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恒、彭卫民:传统中朝关系研究三种话语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 次 更新时间:2016-02-29 23: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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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恒   彭卫民  

   【摘要】传统的中朝关系,始终处在一个微妙、复杂、双重面像的语境下。李氏朝鲜对自身的定位以及对华的姿态,实际上折射出三种不同方位的认同观,即朝贡体系内部催生的自我消化与认同迷失;从“朝天”到“燕行”带来了藩国认同观的递嬗;李氏朝鲜政治体制构建过程中的自我认同。

   【关键词】传统中朝关系;《燕行录》;东亚

  

   传统的东亚国家间关系,尤其是16世纪末期以后的中朝关系,始终处在一个微妙、复杂、双重面像的语境下。李氏朝鲜(1392~1910)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对华的基本姿态,实际上反映出三种不同方位的认同观。大致来说,可以将国内外有关于传统中朝关系的研究成果归结为三大话语体系。

  

东亚近代化因朝贡体系内部认同的迷失而异变

   欧洲中心论主要是把欧洲历史与行为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因此东亚国际关系近代化的形成也自然受其影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自身的调整并不能使其跳出传统的窠臼,只有受到外来的冲击时,才可能打破这种平衡,①这种“冲击—回应”的观点迄今仍是近代史教科书的核心概念。

   为了批判以上观点,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1934~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 )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主义,认为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而非外部来决定哪些历史具有重要的影响力。②

   有意思的是,20世纪中叶费正清又重新调整了他之前的思考,对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所谓的朝贡体制论③,日本学者西嶋定生(1919~1988)随即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册封体系论④,两者都强调东亚的国家关系是话语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开的模式。但不管是什么体系,后来的批判者都证明了“欧洲中心”、“中国中心”似乎走得太远而矫枉过正,并不符合传统东亚国家间复线的历史。

   那么对于东亚学者而言究竟哪一种理论或什么样的模式更能准确地加以描述呢?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1943~ )认为,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变化,不仅成为了东亚近代化的内容,更影响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东亚传统国家间的关系。⑤

   赵汀阳则承续和发展了这种“天下体系”的理路,即致力于中国中心的世界图景⑥,只不过他似乎忽视了复杂的朝贡关系对这种天下观念的挑战,因为它并不总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对于周边的国家来说,基于自身的利益(某种体认),天下中心/外围的身份可以互换。

   韩国学者郑容和则从“周边”的视角重新理解了“中国—朝鲜”的朝贡关系,他认为与其说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经济中心主义的角度考虑,毋宁可以理解为了确保朝鲜小中心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确保自身的正统性而维系该种朝贡关系。⑦

   杨念群认为,东亚近代化不仅基于西方普遍主义叙述背景,更在于自身内在认同的建构,所以东亚的形成可以理解为两个动态、交互的关系:一是周边地区在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去中国化”的进程,二是东亚国家间内部“殖民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⑧李扬帆则更进一步指出,朝贡体系的瓦解及东亚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冲击的结果。

   16~17世纪随着中国政治权力的变迁,日本与朝鲜等主要政治行为体已经因为逐步形成的身份认同消解了稳固的朝贡体系,也即产生了认同的迷失与重新认同。⑨但朝贡体制又并不完全遵照这一理路,其复杂性还体现在从鸦片战争到朝鲜开港前期,清政府有了强化朝贡关系的能力,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密,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

  

从域外史料重新认识中国

   1960年与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先后编录《燕行录选集》2册与《燕行录选集·补遗》3册,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又编录了《国译燕行录选集》10册,2001年与2008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大学名誉教授林基中又先后编录《燕行录全集》前100册约380篇及《燕行录全集·续集》50册约107篇,此外,林基中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又合编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册。在韩国学界积极编录中朝关系史料的背景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张存武就提醒学界注意《燕行录》在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尤其是燕行使者在文集中表露的对华态度,几乎在同一时期,韩国学者金圣七也不遗余力地向学界推销《燕行录》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凭借以《燕行录》为代表的域外史料,明清中朝关系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的方向:

   明末清初朝鲜对华政策、清国与朝鲜的朝贡政策及朝贡贸易、清国与朝鲜知识人的交游与文化交流、朝鲜使节的华夷观念。⑩日本学者夫马进以洪大容1764年燕行及通信为考察对象,论述朝鲜知识人的中华观,他更进一步指出早在16世纪中期后,朝鲜使节的中国认同观就已经开始减弱,除此以外,夫马也十分注重《同文汇考》、《李朝实录》及明、清《实录》来了解明、清、朝鲜三者“礼”与“问罪”的若干关系。

