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巍: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6-04-08 1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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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  

   摘要:与一般以明清或晚清为近代史的上限不同,钱穆的中国近代史论述自宋代开端,表现出“全史”与“近代史”双向交流而又互相渗透的鲜明色彩。在其近代史书写中,不仅贯注了强烈的通史意识,而且也体现了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力反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以儒学为宗的文化意识等多维度的学术精神。

  

   江苏无锡钱穆(字宾四)先生(1895-1990),一代鸿儒,自学成才,兼涉四部,尤以国史名家;从教历小学、中学而大学,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有教无类;于风雨飘摇中坚守与阐扬中国文化,尊之者以为朱子以后一人而已。

   笔者读钱先生书有年,沉醉其中,久而不知其香。今研究室同仁相约有“近世史学名家之中国近代史书写”专栏,主事者命以钱穆一额属我,仓皇无以应命,乃拟“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为题,谨就教于读者诸君尤其是爱读钱夫子书者。[①]

  

一、历史书写与近代史

   历史书写,非调弄笔头之谓也。历史为人事之历程、积累与流变,历史之重写或改写乃根源于历史的变动。任何一个伟大的史家均不可能不重视历史之书写。绝非凑巧,钱穆对此有明皙的自觉:“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智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在新的时代需要下促成“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乃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②]可以说象《国史大纲》那样的著作就是在此种自觉的书写意识指导下之产物。通史是如此,近代史何莫而非然。他曾告诫学生说:

   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多少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此需有一个客观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就我此一问题,就很困难。……将来究该怎样来不断写通史,并不晓得。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③]

   钱穆对近代史及其历史书写之重视,可以说是情见乎辞。不过,钱氏毕竟是以通史而不是以近代史名家,[④]而且昔时昔人之“近代史”观念及断限与时下时人所认知者已大不可同日而语,则势不能强人就我,削足适履,由我们来布置“近代史”命题,让前辈来回答。那种“关公战秦琼”的时代错置,乃是时贤讨论晚清民国此类问题中产生的不易避免的毛病。

   然而,无论作者对“近代史”抱怎样的观念,“近代史”为“通史”所不可或缺之一段,了解一下顾颉刚先生所谓“创见最多”的通史大家之近代史书写,当别有意义。

   所以,讨论钱穆的近代史书写,首先要关注的是——通史意识贯注下之近代史。  

   钱穆虽以《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考证性著作初建学术声望,这些也就是他被当时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主流派所能接受的理由与限度,但其国史系统之成立必以《国史大纲》的出版为基准。知人论世,其国史系统孕育期之学术界的状况是:“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其中如傅斯年“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傅的学生专治明史,而傅氏竟不许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因而颇有怨言,钱穆自不以为然;又其时顾颉刚在燕大办《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学生请钱穆办《通典》以鼎足而三,钱穆则诲训以“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不以专门为贵而意主通方;其通史精神之最为旺盛的流露尤其表现在,他严厉批评北大历史系分人分段合凑通史教授为“实大不通”,乃至不肯与陈寅恪两人分任前后两部,而力主“一条线通贯而下”的独任“全史”之主张。[⑤]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时代先后承接变迁之推源穷流、历史事项之全面把握、历史编纂精神之一以贯之上,钱穆均有博通的预备与深切的考虑,而其成果表现主要为《国史大纲》,所以我们当了解,其中国近代史书写,不仅是他极为重视的努力方向,而且还是通史意识贯注下的“全史”段落。

   二、钱穆的中国近代论述及其与“全史”之关系

   那么,作为贯通古今的“全史”一节,钱穆的中国近代史论述书写,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知道当时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对此,前引顾颉刚的书作过清皙的交代:

   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见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未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⑥]

   要而言之,两种看法,将近代史的范围,一则断自“新航路发见以来”;一则断自“欧洲工业革命”,均反映了国人对西洋史观的接纳与因应。而较为定型的观念,则为断自明清。有学者指出,当时一般的或正统的近代史概念,其上限起于明清,而不是现在通行的晚清。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其下设的第一组即历史组的研究标准为:“一、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二、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三、以内阁大库档案(多为明清史料——引者按)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⑦]由此大体可见以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的历史分期时段断限,其中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三段论,深刻反映了近世“西学东渐”(包括了日本“东学”的转述)以来的流行知识,如钱穆所通俗地讲解的:“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不过,他没有排斥西洋分期法,而是借之作为参考:“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比照”的意义,在于揭示特点而非一味趋同,所以他强调:“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权衡之下,他将秦至五代断为“中国的中古史”。与当时一般将上限断自明清的近代史观颇有不同,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掀开:

   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

   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⑧]  

   钱穆的《国史大纲》诸版均作上下两册安排,下册叙自宋代以降,如此看来,下册为其一整部中国近代史代表作。这是读者不可不注意的。钱氏有时随俗以明清或晚清为“近代”内涵,晚年讲课演说中尤多有之,我们不烦举例说明,但不足以为典要。[⑨] 他的史学一大特见,实以唐宋之变为中国中古史向近代史迈进的转捩点,或者说,宋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⑩]无疑是晚近以来国人盘旋于胸头的普遍性焦虑与困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所患的一大心病。如何理解和解释近代中国积弱积病的根源而又合理定位此种病症的性质、程度与趋向,以推动国人的自觉自责自奋而非自戕,此乃史家庄严之责任。所以从历史本相上说,近代史为通史所决定,而从历史书写上看,亦不能不承认,象《国史大纲》那样问题意识鲜明之通史撰著,实为近代史所孕育。

   在钱穆看来这并非单纯近代史之研究可以为功,而必求之于全史乃可解。所以《国史大纲•引论》就提出了“生原”与“病原”严加别白之说:“‘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而审其变。”[11]如此则大体可说,中国古代史重在撅发“生力”中国近代史务为检讨“病原”。

   而西力东渐以来中国所呈现的种种病弱之相,早已发源于唐宋之变以及宋代以降。“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挽近世一大变也。”由此带来“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有三:(1)“社会”与“政府”之分隔与脱节,“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2)“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社会没有生气。(3)“科举”虽有沟通政府与民间的作用,但诱导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社会益趋于没有力量。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历经明清“六百年之久”“独夫专制之黑暗”,民族元气倍遭戕残,加上满清以“狭义的部族政治”之压迫,“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熸。”“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钱穆沉痛地指出: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12]

   从以上的概述可知,着力于从“自身之內部”出发的观察与强调由外及内的类似“冲击与反应”的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倚重倚轻之间,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钱穆与时流之间就这样判分开来。

   他曾从许多方面加以阐发:“若论社会经济史,似不如以五代为划时代之界线。五代以前,可称为‘门第社会’。所谓门第社会者,与封建贵族社会有别。宋以后则为‘平民社会’,此又与门第社会有别。再论其经济,宋以前中国经济偏在北部黄河流域,大体为大农制度。宋以后则偏于南方长江流域,大体为小农制度。五代前后,中国史上社会经济形态之剧变,似较秦前后为更甚。”[13]此等历史大变的揭示,虽非专就近代史的界划为说,但是参以其他论述(详下),实为其近代史论述的重要内容。

“社会”角度尤为钱穆观察问题的着力点。他曾总结自己研究中国史的特色,在于“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据之将中国社会分为(1)游士时期(2)郎吏时期(3)九品中正时期(4)科举时期(5)进士时期。论及古、近之变,他说:“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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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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