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师徒、父子与工匠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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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80高龄的先生带着刚毕业即将离校的博士,挤公共汽车到市中心的正义路老字号国营照相馆,拍摄师徒合影。先生银发飘逸,精神矍铄,目光如矩,充满关爱与期待,徒弟懵懂憨厚,随侍一旁。此情此景,转眼过去16载光阴,仍历历在目,愈久弥新。五年手把手的师徒生活,随后十五年的不曾间断的师生情谊,一页页在我心头翻过,先生仍是那样和蔼可亲地孜孜教诲,我浑然不觉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只是日益强烈地感受到,迄今我人生的一半光阴与主要成长历程都在先生的教育与关怀之下,并且仍将延续在我今后的人生中。


一、师徒式培养:跨越教育的断层


先生对我们的培养是师徒模式。师徒制是传统人才培养的方式,以牛津剑桥的研究生教育为代表,现代教育的通行模式则是以美国高校为代表的流水线式人才产品培养模式。师徒制可以说是大众教育之前的培养模式,中国的私塾教育就是如此。如果说高校流水线模式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师傅对徒弟则承担了无限责任。在师徒制之下,从徒弟的选择、培养各环节与质量控制等全过程,师傅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师徒制是手把手的教导,是生产过程的监控,是产品质量检验,而且还刻下工匠的姓名。由此可以想见,年逾古稀的先生为培养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师徒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断层与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那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刚恢复时间不长,处于青黄不接的断层阶段。海归未归,本土博士刚刚面世,学术团队尚未形成,各高校研究生培养全靠硕果仅存的前辈独撑大局,如果没有像先生这样有西南联大教育背景的老一辈学者,恢复研究生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像零星散布各地高校的火种,承载着薪火代传的学术使命,开启了星火燎原的艰巨工作。这也是那时研究生培养相对如今而言,不重名校,而重名师的原因。

博士论文选题之初,先生让我自己选列二三进行思考。我扎在书堆里,苦思冥想,列出了宏伟的计划,实际上无从把握学术前沿。最后先生引导我从事有关市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尚不为人理解,学界更是少人问津,只有前辈学者像吴承明、李埏先生等所具备的知识结构才能跨越时代的局限,提出前瞻性的课题。在沉寂的领域,我摸索着前行,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论宋代东南市场》的博士论文。先生从其非常有限的科研经费专拨出版补贴,使之第二年就付梓问世。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科研经费与学术专著出版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提携,即使出版业繁荣的今天也不容易。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此后市场史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先生的引领使我幸运地先行一步。毕业后我继续探索,由断代而通贯性考察,完成第一部通史性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欣然作长序以资鼓励。此时先生已年逾八旬,目力不济,仍在稿纸上一笔一划手书长序,最后由师母滕写,娟美清秀,一丝不苟。随后我又专注于长江三角洲这一传统市场的成熟形态与最高水平,完成《江南市场史》,2003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付梓,年近九十的先生,慨然题写书名。目前,我又沉醉于要素市场,考察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探索以地权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论文在《经济研究》、《历史研究》《Frontier of History in China》等刊物发表,即将完成《地权市场及其制度演化》的专著。先生再也不能亲笔题写书名了,但先生那刚毅清秀的书法永远刻在我心中。二十年来我之所以能在这一前沿性领域拓展,离不开先生前瞻性的引领与一步步的鼓励和推动。

我毕业之时,正是中国高校最困难的低谷时期,教师必须创收,做生意,甚至开山砸石,我选择了李嘉诚创办的汕头大学,那时全国唯一高薪的特殊高校。几年后我兴致勃勃地向先生谈起东南沿海走出去的华侨在海外的成就,先生慨然曰:你可以学司马迁撰写“当代货殖列传”。这坚定了我从中国传统经济拓展到其海外版的华侨社会,从传统商人寻找到其脉延绵的海外华商,迄今成为我的一个新领域,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或许我们是最后一批的师徒制博士产品,以自己的经历与感想揭示先生的教育理念、思想与特色的同时,回顾和总结那个时代的特定制度,不正是先生常教导我们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吗?