   关于清朝入关前的中朝关系,韩国学界《燕行录》研究的代表人物崔韶子以两次清国对朝战争:丁卯胡乱(1627年)、丙子胡乱(1636年)为背景,考察了朝鲜外交上的对华态度。崔韶子及韩国学者姜在彦、尹景喜、宋美玲等人又重点考察“北学”思想在朝鲜的形成过程以及17~18世纪对清国交流的基本态度演变,从燕行使者对清朝政治结构的诸多分析表明,朝鲜并不能完全缕析自身与清国之间的关系。

   黄俊杰认为,东亚政治文明体系的构建中,有“政治认同”与“政治自我”的区分,也有“文化认同”与“文化自我”的区分,即藩国对宗主国的认同与藩国自身的认同是研究者同样需要注意的问题,又或者称之为异地传入的“去脉络化”与融入本国的“再脉络化”现象,对其动态关系把握才是研究得以深入的法门。

   陈尚胜对明清之际李氏朝鲜对华关系有颇为深入的研究,描述了朝鲜从对明代的“朝天”到对清代的“燕行”的基本进程,从政治认同上分析了朝鲜对华关系的递变原因。葛兆光基于《燕行录》与《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一手材料,考察了李氏朝鲜对中国政治、文化以及学术上的批判,提出了17世纪后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以及中国认同论这一基本方向。王振忠的研究表明,从18世纪日本、朝鲜对盛清时代的中国的重新理解与定义,在东亚邻国对清国文化认识的微妙变化中,既体现了对他者的反思与批判,也表达了自身焦虑与反弹。

   但实际上,韩国学者刘奉学提出“北学中原”的萌芽应该在17世纪就已经形成;杨雨蕾继而则认为朝鲜北学中原,是燕行使节为了解决“华夷观”与朝鲜国内现实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过程中,北学派逐渐打破了“华夷之辨”的思维,不过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本质回归。

   裴英姬在总结自1933年以来的《燕行录》(中朝关系)研究时强调,中、日、韩三国学者对《燕行录》的研究重复者居多,整体、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并没有形成连续性的对话,多数学者只关注18世纪盛清时期的中朝关系,而忽略了明朝中晚期与明清易代时朝鲜表达出来的强烈民族情感。

   从儒教文明交流出发探讨传统中朝关系

   朝鲜时代遗留下来的礼经之繁多让人咂舌,1976年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录了近3000册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011年庆星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先后编录了近300册的《韩国礼学丛书》(前编、后编、补遗),将李氏朝鲜500年的学者文集与礼学成果详细的整理出版,其规模之大足以与《续修四库全书》媲美,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深远影响,这里还不包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所藏的其他礼书。

   就研究成果来看,卢仁淑与吾妻重二分别是韩国、日本学界《家礼》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两位学者均将《家礼》的域外实践纳入实证的范畴,认为《家礼》是构建东亚政治认同的重要精神典籍;韩国学者高英津以朝鲜时代三个不同时期国法和家礼关系的探讨为切入点,论述了家礼在积极适应朝鲜王室与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对政治自我认同做出的贡献。

   彭林则更多地考察《家礼》东迁带给朝鲜时代政治与文化的异变,认为《家礼》是朝鲜政治得以延续五百余年的精神依托;林月惠以退溪先生李滉(1501~1570)、栗谷先生李珥(1536~1584)、艮斋先生田愚(1841~1922)等学者为研究个案,从纯粹的学术内在理路比照了朱子学与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认为朝鲜对中国儒学的认同与运用呈现出一种“异曲同调”的价值观。如果说“礼”足以强化朝贡体系下的角色关系的话,则东亚“天下”体制的国家间秩序的维持主要又通过礼学中的“伦人”与“服国”观念来维系,故而“天下是一个巨大的秩序连续体的一部分,礼是一种适合家庭、社会及国际社会的秩序”。

  

结语

   以上三种研究进路及其成果,虽然富有见地,但是基本上都只着重证明其中的一个方面。对朝鲜时期礼学的研究者而言,难以突破《家礼》文献研究的束缚,其关注点也基本集中在《家礼》对李氏朝鲜的影响,很难从东亚传统国家间关系这一更大的背景下考虑。而对于研究东亚政治文明交流的研究者来说,虽然有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情怀,但往往忽视礼学思想的实证研究,对一手的礼学资料提炼尚欠火候,也不能很好地把握礼教文明对政治秩序构建的具体路径。

   更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并未缕析东亚文化交流中政治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从研究的成果来看,或为隶属关系、或为并列关系,将两者关系简单地物理化或置于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中而无法自拔,没有从动态、交互与实证的过程加以考察。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所;本文系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氏朝鲜中华认同观的礼学建构研究”和2011年度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HUP, 1954.;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HUP, 1954.

②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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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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