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要做老鹰,不要做鸽子”

——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8 次 更新时间:2016-02-17 10: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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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家父对生活、对学问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努力学习。他悄悄地咏颂他年轻时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坚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

  

   1976年秋,平地一声惊雷,结束了“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漫漫的长夜终于过去,灿烂的曙光出现在了天际。家父对此感到无比欢欣鼓舞,奋笔撰写了《论周公旦的历史地位——兼评“四人帮”批周公的罪恶用心》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日“史学”版上。这是是云南省史学界最早批判“四人帮”的重头文章。

  

   1977年,邓小平发出了改变千百万青年的命运的指示:“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命运转折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兄弟的命运也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巨变。舍弟伯杰和伯约分别于1977和1978年均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我感到非常振奋和激动。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已自修完了“文革”前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主要课程。因此从知识基础来说,我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历史系应当说是胜券在握。但是家父对我说:“你的学力和功底已达到研究生水平,因此你如果参加高考,考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入大学后,你将不得不把四年光阴用在学习那些你已经掌握的知识上。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你现在快要二十八岁了,未来的四年是你青年时代的最后阶段,也是决定你能否成为一个好学者的关键时期。我觉得你不应该浪费你最好的年华,而应该好好准备,日后以同等学力参加研究生考试。虽然现在国家还没有恢复招收研究生,但研究生培养制度一定会提到日程上的。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写信给老朋友熊德基先生,征求他的意见。熊先生当即复信,说:“依照伯重的学力,考上研究生的希望很大,因此可不必参加高考,而以集中精力准备研究生考试为是”。熊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了我们父子的决心,于是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不报考大学。在“文革”十年中一心想读大学而被拒之门外的我,竟然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令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跌破了眼镜。

  

   果然如家父所意料的那样,第二年邓小平批示要恢复研究生教育,于是国家宣布招收研究生。这时家父和我又一次讨论报考研究生的事。几乎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建议最好报考云大。理由是:第一,你只上过一年高中,虽然坚持自学,但怎能与那些“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竞争呢?因此还是要以务实的态度选择学校。云大地处边疆,生源不如外地名校,竞争相对缓和,同时这里熟人多,可以托人走走关系,因此考上的可能较大;第二,你父亲是著名学者,教你一定不遗余力,因此日后学习上的困难比较少些。

  

   然而,家父却对我说:“你不要考云大,更不要考我的研究生”。理由是:第一,云大比起外地名校,学术水平本有差异,经过“文革”浩劫,情况更是一塌糊涂,你在这里不一定能学到最好的知识;同时云大历史系人事复杂,那些在“文革”中整人的人还在当权,即使你考上这里的研究生,也很难专心学习。(注: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家父的这些考虑完全正确。我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后,家父因此而受到当时云大历史系领导XXX的公开指责:“云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没有一人能考上研究生,而李埏的儿子没有读大学却能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这说明李埏私心杂念重,只教儿子而不好好教学生,应当批判”。家父听到此话后,对这位领导说:“1966年,你作为系党总支书记,秉承上面的意思,把我打成‘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云南省三家村黑干将’。‘文革’中期你被‘三结合’后,与‘革命教师’一起,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进行了长时间的‘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两年后的今天,我才重新获得教书的权利。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只有我的儿子能够跟我学习历史。而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父子都受到系上‘革命教师’们的迫害。这些事情,你是完全清楚的。现在你却用这个理由批判我,岂不是太不顾事实了吧?”

  

   这种今天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天大笑话,却是当时云大历史系的实际情况。)其次,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因此古人提倡“易子而教”。我的学问路数,经过这么多年,你已经熟悉。现在你应当找其它优秀学者,向他们学习,这样才真正学得好。至于是否能够考上外地名校,你应当有自信。我对子女的前途,可以用一个比方说明:看你是一只鸽子还是老鹰了,要是鸽子,尽可以呆在身边,招手就可以回来,可是我不想你们成为鸽子。要是老鹰,那就让你们尽情地飞翔,天下之大,尽可去的。

  

   在他的鼓励下,我报考了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的研究生。在众多竞争者中,我以最低的学历和最高的考分(古文和英文第一名)的成绩,被厦大录取。1978年8月,收到了厦大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10月初,告别了家人亲友,愉快地奔向东海之滨的厦门,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临行前夕,家父与我挑灯长谈,谆谆告诫为人为学之道,并惠赐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一部。这部书系当年吴晗先生赠送家父之书,扉页上还有吴先生题赠之言。在“文革”中,家父用浆糊把该书的扉页与封面页粘了起来,使人无法看到题字,因而红卫兵抄家拿去后,不知这是一部什么书,未当作一回事,随手扔在抄来的书堆中,未予销毁。“文革”后发还抄家余物,此书又回到家父手中。家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年我做研究生时,吴晗先生专门买来这部书送我,说此书是治史必备之书,叫我放在手边,随时翻阅。当时他生活极度拮据,还为此破费。这件事,我至今每想起就感到无限的感激和不安。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希望你继承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业,薪火相传,真正做一个好历史学家”。带着他的殷切希望和热情鼓励,我登上了去厦门的火车。我充满坎坷的学史之路,从此也转入坦途。

