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锋 金智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16-01-26 16:10:54

进入专题: 九一八事变   国民性   知识分子   胡适   傅斯年  

马克锋   金智荣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进行反思,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弱势、低下,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当政者不作为。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进行反省,认为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如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以及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严重缺失,导致社会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国家无法强大。第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反省,认为此次国难的发生有其历史渊源,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流毒有极大关系。这种反省,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相反,正是一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意在刺激国人、警醒民众;是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对唤醒民族意识、抵御外来侵略、建设现代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九一八事变/国民性/知识分子/胡适/傅斯年

  

   任何具有历史与智慧的民族,均会在突发危机、遭遇危难时做出各自的反应与反省。中华民族自不例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社会、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当年先哲与先师的反省与反思,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予以总结。学界围绕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的反应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民族主义复兴的视角出发,较少涉及民族自觉反省①,本文以此为重点,进一步探讨九一八事变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一

   1931年9月18日,系农历八月初七,星期五。翻阅当时报纸,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社会上下除了救济水灾外,尚处于一种和谐平静的生活之中。山东、江苏、上海等地相继举行省级运动会,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准备于10月10日在南京举行;南京国货陈列馆主办的全国报纸展览会计划于双十节举办②。报纸上结婚广告、开业广告及店庆广告一如往常。

   事变发生,情势立即紧张,北平主要报纸均有号外报道。《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均在9月20日刊发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南方报纸的消息来源于天津、北平、沈阳、哈尔滨及路透社等。日军攻占北大营、日军侵占沈阳、日军焚掠商埠、日军随处挑衅、日军沿途焚掠等“紧要”新闻,一时充斥各大报纸头版,黑体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中国社会自上至下都有强烈反应。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执会之通电”在各大媒体同时发表:“今乃乘我内忧正急,天灾突起,遍地灾民,死亡枕藉,举国上下正在救死扶伤不暇之日,突出重兵,占据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地,其蛮横至何程度,尚不可知,此种野蛮暴虐之行动,在世界历史上,几无先例。”③国民党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二)一切人民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之工作。(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达诉求与期盼:“(一)吾人对于此种最危急之国难,当不惜任何之牺牲;然吾人决不能将国运国脉作孤注,殉于日帝国主义之暴举;吾人当伸正义公理于世界,作正当之牺牲,求民族之生存。(二)全国各界懔于栋折攘崩之戎,当一致动员,共赴国难,作‘和平奋斗救中国’之运动;各该地民众当督促当地驻军,捐弃夙嫌,努力国事,谁有不从者,先除此内奸再御外侮。(三)各地民众,于督促和平救国运动外,当精诚团结,作正当之表示,一以唤世界之同情,一以寒敌人之野胆。”⑤概括起来,主要内容不外乎全国团结一致,理性抗日,努力工作,同时将希望寄托于国际组织与国际社会。

   全国民众,无论南北,无论阶层,均发出强劲呐喊:团结御侮,一致对外。据《新闻报》9月20日新闻报道:“自暴日侵略,辽省警耗传来,沪市民众,莫不愤激异常。反日会昨开紧急会议,推派代表五人晋京请愿出兵,并定明日(星期二)上午九时在市商会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党部方面及各团体均主张举国团结,一致奋起。张副司令昨电复孔祥熙报告详情,孔亦发电粤方,请息争共赴国难。蔡元培等并将通电全世界请各国主持公道。”⑥《民国日报》1931年9月20日头版头条以十分醒目的黑体字标题,表达其对此次事件的反应:“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据《新闻报》1931年9月24日报道,首都南京举行反日救国市民大会,到会民众十余万人,“空气异常紧张,演词备极沉痛”,主席台两侧悬挂“国亡无日,同胞快醒”“杀身成仁,今兹其时”,主席台前悬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已至,同胞快醒”“打倒强占东三省的日本”“彻底抵制日货”“永远对日绝交”“誓为政府后盾”“大家团结起来反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大会口号响彻整个会场,民情激昂,达到极点。为了应对国难,全运会、展览会决定延期,据报道:“外患日急,国人应一致奋起,共赴国难。本届运动会,决定延至明年五月五日举行;实业部国货陈列馆拟办之全国报纸展览会,二十四日决定,同时延至明年五月五日举行。”⑦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局势突现紧张,民众情绪激昂、愤激、激烈,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成为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潜在力量。对此,有评论指出:“自日军暴行事件发生之后,全国民众,俱有慷慨激昂之表示,与誓死抗敌之决心。民气如此,扶危救亡,殆非无望。”⑧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创伤,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大拐点,即从民族危难向民族振兴的转变。

   二

   与痛哭、痛骂和愤激几乎同时,出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反省。解炳如指出:“自历史上观之,凡一民族在极危难的周遭中,必有一种深刻而沉痛的反省,进而有努力挣扎向上的态度与民族复兴的冀求。”⑨黄炎培指出:“窃以为近世史演变至今日,实给我人以反省最好之机会。居今日而反省,尚不失为有效的举动。”⑩何谓“反省”?胡适指出:“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先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11)这一时期反省的重点在现实政治、历史传统与文化几个方面,下面依次予以梳理、评点。

