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彰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话语上的科学内涵和中国特色，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观念认知和理论创新，围绕战略目标、内涵布局、实践步骤和发展动力等要素勾勒出现代化的叙事脉络，初步建构起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生动图景。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主线，以实践变革的叙事坐标和中国特色的概念标识建构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内含现代化之中国方案的独特价值，以使命型政党的属性突显现代化的话语主体地位，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凝练现代化建设的话语势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推动现代化的话语创新，站在人类文明的叙事高度拓展现代化的话语空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建构，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话语是思想的表达，建构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发挥制度优越性和彰显理论自信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系予以表达阐述，进而以高度的话语主导和话语认同转化为党、国家、人民的统一意志和行动。作为重要政治话语，现代化是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党的领导彰显了中西现代化在话语呈现上的本质区别。“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科学回答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在独立自主的探索中持续推动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丰富发展，并从本土叙事逐渐转向世界话语。
话语分析是理解现代化的重要视角。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功能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当前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宏观脉络与阶段特征。相关研究将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语境，突出不同时期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轨迹和阶段性主题。二是探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系统阐释与话语建构。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率先实现对现代化从历史自觉、实践自觉到话语自觉的转型，形成了建构现代化话语的基本方法。有学者认为，邓小平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目标步骤、本质特征、根本原则等重大问题，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三是从概念史和文本分析的路径探讨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话语源流与创新演变。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话语在党的文献中呈现出历史表述、概念层次以及语义用法上的差异。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概念的阐释也是建构话语体系和塑造话语认同的过程，透视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政治意涵。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从思想脉络和概念体系上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学理认知，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研究仍有待拓展深化。“政党是现代化最有效的能动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如何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和政党风格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关乎现代化实践与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和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视角，概括梳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动态演进与发展逻辑，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学理特质与历史贡献，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对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
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展开方式与实践进程取决于特定民族本身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的历史环境。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驱动着西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世界性殖民扩张，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中断了中国传统自足的社会结构及发展体系，清王朝在内外危机中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从御侮自强到变法图强再到革命救国，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诉求与实践始终未能摆脱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未能形成整合国家内部力量和突破旧有社会结构的领导主体，其实质仍是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被动性回应，客观上没有脱离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总体性危机”中孕育而生，党的创建宣示了一条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全新方案。此后百余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唯物史观分析把握国情，主动认知和自主探索本土的现代化问题，逐步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围绕“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在对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系统布局、步骤规划和发展动力的多维表达中建构现代化的话语叙事。
(一)从“工业国”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话语
国家权力式微和国家能力低下是阻碍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主权危机使国人逐渐意识到，成为独立自强的现代国家是推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以国家再造引领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构成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但长期的政治衰退使现代化难以步入正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现代化尝试始终未能完成现代国家体制转型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延续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话语叙事以及国家重建的现代化目标，沿着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逻辑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百年求索。
建党初期围绕现代化国家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明确了“以工业立国”的基本战略。1923年，恽代英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批驳了思想界关于“以农立国”的现代化方略。这一思想论争的实质是对变革社会制度和选择国家道路的直观呈现。面对贫困落后、饱受压迫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基于向工业国迈进的目标确立起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早期话语。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战略转型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基础环节。全面抗战时期，针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了党的革命目标即“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政治条件，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型目标成为亟待完成的现实任务，党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基础上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致力于“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3年毛泽东就过渡时期总路线首次作出完整表述，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并举的任务目标。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国家现代化目标逐渐在工业国转型基础上形成更为系统的话语概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现代化建设成为党的工作重点，现代化的目标话语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持续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目标不断更新。邓小平基于中国发展实际同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差异，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并以“小康之家”概括描述。“小康社会”成为连接中国国情与现代化目标的话语表达，此后又历经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更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强国内涵的论述不断丰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小康社会量化标准已无法适应现代化进程，党对现代化的论述逐渐由经济指标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拓展，党对现代化国家的认知也逐步提升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系统内涵，并形成了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等具象化的目标体系。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胜利实现标志着党关于现代化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完成，随后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心任务，全面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主权危机和民族危机双重驱动下将现代化视为国家建设的必要途径，在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实践中逐渐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目标及标准的话语羁绊，描绘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二)从“国家工业化”到“五位一体”的内涵话语
