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现代化话语贯穿着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霸权主义行为逻辑，它在叙事过程中不仅预设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绝对普世性、西方现代文明具有绝对优越性，而且将资本主义制度预设为一种终极社会制度。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是国家间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激烈博弈、较量的结果。其中，强大的国家硬实力是建构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经济基础，通过知识生产掌握学术话语权是建构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重要支撑，借助学术包装进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渗透是建构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惯用手段，运用宣传媒介扩大话语影响是建构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重要环节。终结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不仅要清醒地认识到其虚伪性和危害，更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来证伪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所谓“普世性”，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来解构和取代西方现代化话语范式。

关键词：西方现代化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 话语霸权 话语体系构建

马克思认为“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话语权。拥有话语权的主权国家能够立足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学术建构和话语塑造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从现代化生成的历史逻辑看，西方国家开辟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而西方现代化话语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从地域性话语跃升为世界性话语。所以长期以来有关现代化的主流叙事更多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导致西方现代化话语及其内含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对后发民族国家影响极深。正因于此，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构建进程中，需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进行彻底的解构与批判。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已有一定积累，但相关研究更多是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该话语体系本身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构建意义、构建目标、构建原则和构建路径等，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解构和批判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重点考察了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三种逻辑预设，揭示了西方国家企图将其现代化发展经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野心。随后系统性地梳理了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生成机理和逻辑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具体路径，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世界意义的彰显提供助力。

一、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逻辑预设

西方现代化话语主要是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双重内核，因而在其叙事过程中形成了极具排他性和主观性的三种逻辑预设，为西方现代化实践中的悖论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双重支持，并影响着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更新与运用。

第一，预设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绝对普世性。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是为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进行合法性辩护的理论体系。西方现代化理论家最初给现代化的定义是：“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这一定义隐藏的话语意图是——只有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而在西方现代化思潮的理论演进中，也几乎从未跳出过“领先的就是最好的”“先行的就是最佳的”思维定势。但问题在于，西方现代化话语并非语言符号的简单堆砌，而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话语表达，其在宣扬和推广西方现代化方案时始终难以挣脱话语的权力逻辑与意识形态“纠葛”。众所周知，西方式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剥夺其他国家和地区追求和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权利，进而排除潜在的竞争者以永久性地巩固这种分化格局，因而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话语都将“现代化=西方化”作为话语叙事前提，制造出一种独断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西方现代化话语预设的普世性表现为：当后发民族国家通过照搬西方现代化道路而陷入“依附式”的现代化漩涡之际，西方强势的话语主体会迅速通过抽象的“人口因素影响论”“文化决定制度论”等概念范式，以维护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世性和唯一性。当后发民族国家探索出异质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时，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更多是以“照搬论”“移植论”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形式，否定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努力和尝试，导致现代化的丰富理论图景被压缩为单一抽象画面。

第二，预设西方现代文明的绝对优越性。西方现代文明是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变革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自那时起，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于前现代时期的基督教文明而言，西方现代文明由于破除了教会学说和封建神权对人类思想的禁锢，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西方现代化话语却抽掉西方现代文明产生并发挥进步作用的特定原初语境，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始终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引领者，人类社会将始终遵循西方现代文明塑造的范式和谱系。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就曾指出，“文明概念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西方现代化话语预设的优越性表现为：一方面以“文明等级论”为根据，将西方现代文明与进步和发展关联起来，并将其视为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普世”文明，而将广大非西方国家划分为“半文明”与“不文明”两个等级，臆想着用西方现代文明“改造”和“同化”其他文明；另一方面以“文明冲突论”为依据，极力渲染中国及其他亚洲文明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威胁，将保存和维护西方文明价值的独特性视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亨廷顿曾指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

第三，预设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终极社会制度。话语具有解释世界与建构现实的作用，西方现代化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不仅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与霸权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且是要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比如，资本主义政治学将西方的“民主”“自由”“权力制衡”看作超越历史的存在，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视为具有普遍优越性的制度模式。在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框架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像科学方法一样，最终会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在现实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阶级剥削、贫富分化、经济危机、民主失灵等痼疾，但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依然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而是妄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实行改良主义政策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

二、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生成机理

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不同国家间长期激烈博弈、较量的结果。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综合实力是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建构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西方现代化话语还进一步借助知识生产掌握学术话语权、借助学术包装进行话语渗透、借助宣传媒介扩大话语影响，使西方现代化话语产生霸权效应，并影响波及当今世界。

