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巍 李阳:操演理论的叙事话语维度再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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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   李阳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其研究广泛地覆盖了主体、性别、伦理、政治等各个领域,其中对性别、身份、身体的研究具有学理上的思辨深度。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当属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别操演理论不仅为性别身份建构的思考提供了建设性的看法,在哲学主体、酷儿研究、族裔研究、文化创伤等领域也具有理论使用的相通性。性别操演的基本阐释逻辑有两种:第一种是着眼于社会整体,为“权力—话语—个体”。这一逻辑是在巴特勒对各个元素分而后和的分析中建立的,着重关注不同的权力关系下话语的生产运作,个体对话语的操演以及操演断裂后个体对权力再征引的辩证循环过程。第二种是着眼于个体层面,以“询唤—征引—重复”为过程性节点,说明个体在他者对其性别身份的询唤后开始了对性别规范的征引以及语言和身体上的重复性操演,最后形成了看似稳定和自然的性别身份。以上两种理论逻辑是由于研究焦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当聚焦于主体的整体性形成时,宏观的权力与话语、个体的操演以及各个元素之间辩证互构的运作成为阐释的重点。当聚焦于个体的操演过程时,他者的询唤、个体的征引和重复性操演则更能表明个体形构的动态性以及主他共存性。虽然两种阐释的聚焦不同,但是共同构成了操演理论的基本阐释逻辑。以上述两个基本阐释逻辑为起点,突破性别研究的范畴,操演理论具有在更广泛语境中的再阐释活力。如在性别与种族的平行研究上,可以将操演理论纳入种族研究的范畴内进行再阐释。再阐释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种族和性别一样,不仅仅是对身体物质性的特征描述并勾连着文化和社会维度的定义,更要面对权力的形塑。少数族群既要被动地纳入权力框架去操演主流文化,也“在主流社会政治、文化霸权的‘凝视’下,‘自觉’操演由主流社会霸权文化所界定的少数族裔身份。”①在重复性操演的过程中,种族身份得以自然化、合理化、常态化以及规范化。而“种族操演同性别操演一样,也具有双重性特征。这种双重性是在少数族群处于弱势或不能公开反抗主流社会种族规范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策略。”②除此之外,操演理论还具有跨研究类别再阐释的可行性。以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对文化创伤的界定为例:“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的,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③在亚历山大的定义中,个体或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表明文化创伤不是亲历性的经验,而是个体接受了创伤经验的话语,形成了文化创伤主体。那么“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操演是创伤表征的过程;创伤成为操演的对象。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对文化创伤的操演是建构创伤话语的途径”。④因此,在文化创伤主体塑造的问题上,可以利用操演理论对其进行再阐释。

  

   如果将研究视点进行新的位移,阐释逻辑同样会发生改变。齐泽克(Slavoj iek)认为不同的视点之间会存在视差鸿沟(parallax gap),但他更强调“只有通过位置的移动,只有通过视差的转换,才能消解视差,将其并置”。⑤那么,通过将研究视点位移,是可以形成多维度的关照视角,并置多种的阐释范式,操演理论才会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从而生发出新的研究活力。在这一过程中,人主观能动的视点转换就是打开新研究方向的关键。当研究视线聚焦在话语时,话语便不再是宽泛而模糊的含义,而是以“叙事话语”代替话语以增强其具体的指涉。一方面,叙事话语可以看成“叙事的话语”,通过对叙事这一动作的强调,话语研究才能包括叙事动作的发出者、不同叙事方式和受述者阐释的多层考量,不至于陷入静态的、与权力和人相割裂且孤立的研究境地。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文化和认知情感的话语表达,只有“叙事话语”一词才能反映出一定叙事视点、叙事结构、叙事人称、叙事手法等的不同使用,着重强调权力以若干叙事策略建构了话语体系,并力求以叙事策略把控话语的阐释效果。那么,将操演理论的研究视点再次位移,从叙事话语的角度进行分析后,特定的社会结构可以看成一个巨大的、流动的且被各种分散性权力支配的叙事话语场域,场域内部有主流、非主流以及诸多亚型叙事话语。这些叙事场域时时处于相互影响、生产与消逝的运动之中。当个体面对着先验的、巨大的、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叙事话语场域时,个体只有对先在性叙事话语进行操演,才能开启主体的建构之旅。但是也由于话语内部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断裂、操演的断裂以及权力下叙事话语内部的各种竞争,叙事话语的改写也在不断地发生。叙事改写又促进场域不断地流动,与权力和主体之间形成了动态的辩证互构关系。通过以上论述,以叙事话语为焦点,操演理论可以再次被阐释为叙事话语的“生产—实践—改写”的逻辑。而这一阐释逻辑的不同之处在于,性别、种族和文化创伤的再阐释以“主体性的获得分析”为研究中心,而新的阐释逻辑则以“叙事话语”为研究中心,关联权力与主体的问题。

  

   一、建构与管制:叙事话语生产的两个面向

  

   朱迪斯·巴特勒在福柯(Micheal Foucault)权力话语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叙事话语的生产。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以系谱学的方法讲述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现代时期惩罚和监狱的历史。书中翔实的例证表明,权力不仅仅表现为管控、限制、压抑与消灭,同时也是对主体的矫正与改造。在另一篇著作《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也考察了话语如何以“知识”的面貌管理和控制主体。虽然权力和话语是福柯研究的重要关键词,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⑥权力话语理论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打破了对权力压抑性和管制性的既有认知,补足了权力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在福柯的影响下,巴特勒将叙事话语生产的分析同样置于权力和主体框架内进行研究,既关联了权力的运作,又勾连着主体的形构。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问题上,福柯论述得较于宽泛,而巴特勒将“话语”具体到了“叙事话语”,并分析权力与其的关系。