现代化战略布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整体认知，搭建起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干框架。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在一定阶段内，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内容情境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工业化通常成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与基石。工业革命迎来世界工业化的新高潮，工业化即经济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规划了从工业化到现代化的发展路向，对现代化内涵要素也经历了由单一工业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认知深化和观念转型。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便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化之下，改造农业经济的技术基础”的政纲，但由于长期处于武装斗争的严峻环境，党对现代化缺少宏观感知而聚焦于军事国防等具体维度。在国家层面主要强调“锻炼成近代化、机械化的国防军”以及“建立起相当范围的国防工业”，以国防军事为核心的工业化布局成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于现代化的话语主题。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蓝图中对经济现代化问题日益关注，认识到农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地位。党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领导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带来“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工农业生产渐次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奠定了革命胜利后党领导现代化事业的基本布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工业化无法覆盖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全部内容，在现代化布局上开始由“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向包含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不断拓展，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逐渐趋于多维向度。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需要，党中央以科学技术取代科学文化，将其纳入现代化布局，对现代化建设开始趋向生产力实际的布局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上升到政治路线的话语高度，在结构上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新布局。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层面的民主法制和文化层面的精神文明被正式纳入党的现代化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结构。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社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也日益显露，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提上现代化日程。为此，党的十六大将“社会更加和谐”列入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七大正式确立了现代化“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随后，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现代化布局，标志着党在反思西方工业化道路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中对现代化达到新的认知层次。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了系统阐述，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局性战略。从国家工业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层次跃升，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从局部到全面、由单线程到体系化的观念转型，党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摆脱物质现代化的单一向度，以多元要素构建起现代化的有机整体，以系统协调的战略布局实现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形态超越。
(三)从“两步走”到“新两步走”的战略话语
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目标具有时间维度的阶段性和过程性。近代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后来者一度处于被动边缘地位，在起步时间上晚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基础上因帝国主义侵略而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在依附追赶中开启了漫长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近代志士仁人未能寻找到落后国家赶超西方现代化的有效方案，最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了“分步走”实现国家现代化“跨越”与“赶超”的基本战略。“中国共产党作为秩序重构和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因时因势调整现代化发展战略。”以科学的步骤规划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最佳效益。
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但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社会背景下，仿照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重建民族国家的方案行不通，党在独立探索中创造性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有序过渡的战略设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制度性跨越迈出落后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五年规划的形式展开工业化建设并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64年周恩来首次完整表述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要在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后又在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一九八〇年以前”和“本世纪内”两个具体时间节点。“两步走”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过程性认知，展现出党在曲折探索中形成的关于新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规划与目标蓝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口过大”的时间进度进行了冷静思考，在“两步走”基础上创新提出“三步走”的部署安排，即“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于生产力发展现状对原有部署进行研判细化，奠定了此后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基调。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在顺利完成前两步规划后，开启了向现代化的“第三步”迈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基于“第三步”的较长时间跨度，进一步将其细化并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即在2010年、建党一百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三个节点，先后实现“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首次以“两个一百年”的时间规划概括了现代化的阶段。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提出“新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线提前至2035年，并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并将其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善于统筹总体性和阶段性的发展规划，能够与时俱进地谋划出现代化清晰平稳的时间线索，保障现代化各阶段任务目标的有机衔接，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精准的“路线图”和“方位标”。
(四)从“革命、建设、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话语
革命是摆脱近代中国现代化困境的根本动力。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开始了现代化的早期尝试，从洋务自强到变法维新，不同领导力量在封建王朝体制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但国家内部的衰败化和半边缘化速度远远超过被动防御性的现代化，旧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结构阻碍了现代化进程。随着国家内外危机的日益加深，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彻底打破旧的制度牢笼成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革命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变革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基础上方能实现。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而革命“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及历史环境决定了担负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同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探索。这一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构建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后来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因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而一度出现偏差，但仍旧为“文革”结束后现代化重建积累了物质技术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成为党领导现代化转向正轨的关键动力。通过不断改革扫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增强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得以持续有效推进。改革的内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不断深入，完成了由“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形态跃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驱动下，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治理形态和制度创新层面提升了对现代化的系统认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先进政党主导现代化的政治优势，在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上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来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