第一，强大的国家硬实力奠定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将以军事、科技、经济实力为主的物质力量称为“硬实力”，以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文化力量称为“软实力”。“软实力”的价值彰显依赖于“硬实力”的有力支撑，这正是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和演化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从物质硬实力层面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长期主导着全球产业链、金融链上的关键环节，并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不遵循西方现代化话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经济制裁行动，以此保证国际垄断资本持续吸纳全球生产力，进而实现对全球财富的无止境掠夺。同时，为了从他国攫取更多经济利益，美国不断加强在全球的军事部署，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提升军事技术、设立军事作战基地等方式增强军事实力。在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多次借助西方现代化话语中的“普世价值”理念来制造地区冲突和军事战争，造成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分裂和政治动荡，进而实现颠覆、摧毁其他国家政权的目标。“谁掌握了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谁才能掌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话语权。”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长期在国际话语场中垄断现代化概念的定义权、现代化标准的制定权、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现代化发展的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有强大国力的支撑。

第二，借助知识生产掌握学术话语权是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建构的重要支撑。知识生产是指各种类型的知识，如真理、原则、思想等的发明、创造、创新和复制过程，能够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及改造世界提供普遍认可的判别标准。知识和权力是直接相互渗透的，从知识生产过程来说，倘若一种概念或理论“先入为主”进入人们的视野，往往就会获得占据话语先机的优势条件。以现代化研究为例，长期以来，为了将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设定为各国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西方学术界较早地将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纳入其研究视野，提炼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理论，并积极构筑起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陆续出版了诸多颇具影响力的现代化研究专著和研究报告，逐步把西方现代化经验提升为普遍适用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这种学术研究的先机在客观上帮助西方国家率先形成了以西方的利益和立场为中心的知识表述机制，形成了强大的话语力量。“西方现代化理论”一方面竭力论证西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完美、合理及成功，另一方面又不忘向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和地区展示其发展的“文明”样态和“美好”前景，谎称不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当西方现代化理论在拉美地区的实践遭遇失败时，西方学术界便立刻炮制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拉美国家造成的经济灾难，“归结为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以此隐藏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真正弊端”。

第三，借助学术包装进行价值渗透是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建构的惯用手段。学术话语虽然以一种“客观”“中立”的面貌出现，但事实上却与特定国家、民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紧密相关。正是在学术外衣的包装下，西方现代化话语营造出一种与意识形态不相关的价值中立假象，诱导部分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吹鼓手。回顾近现代学术史，众多为人们所熟知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实际上都扮演着将西方意识形态转化为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关键角色。比如，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描述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进化的发展过程，把其他非西方社会一并归为“传统社会”的另一极，这实际上是将西方式现代化预设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除此之外，这些经学术面貌包装过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有的还会作为教学内容融入学校的课程教育和交流培训中，使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借助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非西方国家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进而达到干扰乃至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霸权目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芝加哥男孩”以及“伯克利黑帮”，便是美国政府通过培养外国留学生来达到渗透、控制其他国家的典型案例。

第四，借助宣传媒介扩大话语影响是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建构的重要环节。西方国家深谙舆论操控的重要作用，他们较早地建立起包括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从学术期刊到时政论坛等在内的传播网络。一方面，西方学术期刊起步较早，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为“SSCI”）早已成为其他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遵循的“指挥棒”，由此造成大量优质的研究成果往往倾向于通过西方期刊来获得“学术认可”。另一方面，西方主流媒体特别重视对媒介话语权的掌控，他们通过架设通往全球各地的传播网络来操纵着国际舆论导向。西方新闻媒体表面上是私人传媒企业或独立新闻机构，但实际上它们却在大资本的操控下充任着权力依附者的角色，是传播推广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舆论工具。在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国际传播中，资本权力借助宣传机器构筑信息围城、主导社会舆论倾向，进而重塑着人们的认知和思想。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指出，人们生活在两种环境中，一种是客观世界的“现实环境”，另一种则是经过传播媒介选择、干预和加工的“拟态环境”。而“拟态环境”能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并由此塑造他们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经常依托其强大的议程设置和话语传播能力，先是对其他民族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定义并进行“编码”，而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则或是有选择性地报道涉华议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或是以媒介报道中的多元争论来宣扬所谓的“民主自由”和“政治神话”，以此来打造“一元化”的现代化话语世界，从而消解和挤压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话语的生存空间。

三、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逻辑矛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西方现代化话语，极力向“欠发达国家”、冷战对手乃至国内民众展示西方现代化的优越性，其实质就是积极鼓吹西方现代化的“普世”地位，进而塑造“唯我独尊”的话语世界。但实际上，西方现代化话语在理论上蕴含着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最终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出霸权地位。

