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师徒、父子与工匠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7:17:38

进入专题: 李埏  

龙登高 (进入专栏)  

   80高龄的先生带着刚毕业即将离校的博士,挤公共汽车到市中心的正义路老字号国营照相馆,拍摄师徒合影。先生银发飘逸,精神矍铄,目光如矩,充满关爱与期待,徒弟懵懂憨厚,随侍一旁。此情此景,转眼过去16载光阴,仍历历在目,愈久弥新。五年手把手的师徒生活,随后十五年的不曾间断的师生情谊,一页页在我心头翻过,先生仍是那样和蔼可亲地孜孜教诲,我浑然不觉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只是日益强烈地感受到,迄今我人生的一半光阴与主要成长历程都在先生的教育与关怀之下,并且仍将延续在我今后的人生中。


一、师徒式培养:跨越教育的断层

  

   先生对我们的培养是师徒模式。师徒制是传统人才培养的方式,以牛津剑桥的研究生教育为代表,现代教育的通行模式则是以美国高校为代表的流水线式人才产品培养模式。师徒制可以说是大众教育之前的培养模式,中国的私塾教育就是如此。如果说高校流水线模式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师傅对徒弟则承担了无限责任。在师徒制之下,从徒弟的选择、培养各环节与质量控制等全过程,师傅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师徒制是手把手的教导,是生产过程的监控,是产品质量检验,而且还刻下工匠的姓名。由此可以想见,年逾古稀的先生为培养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师徒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断层与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那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刚恢复时间不长,处于青黄不接的断层阶段。海归未归,本土博士刚刚面世,学术团队尚未形成,各高校研究生培养全靠硕果仅存的前辈独撑大局,如果没有像先生这样有西南联大教育背景的老一辈学者,恢复研究生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像零星散布各地高校的火种,承载着薪火代传的学术使命,开启了星火燎原的艰巨工作。这也是那时研究生培养相对如今而言,不重名校,而重名师的原因。

   博士论文选题之初,先生让我自己选列二三进行思考。我扎在书堆里,苦思冥想,列出了宏伟的计划,实际上无从把握学术前沿。最后先生引导我从事有关市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尚不为人理解,学界更是少人问津,只有前辈学者像吴承明、李埏先生等所具备的知识结构才能跨越时代的局限,提出前瞻性的课题。在沉寂的领域,我摸索着前行,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论宋代东南市场》的博士论文。先生从其非常有限的科研经费专拨出版补贴,使之第二年就付梓问世。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科研经费与学术专著出版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提携,即使出版业繁荣的今天也不容易。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此后市场史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先生的引领使我幸运地先行一步。毕业后我继续探索,由断代而通贯性考察,完成第一部通史性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欣然作长序以资鼓励。此时先生已年逾八旬,目力不济,仍在稿纸上一笔一划手书长序,最后由师母滕写,娟美清秀,一丝不苟。随后我又专注于长江三角洲这一传统市场的成熟形态与最高水平,完成《江南市场史》,2003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付梓,年近九十的先生,慨然题写书名。目前,我又沉醉于要素市场,考察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探索以地权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论文在《经济研究》、《历史研究》《Frontier of History in China》等刊物发表,即将完成《地权市场及其制度演化》的专著。先生再也不能亲笔题写书名了,但先生那刚毅清秀的书法永远刻在我心中。二十年来我之所以能在这一前沿性领域拓展,离不开先生前瞻性的引领与一步步的鼓励和推动。

   我毕业之时,正是中国高校最困难的低谷时期,教师必须创收,做生意,甚至开山砸石,我选择了李嘉诚创办的汕头大学,那时全国唯一高薪的特殊高校。几年后我兴致勃勃地向先生谈起东南沿海走出去的华侨在海外的成就,先生慨然曰:你可以学司马迁撰写“当代货殖列传”。这坚定了我从中国传统经济拓展到其海外版的华侨社会,从传统商人寻找到其脉延绵的海外华商,迄今成为我的一个新领域,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或许我们是最后一批的师徒制博士产品,以自己的经历与感想揭示先生的教育理念、思想与特色的同时,回顾和总结那个时代的特定制度,不正是先生常教导我们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吗?


二、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个性化教育

  

   因材施教,源于孔子,因人而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个性化教育,这是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石,也是师徒制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流水线教育下可以实现批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扩大培养对象与规模,但因人而异与因材施教则不容易贯彻实行,因此哈佛、耶鲁等名校不遗余力地从制度上克服流水线规模化教育过程中个性化培养的障碍,促进多元化与创新性人才的成长(龙大为、何兰英:《个性化、多元化教育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哈佛、耶鲁的本科课程制度及其启示》,《思想战线》2006年第3期)。

   我生性懵懂,不黯世事,感情用事,现在想来还愧赧不已,让先生操心太多。优点就是心无旁鹜,一心向学。其实那时学生的选择空间也相当有限。政界,鲁钝于我者过于遥远,特别是1989年之后热血青年们开始从理想的天际下凡。商界,那时中国经济开始转型,秩序混沌,商界乱世出英豪,但一介书生,中规中矩,不可能有出头之日。因此,我们几乎足不出户地读书和写文章,此外别无所好。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先生觉得孺子可教?后来我了解道,先生在50年代就曾说过:我对学习用功的学生就是偏爱,好比自己的孩子,哪个学习好,我就喜欢谁一些。