二、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个性化教育


因材施教,源于孔子,因人而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个性化教育,这是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石,也是师徒制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流水线教育下可以实现批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扩大培养对象与规模,但因人而异与因材施教则不容易贯彻实行,因此哈佛、耶鲁等名校不遗余力地从制度上克服流水线规模化教育过程中个性化培养的障碍,促进多元化与创新性人才的成长(龙大为、何兰英:《个性化、多元化教育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哈佛、耶鲁的本科课程制度及其启示》,《思想战线》2006年第3期)。

我生性懵懂,不黯世事,感情用事,现在想来还愧赧不已,让先生操心太多。优点就是心无旁鹜,一心向学。其实那时学生的选择空间也相当有限。政界,鲁钝于我者过于遥远,特别是1989年之后热血青年们开始从理想的天际下凡。商界,那时中国经济开始转型,秩序混沌,商界乱世出英豪,但一介书生,中规中矩,不可能有出头之日。因此,我们几乎足不出户地读书和写文章,此外别无所好。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先生觉得孺子可教?后来我了解道,先生在50年代就曾说过:我对学习用功的学生就是偏爱,好比自己的孩子,哪个学习好,我就喜欢谁一些。

先生对我的正式课堂讲授很少,几乎都是在其古香的不自小斋书房或简陋的小客厅一对一地谈话或聊天。这对教师资源的利用来说,某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对徒弟来说,则是极大的垄断性消费,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奢侈性享受了。这正是师徒制的特点,由于不是批量生产与规模经营,一年全校的文理博士生才2名,不可能形成大课堂。另一方面,由于培养程序与制度化无例可循,许多环节都需要先生亲自操心与过问。

事实上,先生的正式授课,可以把常人眼中枯燥的经济史讲得有声有色,有时又波澜壮阔。我仅在读研之前听过先生的录相课程。至今记得他谈茶叶经济,真是一种享受,赛过极品铁观音。战国秦汉时的盐铁,唐宋时期的茶叶,明清时期的棉布,就是对各个时代商品经济的特征乃至经济发展进程打下自己烙印的重要商品。以茶叶为例,从它的生产、运销、市场等各方面来看,都具有与其他商品不同的独特性与新异性,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更广、更深。它的突出特点是适应面广,极适应小农的个体生产,是一种天然的小商品生产,与小农经济的细碎性、分散性紧相一致,小至一株两株,只要一寸土地就可以种植,当然也可以是茶园大规模种植。它在南方比其他任何经济作物都普遍,可以广泛存在于穷乡僻壤,不像甘蔗、漆、瓷等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战国秦汉时的盐铁,不是小农家庭所能普遍生产的,因而不能带动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经济之中,茶叶却将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生产之中,其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茶叶市场,不仅存在于生产地南方,而且北方尤其是塞外游牧民族更需要它以消化脂肪,稳定广大的市场促进了远距离贸易。中国境内农业民族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唐以前是绢马贸易,唐后期则一变而为茶马贸易。绢因可受革质品的替代而市场有限,茶则没有替代品,并且只有南方才有生产,拥有这样广阔的市场,茶在南方的生产便持续而稳定地扩大。而通过茶这种特殊商品,中原王朝可以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茶叶广泛流通,又带动了其他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受饮茶之风的带动,作为饮具的瓷器,在唐宋时代更为推广,也更为考究。

严师出高徒,传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的确,先生在学术上极为严格,简直就是在追求完美,下笔惜墨如金,论著务求尽善,宁缺勿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几易其稿,从4万字压缩到2万字,终成名篇,百读不厌。

但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似乎从未声严厉色,我所感觉到的是春风化雨。或许,这就是因人而异与因材施教?鲁钝于我者得蒙先生错爱,是否也有点“老来得子(弟子)”情境下的骄宠?1988年我入师门,先生已74岁高龄。这一年龄,按目前中国退休制度,即使教授也已退休十年,美国Tenure Professor也大多开始退休,安享晚年。先生在退休年龄进入学术青春期,进入指导博士生的高峰期,在制度不完善之时,先生对每一个博士生都是无限责任制,为此所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三、鼓励与激发:开启志趣之门


鼓励“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激发求知欲和创新意识,使弟子对学术研究充满兴趣,充满自信,形成自发与自觉的研究动力,在乐趣中展开探索与研究,并获得认可和成就感,以至欲罢不能。当年我并没有意识到先生的苦心,现在才慢慢领悟出来。