第一，西方现代化话语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自洽的本质缺陷。通过对西方现代化话语逻辑预设的分析，我们知道西方现代化话语总体上是一种唯心主义价值论断，在理论上秉持着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一是将客观的社会现实主观化。即对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认识和阐释上，西方现代化话语存在着认知逻辑缺陷。它的出发点不是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基本国情，而是通过从自身发展历程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范畴来描摹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状况。二是将复杂的因果关系简单化。西方现代化话语在现代化因果关系的叙事上，忽略资本主义早期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等至关重要的条件，反而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阐释为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基因”。三是将特殊的地方经验普遍化。西方现代化话语摒弃现代化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则，将西方现代化经验包装成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进而用抽象化的发展经验对后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行“普世化”改造。但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方现代化话语尽管进行过“普世性”包装，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特定民族、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具备“普世性”的指导意义。

第二，西方现代化话语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给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频繁发生社会动荡失序现象，呼吁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泛起勃兴，引起这些社会政治乱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此外，西方现代化路径在全球的推广也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有的国家陷入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的困境中，有的国家陷入社会混乱、变革失败的危机中。比如20世纪末期，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造成了外债急剧恶化、贫富分化扩大等问题，不少拉美国家时至今日仍然深陷发展困境，教训极为深刻。因此从实践结果来看，西方现代化话语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性矛盾带来的深度危机。

第三，西方现代化话语是西方国家用来推销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工具。西方现代化话语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话语表达，是他们用来推销资本主义价值观、谋求全球霸权的话语工具。对此，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中，就曾强调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后发民族国家推行的现代化战略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了推动实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参见。譬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为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便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高级教师、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等，以此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局面。但实际上，这些志愿者们被赋予一个共同的使命：“将他们所体现着的最高等的文化价值传播给那些急于效法美国的人们”。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直接目的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进而确保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导地位。

四、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破解之道

要消解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不仅要清醒地认识到其虚伪性及危害，而且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伪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普世性，同时还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着力改进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战术，逐步消解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向世界传达现代化的“新图景”和“新选择”。

第一，充分认清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虚伪性和危害。西方现代化话语裹挟着浓厚的物质主义、普世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一方面，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极大地损害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把西方现代化模式包装成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板”，用西方现代化话语偷换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理论，严重模糊了后发民族国家对现代化发展自主性问题的认识，导致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最终成为依附于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属国。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破坏和损害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利益。为了使后发民族国家接受和采用西方现代化模式，美国等西方国家除了采用意识形态渗透、思想干扰等“和平手法”外，有时还会使用武力对于那些不太容易渗透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给其他民族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巨大损失。为了遏制和摧毁我国独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凭借对现代化理论学术话语权的掌控，炮制出诸如“中国式现代化是美国恩惠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否定西方现代化原则和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引领世界”等论调，妄图抹黑和诋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二，切实证伪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所谓“普世性”和“唯一性”。历史运动并不是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规律直线前进，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并不能按照统一的现代化模式标准发展。照搬西方现代化的后发民族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失去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当代中国在遵循现代化一般发展规律并在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现代化道路，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开创出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崭新道路。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位人与资本的关系，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根本价值目标，致力于把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一体化推进。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占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格局，为全球共同繁荣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其内在逻辑是通过转嫁矛盾、强权政治、利益扩张等方式巩固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地位”，造成了世界秩序的整体性失衡。而中国在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则是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致力于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三，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消解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离不开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话语构建。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所谓精神上强大，就是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只有具有说服力和引导力的话语才能更加明确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及其背后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理念。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首先要推动理论创新，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解释力。一方面要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认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规律，在了解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内容、总结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全面发掘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以及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实践经验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其次是要总结和提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标识性概念。“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实践为原始“质料”，以中国式现代化在每一具体领域的成就和经验为重要依托，提炼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打破用西方现代化话语裁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困境。最后是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基础理论研究，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及时掌握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先机，及时概括出经得起理论推敲、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学术话语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秘密”，而且要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上的自觉，通过扎实的学术原创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生产和学术理论更新，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权。

第四，着力革新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战术，积极推动“思想走出去”。一方面要拓展话语传播渠道，整合传播主体力量。要鼓励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出版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外文专著或文集，支持长期致力于现代化研究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及时传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原创性学术观点；要以综合性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周边的国际组织等为重要传播平台，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进而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最终转化为话语优势。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战略战术创新，善于发挥社交媒体的主要作用。目前，具有更强数据交互性和受众交际性的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国际舆论斗争的主渠道。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更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因而要积极建设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渠道，以社交媒体和平台媒体为数字基点，打破美国政府营造的对华“信息茧房”。同时要及时转变平台运营思维，从受众偏好出发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代表性关键词匹配推荐给数据相似度高的用户，由此不断扩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覆盖面。

作者：吕丹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研究”(23JD710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