  

   巴特勒对叙事话语运作的理解分为权力下的建构和管制两个面向。权力对叙事话语的建构运作表现在以叙事策略建构若干单义和线性的叙事话语。在巴特勒论述的语境之中,“单义”可以分为阐释层面和话语所指层面。阐释层面的单义指的是,权力对叙事话语建构的目标是力求减少多元维度的解读而指向阐释的单一。所指的单义则忽视了语言本身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延异特点,呈现出对单义的偏执。在对线性的分析上,巴特勒与福柯的意见相同,指出大众确实偏爱线性叙事,而厌恶非线性的差异、事件的偶然与突变、叙事的无序和混乱。与此同时,“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⑦巴特勒肯定了线性叙事对主体的必要性,但是同时批判权力在运作的时候,强行建构出某些线性但不符合常理的叙事话语。在具体的叙事建构分析中,情势以及叙事策略的使用是巴特勒论述的创新点。在对具体情势的使用上,巴特勒解释说:“起源故事的编造,通常会描述律法出现之前的一种情势。”⑧而某种法律法规的建制往往被叙述成特定情势下避无可避的结果。在叙事策略的使用上,以“后设”为基本,同时运用预设、倒因为果、二元对立、视点偷换、修辞隐喻等方法,并将创伤叙事等因素纳入运作过程之中。“后设”中“后”是时序上的后,“设”为叙事话语的设定,任何叙事的建构是事件发生之后,叙事者后来对事件的描述,即后来设定的叙事。除此之外,巴特勒认为“后设历史”(meta-history)与“后设叙事”具有同一性。也只有在事件与叙事的时差之中,权力才能进入具体叙事话语层面而运作。巴特勒提炼并批判了四种话语预设:主体性的预设、原初欲望的预设、性取向的预设、性别气质的预设。诸多的话语“预设”会导致“倒因为果”的逻辑颠倒,主要表现为“身体为因,性别身份为果”的颠倒。生理为因的含义是将生理的物质性视为原因,性别身份的“男”与“女”为果。以此为衍生,可以将这一链条扩大到“身体为因,欲望为果”“身体为因,性取向为果”等逻辑的颠倒。以上若干论述都支持:生理是性别身份、欲望和性取向的原因;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则有隐性与显性之分,它既明显地表现在各种话语样态中,又隐秘地内嵌在个体的思想认知上。“视点偷换”则是以他者之眼代述我之故事,却被我当作了自己的叙述。如性别叙事中,视点偷换是以男性视角代替女性视角进行论述为表征。修辞隐喻:巴特勒认为:“分析性言语多半是修辞性的。”⑨而权力则以不同的修辞来控制叙事话语不同的阐释效果。

  

   权力对叙事话语的管制性运作表现在压抑、控制和驱逐另一些叙事话语。当权力对叙事话语进行管控时,首先建立了排除性叙事话语。特别是在当下福利性社会、人权观念深入和法律观念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质的管控和排除行为需要一套合理的叙事话语。其次是控制可见视域范围。大众日常所能接触到的是公共领域中各种霸权性的叙事话语,而“霸权的描述方式反映了公共生活中可曝光事物范围,反映了公共‘视听领域’(field of appearance)的界限”⑩。换言之,权力在管控和圈定着公共领域的表征范围。再次是权力对叙事话语与叙事者的审查与褫夺。巴特勒以《关塔那摩诗集》为例,此本诗集“经过美国国防部的审查,共有22首诗歌得以集结面世”(11)。但是实际上,“美军没收或销毁了关塔那摩监狱在押人员的绝大部分诗作,所以这些作品绝不会传到编撰诗集的律师和人权工作者手中。”(12)最后是污名策略的使用。权力“试图以污名策略将其排除于有效的政治话语之外”(13)。因此,污名是权力的一种话语策略,是将负面的形象、低劣的品行、病态的心理等以话语的手段强加到另一个人、族群、甚至是国家之上。

  

   在权力对叙事话语建构和管控的双重运作下,产生了一种叙事话语场域。这样的叙事话语场域既代表着不同的意识文化形态,也代表着社会体系,其样态则表现为知识、理论、文学,并以肉身化的形式表征为自然性别、虚幻的身份和身体的风格。巴特勒对叙事话语生产机制的分析虽然隐含着对叙事话语批判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巴特勒并不是要抨击全部的叙事话语体系,也不是丧失了规范正义性,而是旨在对某些陈旧僵硬的叙事话语进行反思和质疑。这可以从巴特勒对理论、文学作品以及美国现实社会话语体系中的偏见、歧视、不公的反驳中得以印证。

  

   二、操演理论的同构性分析:叙事话语实践

  

个体对权力以及权力下叙事话语的依靠是源于自身的普遍脆弱本质,这一特质也是叙事话语实践的前提。无论是从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中讨论社会主体如何通过语言的“询唤”而形成,还是福柯权力话语生产的观点,巴特勒同意权力不仅仅对主体起到压抑和管制的作用,同时也形成(forming)了主体。那么在主体形构的问题上,权力及其权力下的叙事话语就是个体存在必须依靠的东西,是主体建构的条件和欲望的轨道,也是主体能动性的根本性来源。对于个体的依靠性来说则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屈从,而外在服从也说明内在的屈从已经发生,这是一种权力所采取精神形式,以不断转向(turning)的方式不断向自身转回(turning back upon),最后以内化的方式存在。在个体为什么会以屈从为状态,对叙事话语进行意指实践上的问题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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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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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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