先生命我每周写一篇读书报告。读《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每周写一篇可长可短的读书笔记或报告,这对学生、导师都不是件易事。当我自己成为博士生导师之后,我更感到坚持每周为每一个博士生指导读书报告,实非易事,遑论年逾古稀的先生。一篇篇的笔记与报告,一次次得到先生的批注与点拨,理解史料,甄别史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驾驭文字,篇章结构,也逐渐行云流水,渐入佳境。方法与理论固然重要,但仅有工具理性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融入学习者内在的素质,工具——思维——语言——文字,是各个不同层面的能力,缺其一二,就会令人遗憾。四个方面齐备,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常发现许多聪明人,学习掌握工具与方法很快,但不能以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有的擅长语言表达,却不能形诸文字。相反的情形则令人悦,通过语言或文字的表述,在这一过程中使混沌的思维更为清晰、更为深刻,从而与人分享。尤其是网络化时代,信息获取极为便利,有的人沉迷于信息的海洋中,却因为缺乏训练与脚踏实地的练习,始终不能形成自己的东西。或者只能成为知识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享受者或评论者,而没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

先生强调干中学,在操作中获得技能,成长中形成兴趣,取得成果而不断提高。记得我读到汉代的“金”与黄金,颇多疑问,草成第一篇读书报告,得先生赏识和鼓励,续成第二篇,最后进一步挖掘,撰成论文在《中国钱币》发表。获得先生的认可和肯定,颇有成就感,进而形成写论文的嗜好。

激发兴趣,鼓励创新,正是现代教育的真谛。在美国哈佛与耶鲁期间,尤其是孩子在美国上学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这一点。美国中小学生,很少受到老师的批评,更多的是鼓励,只要做得好,动辙就是excellent, awesome. 做得一般,评语也是good。美国的华人朋友,对此都有共同的感受,甚至有人说,美国的孩子是被宠出来的。中国孩子到了美国,受到鼓励,通常自信心大增,差生也会变好生。过去我对许多小孩厌学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比较之后我明白了,一定程度上就是老师或家长骂出来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与老师,时常严词训斥,动辙得咎,甚至故意推行所谓挫折教育,儿童天生的好奇心逐渐消失,甚至学习的自信心荡然无存。美国、加拿大学者的试验都表明,获得肯定和鼓励的学生,不仅表现得较其他学生更自豪,而且和没有受到鼓励的学生相比,他们也显得更有主导性,同时也更受欢迎。

传统私塾中,教师常用竹板体罚学生,这在当时危害还不大。因为在传统时期,知识的进展非常缓慢,教育的主要手段是灌输,让学生掌握师傅已有的知识,就足以知道如何去应对人世,如布谷鸟叫了,就是下种之时,诸如此类。长期的经验累积成知识,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周而复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是老人或长者的经验与知识足以应对现在与未来。创新在那时是次要的,因为创新就是突破旧有的框框,甚至是离经叛道,这不符合社会经济缓慢前行的整体步调。由此而来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循规蹈矩,让下一代沿着上一代的规范前行,对人的天性,则要强加约束,使整个社会在既有秩序中井然运作。所谓人的天性,就是幼儿自然流露的行为——好奇,喜欢模仿与创新,自私而无拘无束,大人不满足自己就以哭闹来争取。传统教育就是约束这些天性,规范其行为与思想,形成稳定的秩序。小孩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懂事”了,但这是牺牲其可爱与创造力为代价的。

现代知识日新月异,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已有的知识,更要让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去应对瞬息万变的未来社会。哈佛、耶鲁立足于创新性教育。耶鲁本科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基础宽、专业强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事先指定如何去运用某种知识,也主要不是在选定的职业对学生进行特定的训练。本科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是一个激发好奇心、发现新的兴趣与能力的殿堂,而不是去发展事先完全确定了的兴趣(Yale CollegeProgram of Study, 2005-2006.Bulletin of Yale University)。先生在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方面,与传统的开启悟性结合起来。


四、启发悟性: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培养悟性,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它与现代教育注重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有相通之处。先生授课与谈话,从来不是灌输,而是让你在无形与随意中去领悟深刻的道理,去做出自己的阐释,或在其侃侃而谈中享受与领会,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思维与创新。它主要不是寻求标准答案,同样的教育,每个人的结果或答案不一样。