  

   自此以后,我有幸遇到韩国磐、傅衣凌、吴承明、方行等多位名师。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使我得以在治学之路上一帆风顺。但是,把我培养成材的关键人物仍然是家父。正如我在拙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鸣谢”中所说的那样,家父不仅是我在“文革”苦难岁月中开始学习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位老师,而且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在我几十年的治学历程中,每当遇到困难或者诱惑而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产生动摇时,脑海里就会出现家父慈爱而肃穆的面容,耳边会响起他的谆谆教导,于是自己立刻提醒自己:勿忘初衷,要像“两司马”一样,把良史之路走到底。

  

   自离开昆明去厦门求学,三十一年转眼就过去了。我离开昆明后,家父依然一如往昔,时时给我鼓励和指导,并为我学业上的每一点进步感到由衷的欣喜。例如,1980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工作生活如常,而会议甚多。既少暇又无可记者,故日记中辍。然月中回顾,亦有二三事堪记于下:先后得伯重两函,述迩来读书心得。他从唐人著作中注意到,唐代农耕有一大进步,即越冬作物的普遍种植,于是从一作制发展为两作制。唐建中创行两税法,盖即如此。后阅日人天野元之助所著书,亦论及两作制,然未及两税法。他拟再多集一些资料,为文申述之。这是很可喜的。当即复书予以鼓励。我早年从鞠清远辈之说,以为两税即户税地税。近数年前,读书稍多,始疑其非也。宋人并两税为二税,明人称夏税秋粮,皆唐人夏秋两征之,故称两税之延续。然未及深考,亦未思及一年二作问题。重儿之见,可为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极有价值的论证解释,作出科学的定论”。在1981年6月3日日记中写道:“旬日前始阅重儿毕业论文稿,至今日毕。约八万余言,述唐代中下游地区农民生产。进步甚大,能独立研究矣”。他的这种无限关爱和鼓励,是我在治史之路上得以一路顺畅的重要原因。

  

   2008年5月12日,家父不幸驾鹤西去,留给我们兄弟姐妹无尽的哀思。目前家姊伯敬正在整理家父生前日记,从她已经整理出来的部分中,我们看到了世间最伟大的父爱。在读这些日记时,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家父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我为有这样一个好父亲而感到骄傲,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责:家父对我们,只有付出,而没有索取。我们对他表达的孝意,不管如何微小,他总是牢记在心(家父在1961年5月1日日记中记:“五一节放假。…..重儿欲以其所储金,买酒一瓶作节日礼物遗我,以价昂,力却之,殊感安慰也”。这样一件小事,我自己早已忘却,但家父却记在日记中。读至此,不禁感慨万端);而他给了我们无限的厚爱(注:家父在196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敬、重两儿参加‘云南大学农奴戟长征队’,明日将发,取道贵阳赴广西、井冈山,以达首都。这是可喜的事。但我犯错误,愧为人父,五内如焚。夜复失眠达旦”。

  

   在次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未明即起,帮助孩子们准备行装。十时许,两个儿女背着背包昂首辞家而去了。我站在门里,遥望他们的背影,心都要激动的跳出腔子来。看看他们走上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前程,我高兴!但一想到我自己,又不禁眼泪直向肚子里流。伯约为重儿到武成路修鞋店取了鞋子,直送到东站外交给重儿,下午一时许回的家。我问了又问,问他们是怎样走着,有多少人,姐姐哥哥教导什么……我能去送他们一程,该多好啊!终日心慌心跳不止,服溴剂三次”。1969年我被送去瑞丽插队。2月6日上午临行之时,家父和家姊到我登车出为我送行,我看到家父眼中充满泪水,但却竭力控制着不哭出声来。他一直伫立在我登车出,目送我乘坐的卡车远去。我每回想起此情此景,就不由得想起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背影》。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家父对我的挚爱),却从来不望回报。我三十多年一直在外工作,远离膝下,仅只是暑假能够回来探望父母,少奉甘旨,未克尽人子孝道。如今天人永隔,悠悠寸草心,永难报三春晖矣。

  

   我们兄弟姊妹仅可告慰家父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培养,刻苦自励,终于都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材。似乎是否命运的有意安排,家父年轻时的一些经历,分别在我们身上重演(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各自重蹈家父的部分人生经历。家父本科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伯约后来在该校读了本科。家父研究生读的是北京大学,伯杰在该校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家父生前长期任教于云南大学,伯敬曾在该校读了本科。家父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我本人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外,我和伯约、伯杰也都继承了家父的职业,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的一些梦想,也在我们身上变为现实(注:家父年轻时很常羡慕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张荫麟先生,“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学最好的知识,做最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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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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