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外在呈现，是以一定原则方式对话语要素的整体联结。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既体现着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呈现出鲜明的政党属性和国家特色，除了作为表达媒介的基本话语要素外，还蕴含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根基与价值内核。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围绕民族复兴的主题主线，顺应实践变革的叙事坐标，系统建构起了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一)坚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现代化的话语导向
马克思主义是支撑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分析现代化问题、选择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价值前提，党在把握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统一关系基础上，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建构起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走什么路”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面临的首要问题，数代仁人志士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仿尝试屡屡失败，“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带来新的选择，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便认识到中国“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与国家现代化前途相结合，认识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必须基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新篇章。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明确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案，将党的主要精力置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并指出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将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结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国家制度前提。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不仅力图实现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而且力图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路径进行探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依托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形成了包括“四个现代化”的要素布局、“两步走”的前进步骤、独立自主的建设原则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等话语叙事，现代化在党的话语体系中已然凝聚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丰富着现代化话语体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来建构现代化的话语表达，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原则和方向在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中更为凸显。邓小平首先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命题，强调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并将“坚持社会主义”置于四项基本原则的首位，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推动与现代化的话语耦合。邓小平深刻剖析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提出以共同富裕为指向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及“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在功能属性上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话语统一。“对‘现代化’阐释方式的规训本身即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推进，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人的现代化等内容也相应地充实进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超越，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高度创新建构起新时代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二)围绕民族复兴构建现代化的话语主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内在使命，以民族复兴为主线建构起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核心脉络。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路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完成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同时，也正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紧密相连，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主题话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危机，被迫走向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之路，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叙事主题，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自此开始了漫长的话语交汇与历史合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自觉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在实践探索中牢牢把握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的统一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阐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即通过革命到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为主线推进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核心认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民族复兴聚焦于以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为内核的话语叙事。周恩来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立场高度实现了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话语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通过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三者有机结合，将民族复兴引至一条正确的实现轨道。党的十三大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与现代化建设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同目标高度，“振兴中华”的使命话语与现代化的建设话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度实现交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予以概括，并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构成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核心要素。新时代民族复兴的远大图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接续探索中不断展现，统一汇聚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和历史叙事，最终在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层逻辑中予以表达呈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有着同源同向的话语交集，民族复兴是现代化一脉相承的历史主题，现代化是民族复兴一以贯之的实践主线，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实践。在民族复兴的话语逻辑下，现代化必然要以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为基点，而在现代化的话语逻辑下，民族复兴也应符合现代化的客观进程和一般规律，二者在互动中建构形成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一体两面，实现了现代化强国逻辑与复兴逻辑的内在统一。
(三)聚焦实践变革整合现代化的话语叙事
革命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实践变革构筑形成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成为串联起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叙事坐标。“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其实质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上而下的变革改良中启动前行，辛亥革命首次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展开现代化实践，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加速推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在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党实现革命目标的根本性过程，党关于现代化的历次话语转型都基于革命实践的阶段性调整。作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变革实践中实现了由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型，并在新时代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持续深化着对现代化的路径认知。
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鲜明特质。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形式注定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便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以革命话语标明了党关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诉诸疾风骤雨式的暴力手段进行社会改造与政治动员的现代化实践，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仍保留有强烈的革命思维与惯性，革命叙事主导了现代化的实践内容与话语建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的意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认知逐渐从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拓展至整体性变革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还原了革命“破旧立新”的整体面貌。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提出“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要求，从现代化领导主体维度进一步拓展了党的革命话语。从现代化的整体视角出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不仅是不同阶段实践的接续，其中更蕴含着内容交互的共时性特征，以实践变革的形态贯穿于改造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全过程。党在各个时期的变革性实践始终服务指向于国家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的推进不断赋予革命实践新的内涵，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始终紧扣实践变革的叙事坐标，在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的交互融通中得以建构成型。