每周一次谈话,就是先生的点拨,多随意于无形,亦有苦口婆心之时。先生非常健谈,话匣一开,海阔天空。特别是其人生经历,在我们面前展开一部多彩的画卷,从中领悟治学与为人。累了,师母就会端出水果,四时不同。时间晚了,有时就与先生师母一起吃饭。在短缺经济时代,水果与美食,对我们这些贫困学生来说,不啻为一道牙祭。

这种谈话式的培养,大概也只适合先生这样的导师。这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健谈与极佳的演讲天赋,而是因为他善于点拨,予人启迪,更因为其人生的丰富阅历就是一部20世纪的史记,听其尾尾道来,就像伥佯在历史的河流中,美不胜收。

先生给大学新生做过一场演讲,题为“假如我再做一次大学生”。没有一二三条的注意事项,只是让新生们与慈祥的老人一道畅游四十多前的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的校园。如何富有收获地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活,调整和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就在历史旅游的过程中有所领悟了。可能是缘份,我上大学参加的第一场演讲就是这样一次旅游。

先生史识极高。对唐代的人均消费的估算,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卖炭翁、卖柴翁入手,平实而生动,引人入胜。先生曾说过,新史料的发掘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从人所共见的史料中发现人所未知的观点,更是一种见识与水平。

师傅生性聪慧,悟性极高。他谈自己的几次劳动改造,就是现在所说的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在时,将民族学运用于历史学研究,这是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先生与二三同仁得益于云南这个活的“人类历史博物馆”的优势。云南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参差不一,从原始时代到前资本主义时代都可以找到实例。

武定土地改革,凉山与翻身农奴三同,宜良下放劳动,先生在农业生产身体力行的过程中领悟力高,对农业经济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而上升并系统化。唯其如此,对这些旁人看来耽误时间和受到迫害的经历,我没有听到过先生发过半句怨言,尽是收获的喜悦,切身了解中国农民,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钥匙与工具。

1951年,先生被派参加土改工作队,进驻武定县。作为经济史专家,先生清楚土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土地制度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延续两千余年的社会根基连根拔起,它的影响之大,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这无疑是中国农村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由此先生着力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并成一家之言。先生把它当作难得的机会去体验中国农民的生活,当作一种社会调查,并利用其经济史学的头脑,结合现实去思考,去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他说“这对我的经济史研究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若不是参加过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1958-1959年的下放劳动锻炼,以及其他许多次的短期下乡劳动,对我国的农民我是毫无感性认识的,当然也就不会有所了解。而不了解农民,怎么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呢。在和农民的‘三同’中,我对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小农经济的构成、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农业‘八字宪法’的实际运用……这对我来说是至为珍贵的。”

“耕作半径”、“交换半径”等经济史学范畴,也是先生在劳动实践中萌生,至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在我国农村,千村万落,星罗棋布。有的村落人烟稠密,有的户口稀少;有的彼此相距很近,有的隔得很远;……在常人看来熟视无睹的这种普遍现象,却引起了先生的经济史学思考。农民终岁勤劳,天天奔走于陇亩之间,农忙时甚至结庐田中,连家也不回。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解释“庐”字说:“庐,田中屋也。春秋居之,秋冬则去。”随着精耕细作的的进步,农民到田间去的时间就更多了,尤其是南方,一年两熟三熟,不断地中耕、锄草、追肥,更是“无日休息”。这就使得农户不可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进行耕作。离村多远适宜呢?按一般行进速度,从村庄到田间往返大约一个时辰的途程为最大限度。过此以往,便觉得往返费时太多,运载费力太大,管理不便,不合算。这一个时辰的行进时段可叫做“耕作半径”。村落的位置与规模,是由耕作半径决定的。

用这个半径,以村落为中心画一个圆,便是这个村落中农民所能耕作的最大范围。假若这个范围内的可耕地广而肥沃,能养活较多的人口,那么,村落的规模就较大;反之,村落的规模就较小。如果村落居民数量超过了该范围内可耕地能养活的人口数量,那么,就有一些人必须迁居,从而逐渐形成新的村落。(云南日报1986/8/15)

