”的。

蔡氏在临时政府北迁时,坚辞续任,并推荐范源濂以代,范电辞仍荐蔡。三月二十六日名记者血儿(徐天复)在《民立报》上发表《挽留蔡孑民先生》:“先生学问道德,海内夙所钦仰。先生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国民无不为民国教育前途庆。今先生专使回南,绝意退闲不仕,..先生之高风让德,诚足尚矣。然一念教育至重,先生又何忍固辞也!统一政府行见成立,..教育则为立国根本,..先生任之,则全国教育振兴,国基巩固;先生而独善其身,则全国青年俱将失学,以虚掷其宝贵之光阴。先生之进退所关如此。责先生以大义,先生当恍然不忍以清福自享矣。”

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当然不会只是因为这篇文章。不过,不以清福自享、谋国以诚,倒确是蔡氏的初衷。他这么想了,也这么去做了。他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既不顾忌两党在朝在野的身份,也不在乎是否委屈对方就任的乃一事务官的位置,因为在蔡元培眼中,“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之所以这样做,固然看重的是范氏的人品能力,考虑的还有中国教育的百年大计,因为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与其到时对方将政策大做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其所利者,国家之教育大计也。近百年之下,见到蔡氏这样远见卓识而勇于承担的历史意识,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所以,这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蔡氏一方面强调“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另一方面更注重民国时代教育原则的议定。所以,蔡氏开宗明义,即强调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的本质区分,要求“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换言之,即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进而由此推论,合盘端出其“五育并举”的思路,强调“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虽然是以开放的心态邀请四方同人共商大计,但主事者对于基本教育方针却显然是“胸有成竹”,并非一切都是“白纸绘图”。所谓“不破不立”,除了立起“五育并举”的基本方针之外,当然就有“废孔分经”的霹雳手段。周作人说:“蔡孑民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首先即停止祭孔,其次是北京大学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周作人:《蔡孑民》,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周作人这一判断相当准确,对于以建立民国教育为己任的蔡元培来说,虽然表面上一派君子儒雅、谦谦风范,但其实内里很有定见和主张。在这关系未来教育大计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他再次巩固、扩大与敲定废孔废经的基本主张:“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这篇演讲发表于《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版,应该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蔡氏确定民国教育基本方针的思想。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七月十日正式举行,与会者有全国各省及华侨代表共五十六人。此会历时整整一月,到八月十日闭会之时,总长蔡元培已经辞职隐去。其间共开会十九次,提出议案九十二件,对于有关教育的根本性问题,都有所讨论,诸如学校系统、教育宗旨、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小学教员薪俸规程、采用注音字母等。一个会开上一个月,在今天恐怕是极少见的了。不知是那个时代的人效率太过低下,还是讨论问题过于细致?这一会议成果相当不错,在此次会议之后,教育部就据此出台了很多政策,其中很多与蔡元培的思想有关。而最重要的是,基本教育方针贯彻了蔡氏的思路。

如果说,在政治的实践运作中,蔡元培不是一个赢家,甚至有些疲于应对;但在自己认定为终身事业的教育大计上,他却相当有主见并不乏操作的策略。他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不过寥寥数月,但日后民国教育的大政方针基本都不出其思路,即可见一斑。七月十八日,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方针草案,其时蔡元培已去职(七月十四日)。次长范源濂出席说明理由,谓:“教育宗旨,蔡总长主张注重道德教育,而以实利与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与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道德。”但仍有不少其他提案,诸如刘以钟、吴曾禔合提的以相对的国家主义为教育方针案,侯鸿鉴提的以道德为主以实利及军国民为辅的教育方针案,徐炯提的确定教育方针以巩固国本案(《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九月二日,教育部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七号,一九一二年十月)应该说,虽有所更易,但基本思路都是蔡元培的,其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恰恰是在临时教育会议召开的同一日,蔡元培亲笔起草了同盟会阁员的辞职函。与会代表对此深表关切,蔡氏言道,对于“教育事业,愿负责任。此次辞职,实关于人格问题,教育总长应以身为天下表率,不便强留,乞为原谅”(《时报》,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六日)。难怪其时的名记者黄远庸对其评价甚高:“其人理想之超卓,道德之高尚,自是同盟会第一流人物。..无论同党异党,无不钦佩,固确论也。”(《时报》,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的记者都是独立自由的,黄远庸更是享有盛誉,他能予蔡氏如此评价,可见蔡元培在当时社会上的巨大声望。这当然也是与蔡氏自身一心为公,秉行高洁所分不开的。

应该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为政治家,则未免短于纵横捭阖之技,只能以全名节、出污泥为选择;为教育家,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有自家理念,有报国赤诚,两相融合,成就了其奠定民国教育方针的首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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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0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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