(四)基于中国特色塑造现代化的话语标识
话语是基于一定客观存在和社会实践的意识产物。中国共产党在由一般现代化应然形态向中国现代化实然形态的时空转换中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系统表达，其核心特质在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来回答“现代化之问”的话语叙事。百余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从抽象理念到具体模式的话语转型，以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标识性概念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术语革命和范式重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叙事。道路问题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证明了“中国特色”的内在价值，实现了由“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实践演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以苏为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逐渐认识到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开始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总目标，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中形成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小康社会”为代表的现代化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以中国为中心建构起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色话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推动现代化中国叙事的更新延续。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彰显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与民族特色。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创新形成了党的现代化理论和话语。一方面，党的现代化话语始终与现代化发展阶段相匹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定位，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布局、发展动力、实现步骤等内容不断创新发展着党的现代化理论，建构出“翻两番”“三步走”“新发展”“双循环”等蕴含中国特色、契合中国实践的标志性话语。另一方面，党的现代化话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具有深厚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党对现代化的理论认知及话语呈现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以“富强”“小康”“和谐”“大同”等中国传统话语诠释概括现代化的精髓要义，将现代化以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加以呈现，为现代化输入源远流长的中国精神与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吸收中国特色的理论实践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建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四、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话语是对现代化实践的语言呈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塑造者和推动者。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优势，在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发展演进过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在团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秉持正确的方向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确立起政党引领现代化的话语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的话语优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和胸怀天下的视野格局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体系。
(一)突显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话语主体地位
政党是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动力，政党引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政党“缺场”“失语”不同，强大的政党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成功推进的鲜明特征与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把握党的建设与现代化发展内在共生的关联性，以超越西方政党政治和传统现代化的路径，以鲜明的价值立场、人民情怀和政治能力等政党特征，将党的领导的强大优势转化为现代化的推动效能，直观突显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话语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现代化事业的领导主体，在百余年实践探索中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引领并塑造着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话语权。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坚定的人民立场和价值情怀贯穿于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指向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既是党探索现代化的内在使命与起始方向，也是现代化话语得以发展的价值依归。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群众基础与政治认同，并在政党价值与现代化价值的相互塑造中引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演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发展路径，通过锻造强大的政党能力与政党精神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党的自我革命为现代化事业锻造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自我革命中实现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体系化推进，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依托保障完成党的现代化历史使命。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保障了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内生活力，在全面从严治党和现代化建设的互动关联中丰富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原则，其中党的领导作为首要原则“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规定并明确了国家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力量来源。新时代坚持和贯彻党对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在现代化实践中将党的初心使命、价值理念、治理能力和精神面貌等政党元素有机融入，使得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彰显。
(二)确立以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的话语优势
道路决定命运，现代化道路的开辟通常以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为前提。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目标驱动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超大规模的国家体量下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追赶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国之制”是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因素，党的领导增强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原则明确了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逻辑，通过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积聚了内在优势，助力党探索回答了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深刻命题，有力破除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西方中心论调。
首先，在现代化推进中展现出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在艰难条件下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巩固国防的策略，用较短时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超越西方现代化原始积累的资本逻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完成了现代化的初步积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长期规划、统筹推进的“全国一盘棋”，最大程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创造出属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两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时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其次，在现代化部署中彰显出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优势。社会主义要求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全面现代化”构成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不断拓展布局、优化步骤、凝聚价值，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统筹推进的现代化战略。党在协调现代化时空布局的基础上，通过确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本逻辑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价值取向，通过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超越了资本主义单一的物质文明形态，通过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了生态与经济相对立的传统现代化模式，最终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并联式思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依次进行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系统规划中“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推动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批判性借鉴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变革超越，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激发党领导现代化的话语势能。