与此相对应的是“交换半径”,先生从众所周知的“日中为市”这一自古相沿的现象推导出来的。(云南日报1987/1/2)如果以集市为圆心,以半日程的行进时间为半径,画一个圆,圆内农民就是能到这个集市上来交易的居民,这个半径可以称之为“交换半径”。“交换半径”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以农户居地为圆心辐射出去的半日行程。以这个半径所作的圆,就是这农户交换的地理范围,凡在这圆中的集市他都能去。这与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六边型集市体系理论相比,更易理解。

先生下放农村的居处门外有一口井,附近人家都去挑水饮用。井旁有一座用砖砌成的神龛,高约二米,面积近一平方米。神龛中原塑有一尊“井泉龙王”,常常有人去烧香贡献;联想起昆明北郊有名的黑龙潭,也有一个龙泉观,香火极盛;在他的家乡路南县也有一个黑龙潭和一座龙王庙,每年阴历正月初八庙会,各族民众毕至,长少咸集,十分热闹。半年的劳动改造调回校后,先生查阅古籍,《龙崇拜的起源》一气呵成。对龙崇拜起始时代的追溯,先生运用多种方法加以逆推,像剥竹笋一样一层层揭露,令人耳目一新。对于龙这一传自远古而至今尚存的崇拜现象,运用逆推法是一最佳途径,这确是先生高明的地方。龙既具有物性,也具有神性和灵性,先生以坚实的治学功底与生动的笔调,像疱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地揭示出来。

如何观察和发现问题,如何解释经济现象,先生以其异彩纷呈的讲述,引领我们渐渐开窍,有所领悟。来自农村的我,从先生的回忆与体验中,还联想到孩提时所见所做的农活,亲历亲闻的农村景象,渐渐有所贯通。


五、师徒传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师徒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师徒传承,从先生学术总结中得以站上巨人的肩膀。由于先生是硕果仅存的老一辈学者,深孚众望,时常有媒体、政府、学界采访,索取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材料。我得以有机会整理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成就。在读书期间,整理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李埏先生的土地制度史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等。还受先生命整理《唐宋经济史略论稿》,毕业后两年完成初稿。因先生已年逾八十,目力不及,又追求完美,不克修改成书。20世纪结束之前,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的特约,整理《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先生的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博士生期间受先生嘱,将其分散的论文收集和汇编为《不自小斋文集》,先生让我阅读和整理后为此书作跋,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洋洋洒洒成文,先生推荐发表于《东陆史学》。文勋组织《史坛世纪行——李埏先生传记》,我整理青壮年时期的五六十年代,先生的成名之作《论唐代的钱帛兼行》、《论土地国有制》等都发表于这一时期。对先生学术著作的反复研读与理解,有所贯通,仿佛站在山巅的巨人肩上,遥望历史长河。

先生的谈话,每次的内容如果串起来,就是一部有声有色的近代学术史。其治学的经验,如行云流水般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学术交往,就是一部学术史和学术思想史。张荫麟、吴晗、钱穆、闻一多、侯外庐、陈寅恪,先生与这些学术大家过从甚密,得其真传。通过先生的回忆与言谈,我们似乎也在与前辈直接对话。

通过先生的关系,我们也获得学术机会与交流的资源。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邂逅闻一多先生的孙子,他深情地谈到,李先生是我们闻家的恩人。原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生活贫困,作为地主的李埏先生四处奔波,使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教书,多了一份收入。中央研究院的刘石吉教授,从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中读到钱先生在昆明住在李埏先生家中,1991年来昆明拜访李先生时,专门让我带他寻访李先生陪伴钱穆先生散步的路线。先生的同辈学者吴承明、何柄棣等。先生与大师们交往甚密,得其学术精义,又传承给我们。

毕业离校之际,先生将钱穆手书相赠的杜工部诗句转录于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前两句寄托着先生对我的鼓励,重点是后文的含义。人生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真正的英才将不畏困难,终将博击长空。分离固然可惜,但情谊将更为深厚。盼久别之后,带来惊喜与收获。殷殷期望,寄托在笔端。然而,弟子愚钝,远离先生,我更难以出师了。

20世纪最后一年,伯重老师在清华大学重建经济史科,我幸蒙延纳其中,再续新一轮的师徒传承。

(原文刊载于《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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