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位育”，是潘光旦先生从儒家社会思想中提炼出的一个概念，时值1920年代，是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思想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他引《中庸》里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解释说：“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
潘先生用“位育”概念表达自己的人文理想，提出的虽属学术话题，关注的则是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希望他们能安所遂生。我辈与潘先生一辈相比，在文化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上，远逊于他们，很难说能完全理解他们的主张及意义。即使在常识层面上想想，也会觉得安所遂生比安居乐业还要高一筹。“遂生”的内涵比“乐业”要广，至少能把人的内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进去。
潘先生说，“位育”是个新名词，却是个古老的观念。“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他以此衡量教育得失，认为教育如不能使人安其所，遂其生，那叫办学，不叫教育。此话说于1932年。
此后的每个时期，潘先生都结合当时社会问题解释和发挥“位育”学说。在1930年代是结合民族复兴问题，1940年代是结合战争胜利前后工业发展、乡土教育问题。其时，潘先生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等职，尤重引导教育以位育为本，而位育又以农村为本。
1997年第11期《读书》杂志有文章《位育之道超越了什么？》。1998年该刊第4期又有《玩味“位育”》一文。这个话题的重提，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仍被关注和讨论，临近世纪之交，自然又是一个时机。潘先生不在了，“位育”一说还有人记得，说明确为我们社会所需。不妨设想，若潘先生还在，他会结合当今哪些问题阐发此说？
1999年，五十多万字的《中和位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是个回顾与展望的年份。到了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人们回顾过往，反思百年，发现有些曾被冷落、遗忘的东西，实在该好生珍视。在世纪交替的历史瞬间，蒙尘终于扫去，遗珠重光。
该书第25页，有潘先生写于1930年代初的一句话。至今重温，倍觉新鲜——
中国的教育早应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85%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的关系，使85%的人口更能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
恍然间，潘先生还在，这话说的正是当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现实。
（作者为民盟中央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