(三)基于高度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的话语自主
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是唯物史观的生动呈现，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创新提供精神力量。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条件下被迫开启的，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不断打破对西方现代化被动防御式的议题回应与话语追随，领导人民由被动依附型的现代化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在对现代化主动求索的原创性实践基础上推动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与时俱进，掌握了现代化问题的“中国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以基于中国国情实际的历史自觉，在充分继承近代以来国人探索现代化的优秀思想资源基础上，实现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理论形态跃升。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探索中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深刻认识到现代化模式及标准的多样性，从道路维度自觉避免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拿来主义”，在把握历史规律和现实环境基础上明确了现代化的方向原则。同时，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深入阐述“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资源不断推进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跃升。“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探寻现代化的思想脉络，对现代化问题始终保持高度的道路自觉与理论自觉，在把握现代文明一般性和中华文明特殊性基础上明确了现代化的话语意涵及目标指向，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始终扎根于中国国情和实践沃土。
中国共产党立足强国建设的历史主动与使命担当，围绕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推动现代化话语的实践内涵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把握历史主动的基础上推进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主体自觉推动的现代化……极大地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自发生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主动担负起通过工业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由此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漫长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问题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而呈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目标不断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围绕现代化顶层设计和具体环节进行统筹规划。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系列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斗争精神积极破除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牢牢把握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以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不断激发从个体到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系统性的实践部署中牢牢把握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持续完善现代化的实践体系和话语体系。
(四)极大地拓展了国际交流互鉴的话语空间
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追求，又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二者在人类文明发展演进中实现统一。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在立足中国特色、呈现中国风格的同时，也强调以开放包容的视野格局融入世界历史潮流，在吸收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充分彰显本土叙事的特殊性基础上，也积极对接世界现代化的一般性进程，既努力摆脱西方现代性及其文明模式的话语桎梏，又从世界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一般性特征出发形成人类文明演进的中国话语。
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所内含的现代化共性特征，破除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解误读，化解西方一元化的现代化话语霸权。现代化在时序上源于西方，其话语体系主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建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在主导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垄断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话语叙事，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一元化解释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等方面的价值性遭到误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念从未与人类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相割裂，“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既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又遵循着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在实现国家由不发达到发达状态的转变进程中，从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多个维度推动现代化的整体变革。党的二十大从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在突出本土叙事的同时也内含了对传统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一般问题的反思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对现代化议题的中国话语建构中，有效回应传统现代化话语中“现代化即西方化”“国强必霸”等意识形态偏见、零和思维模式以及话语叙事偏差，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认知。
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叙事维度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先进的文明典范价值，实现现代化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的统一、民族话语向世界话语的转化。“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既指向本土与现实，更面向世界与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定位，从人类文明的全新高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先进性凝练与世界性拓展。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的视野格局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表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我”的存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三大全球倡议”等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断丰富提炼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推动现代化话语体系实现由中国到世界的时空格局提升以及文明互鉴的话语叙事重构。
五、结语
叙事是话语建构的主要路径。现代化历史叙事、空间叙事的中国逻辑不仅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地理版图和空间格局，而且构建起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术语和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的理论阐释，总体性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一系列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范畴、词汇以及表述方式正在以话语形式进行系统表达。本文描绘了一条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中国现代化话语演进轨迹，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及其独特贡献。
话语是思想理论的表达形态。中国现代化话语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中国现代化话语的持续演进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组织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和方法，既有充分的历史主动，也有坚韧的历史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正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塑造现代化理论话语，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时代重构，是对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拓新。
话语的背后是道理学理哲理。用蕴含本土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提炼普遍性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途径。换言之，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既凸显了本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也突出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从世界现代化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文明范型意义的重要范畴，还需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提升为一种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基于国情的、富有特色的中国现代化话语建构必将为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基于中国现代化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在与西方现代化在同一主题上进行对话和较量中逐渐凝练表达为具有更高普遍性的理论，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谱系。
乔贵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洪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