   先生对我的正式课堂讲授很少,几乎都是在其古香的不自小斋书房或简陋的小客厅一对一地谈话或聊天。这对教师资源的利用来说,某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对徒弟来说,则是极大的垄断性消费,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奢侈性享受了。这正是师徒制的特点,由于不是批量生产与规模经营,一年全校的文理博士生才2名,不可能形成大课堂。另一方面,由于培养程序与制度化无例可循,许多环节都需要先生亲自操心与过问。

   事实上,先生的正式授课,可以把常人眼中枯燥的经济史讲得有声有色,有时又波澜壮阔。我仅在读研之前听过先生的录相课程。至今记得他谈茶叶经济,真是一种享受,赛过极品铁观音。战国秦汉时的盐铁,唐宋时期的茶叶,明清时期的棉布,就是对各个时代商品经济的特征乃至经济发展进程打下自己烙印的重要商品。以茶叶为例,从它的生产、运销、市场等各方面来看,都具有与其他商品不同的独特性与新异性,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更广、更深。它的突出特点是适应面广,极适应小农的个体生产,是一种天然的小商品生产,与小农经济的细碎性、分散性紧相一致,小至一株两株,只要一寸土地就可以种植,当然也可以是茶园大规模种植。它在南方比其他任何经济作物都普遍,可以广泛存在于穷乡僻壤,不像甘蔗、漆、瓷等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战国秦汉时的盐铁,不是小农家庭所能普遍生产的,因而不能带动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经济之中,茶叶却将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生产之中,其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茶叶市场,不仅存在于生产地南方,而且北方尤其是塞外游牧民族更需要它以消化脂肪,稳定广大的市场促进了远距离贸易。中国境内农业民族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唐以前是绢马贸易,唐后期则一变而为茶马贸易。绢因可受革质品的替代而市场有限,茶则没有替代品,并且只有南方才有生产,拥有这样广阔的市场,茶在南方的生产便持续而稳定地扩大。而通过茶这种特殊商品,中原王朝可以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茶叶广泛流通,又带动了其他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受饮茶之风的带动,作为饮具的瓷器,在唐宋时代更为推广,也更为考究。

   严师出高徒,传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的确,先生在学术上极为严格,简直就是在追求完美,下笔惜墨如金,论著务求尽善,宁缺勿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几易其稿,从4万字压缩到2万字,终成名篇,百读不厌。

   但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似乎从未声严厉色,我所感觉到的是春风化雨。或许,这就是因人而异与因材施教?鲁钝于我者得蒙先生错爱,是否也有点“老来得子(弟子)”情境下的骄宠?1988年我入师门,先生已74岁高龄。这一年龄,按目前中国退休制度,即使教授也已退休十年,美国Tenure Professor也大多开始退休,安享晚年。先生在退休年龄进入学术青春期,进入指导博士生的高峰期,在制度不完善之时,先生对每一个博士生都是无限责任制,为此所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三、鼓励与激发:开启志趣之门

  

   鼓励“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激发求知欲和创新意识,使弟子对学术研究充满兴趣,充满自信,形成自发与自觉的研究动力,在乐趣中展开探索与研究,并获得认可和成就感,以至欲罢不能。当年我并没有意识到先生的苦心,现在才慢慢领悟出来。

   先生命我每周写一篇读书报告。读《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每周写一篇可长可短的读书笔记或报告,这对学生、导师都不是件易事。当我自己成为博士生导师之后,我更感到坚持每周为每一个博士生指导读书报告,实非易事,遑论年逾古稀的先生。一篇篇的笔记与报告,一次次得到先生的批注与点拨,理解史料,甄别史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驾驭文字,篇章结构,也逐渐行云流水,渐入佳境。方法与理论固然重要,但仅有工具理性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融入学习者内在的素质,工具——思维——语言——文字,是各个不同层面的能力,缺其一二,就会令人遗憾。四个方面齐备,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常发现许多聪明人,学习掌握工具与方法很快,但不能以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有的擅长语言表达,却不能形诸文字。相反的情形则令人悦,通过语言或文字的表述,在这一过程中使混沌的思维更为清晰、更为深刻,从而与人分享。尤其是网络化时代,信息获取极为便利,有的人沉迷于信息的海洋中,却因为缺乏训练与脚踏实地的练习,始终不能形成自己的东西。或者只能成为知识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享受者或评论者,而没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

   先生强调干中学,在操作中获得技能,成长中形成兴趣,取得成果而不断提高。记得我读到汉代的“金”与黄金,颇多疑问,草成第一篇读书报告,得先生赏识和鼓励,续成第二篇,最后进一步挖掘,撰成论文在《中国钱币》发表。获得先生的认可和肯定,颇有成就感,进而形成写论文的嗜好。

激发兴趣,鼓励创新,正是现代教育的真谛。在美国哈佛与耶鲁期间,尤其是孩子在美国上学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这一点。美国中小学生,很少受到老师的批评,更多的是鼓励,只要做得好,动辙就是excellent, awesome. 做得一般,评语也是good。美国的华人朋友,对此都有共同的感受,甚至有人说,美国的孩子是被宠出来的。中国孩子到了美国,受到鼓励,通常自信心大增,差生也会变好生。过去我对许多小孩厌学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比较之后我明白了,一定程度上就是老师或家长骂出来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与老师,时常严词训斥,动辙得咎,甚至故意推行所谓挫折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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