   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反思。日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的弱势、低下。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两年后东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是,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严重影响了中国政治的现代进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除全力从事救济水灾之外,南京国民政府与反对南京政府的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军事对立正处于剑拔弩张之时。国家本来就不强大,加上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其情其景,可想而知。洞悉中国内情的日本,正好瞄准时机,向中国发难。对此,时论作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看得清楚明白。吴雄久指出:“一国遇恶势力之来袭,每以政治缺乏能力为其总因,政治能力之缺乏,则又由于政治人物缺乏对内对外之敏锐意识,与国家前途利害之判断力也。平时不知戒备,不知激励,迨敌人铁腕业已加于其身,而犹不能出于断然之态度,与暴力争一旦之命,乃旁徨四顾,欲乞怜仇人,忍受任何之屈辱,不惜非常之牺牲,但求贷其不死。此天下之懦夫!亦世界之大愚!”(12)作者进而指出:“顾一国内政之良否,关系国家根本之命运,非有强度之政治能力,则政治之推进难期。故政治能力,为一切对外对内活动之因素。我国此次对日军事,其失败之原因,固由于缺乏现代武器,致为暴日锐利器械所压迫,苟政府能于内政早加整顿,泯内争而集其视线于国防,修器备而倾全力于外侮,诚如此,安有如今日之失地丧师,受非常之屈辱耶?”(13)时论指出:“统一全国之后,内政外交益形退化……各省土匪蜂起,民不聊生,所谓民生主义者,变为民死事实,苛捐杂税,十倍于前,贪官污吏,更形拥挤。”面对东北危局,“当局诸公,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不言养疴,即是扫墓,所谓和衷共济,共赴国难者,竟如此耶?”(14)李治平指出:“吾对国民党党纲,总理遗教,深为钦慕,惟尔党员等,初在革命北伐之际,一则曰打倒腐化,再则曰铲除割据。既到握权执政之时,官吏腐化如故,军阀割据如故,非特此也,精神涣散,意见分歧,彼此倾轧,互相抨击,分崩离析,不谋合作,今天这个归里扫墓,明日那位高蹈放洋,不是张三托病休养,即是李四诵经念佛。天下承平,做官纳福,则曰‘以党治国’;炮火弥漫,国难当头,又言‘匹夫有责’。”(15)有人总结说:“一九二七年后,中国革命运动发生了变化,领导中国历史前进的力量,完全处于一种极其悲惨的地位,而未回复到昔日的气概,日本帝国主义自然是更加横行无忌,而满洲以其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于是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第二’的直接目标。”(16)有人指出,“二十年之内争,国家元气,剥丧尽矣。养百余万之冗兵,对外仍不能一战。以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国,乃为岛夷所侵凌”(17),发出了历史的拷问。“中国的军队有三百万,德国的军事教官请了好几百名,那些军队为什么除了军阀混战,互相残杀外不能拿来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无抵抗’?中国的军费支出占总政费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什么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孤军独战,却还要我们小百姓来捐款?”(18)丁文江感慨万端,激愤地说:“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19)

   大敌当前,直接抨击现实政治,容易触犯忌讳,但对现实政治所发出的拷问与质疑,无疑是一种自我反省。

   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的反省。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之坚忍不拔、勤奋节约、实用理性、和平理念、大同追求等优秀品性,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不朽遗产。时论指出:“吾中华之民族性,实具有各种最优秀卓越之本质,以是其所表现于全民族之通性者,至为深厚而雄迈,其坚耐、勤奋、节约之禀性,固为欧美民族之所弗能及;而尚中庸、求实用、爱和平、向大同之精神,则尤为举世所共称为大国民风度者。”(20)与此同时,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也不容忽视,其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也引起时人的担忧。

   散漫无组织性,呈现出一盘散沙之弊端。关于中国国民性与欧美国民性的差异,时人用“机器与散沙”为比喻,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二者间的鲜明区分。时论指出:“吾人漫游西洋各国,总觉得到处市镇乡村,井井有条,此地为然,他处亦复相类似,全国整齐而划一,上自政府之首脑,下逮国民细胞,殆莫一不统属于神经系统中者;与吾国社会较,恰为机器与散沙之比。索其根本原因,实由于吾国民族素尚无拘无束飞鸟式之自由,缺乏秩序之观念,复无纪律之规范。以是三人行则争先恐后,坐则必凌乱无次,社会不加纠正,人民遂亦养成习性。”互相猜忌,难以全体通力合作,“三人以上,则常两意而三心,已不能树立共信,复又不能彼此互信,结果小事不能合作,大事亦办不成”(21)。面对国难,缺乏恒心、毅力与计划,“一般人的心理,有的缺乏自信,惟想依赖别国人;有的幸灾乐祸,希望敌人自己会灭亡;有的由失望而趋于悲观颓丧,有的太乐观仍尽量的追欢寻乐”。长此下去,“社会上多是这样的人,盲人瞎马的混下去,莫说一年半没有成就,再过十五年也只有每况愈下”(22)。

如此心态与情绪,面对危难时往往表现出“五分钟热度”,难以持之以恒。时论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紧张时,有许多学生在街上喊‘对日经济绝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的口号,喊的嗓子都哑了。现在呢?都到各地方去寻快乐去了。”当时娱乐的方式主要是看电影与滑冰。在北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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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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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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