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杨建娟: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

——兼谈帕克的学术研究的底层关怀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3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22:10

进入专题: 陌生人   边际人   底层关怀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杨建娟  

2010年,广东东莞警方开展了“创平安、迎亚运”的扫黄行动,其中一组卖淫女赤脚游街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从相片所见,两名穿着时尚的涉嫌卖淫女,不但赤脚,且戴着手铐,背后还被幼绳牵着,像是在指认现场。相关的图片传于网上,一时引得众人非议。后当事方清溪公安分局接受媒体采访,称图片现场就是出租屋门口。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发现,“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指认现场时不穿鞋、手被牵警绳,已经是规则中的业界常态”。[1]

2011年8月28日,在番禺打工的小红(化名)等一行8人去服装批发广场买衣服,出来时被保安当成小偷捆绑殴打,之后更被绑住双手在市场内游街示众。[2]

2012年4月6日,一名妇女在晋江安海镇中山中路盗窃两个面包时,被店主当场抓住,为警示、防止她再次作案,店主林先生将小偷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

这类新闻实在太多了,广州某医院的保安在抓获一名正在行窃的“小偷”后,在其脖子上挂上写有“小偷”的牌,押着他在医院里“游街”示众长达一个小时;武汉一处建筑工地的保安将一名盗窃电话线的小偷抓住后,用手铐将其铐住,并在他的额头上写上“我是小偷”的字样,命其面对大街;在深圳宝安区,一名粘贴“疏通厕所管道”广告的男子被保安发现后被浑身贴满“疏通厕所管道”、“清理化粪池”的广告单,在闹市区当街示众达6小时;而在浙江台州,一女小偷被抓,随后被扒光游街示众……

底层意识在精神内涵上是一样的,即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意在唤起社会对社会底层命运的重视,为社会底层遭遇不平等、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

底层写作中城市已由过去的隐在背景走向前台。随着民工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依赖着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另一种人生。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无法认同城市,但又离不开城市。林坚《别人的城市》中打工仔段志在城市中受挫后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故乡,在他眼中这城市属于别人,但他因在城市住过后回到乡下又再不能适应传统的生活,最后又不得不返回城市。[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有一个“向下看”的方法论转型,这种取向更加注重基层经验和生活细节的“小历史”,并从细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构历史,以使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基层的实际情况。

柳东妩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宏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

此类新闻一出,多半会有网络上形成短期的论争,但相关的事件却一再重复出现。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反射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人员跨国、跨省、跨社区的流动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映射出了我们对行走于文化边缘的各种类型的“边际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启的时间不过百年,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更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因此,移民问题(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农民工和基于大型的工程——如三峡工程——而出现的移民问题)、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今天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界,已经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地介绍进来。但这仍然有深入讨论之必要:一方面是因为边际人现象是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相关的研究还不深入;另一方面,透过对帕克的关于“边缘人”思想的分析,也能让我们感悟到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品位。


一、从帕克的老师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说起

齐美尔是“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之一”[4]1908年,60岁的齐美尔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在文中,齐美尔指出:“这里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天留下来的慢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5]

齐美尔指出:“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社会学意义考虑上是陌生的,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6]可见,陌生人与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在就于这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特殊关系,这使得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互动。若距离太近,则便成了熟人,谈不上什么陌生了。由于他们不是熟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可以把不便对熟人倾诉的事情向他倾诉。正是这种特殊的距离决定了我们之间的特殊互动,也就是说,在齐美尔的概念框架中,“陌生人”不是一类特殊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

对此,吉登斯解释说,在齐美尔看来,在传统社会,“陌生人”指的是来自其他地方、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交流的人。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无时不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但吉登斯发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当面遭遇陌生人时,大多以纯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politeestrangennent)的刻意控制。这些方面与戈夫曼的论述存在类似之处。当你在大街上遇到素不相识的人时,你不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兴趣,但你知道他们的确在那里。在那些更加传统的文化中,内部与外部有着严格的划分。如果你是一名来自“外面”的人,他们可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或者对你指指点点,这是因为陌生人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对陌生人也不信任。同时,他们对大规模机构也不怎么信任,因此,农民经常不把钱存入银行,而是把它们换成金子埋在床底下。他们相信的是另一种抽象机构,因为如果把钱存入银行,就如近来所能见到的那样,产生了严重的信任问题,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出现了问题。[7]

按照拉文(Levine)对于“陌生人”的分类研究,“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究竟属于哪一类分类,由两个大的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与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可以得出一个陌生人的两种主要的模型:[8]

第一种类型是“过访者(visitor)”,这样的过访者,多半是抱着好奇之心,来这里的,他们没有在当地定居的计划。因此,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性知识”,对当地社区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都是外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研究强调在田野调查时,必须呆比较长的时间。目的是达到可以与当地人沟通,掌握丰富的地方知识,甚至可以用当地人的思维进行思维。不过,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类学家的“访客”身份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了。

第二类型和是陌生人是指“新来者(newcomer)”。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外地人,不过他们虽然也是陌生人,然而却是一个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9]这种陌生人对于本地文化以及本地人生活的态度与本地人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的地方。

在笔者看来,陌生人至少还有一种类型,即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空间的外来者,他们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在缅甸、在爪哇,这些地区人种的混杂——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著人。这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混杂,因为他们尽管混合在一起,却没有互相融合。每一群体的构成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只有在市场上,在买卖关系中,他们才作为个人相遇。这是个存在于同一政治单元中的多元的社会,社区的各个不同部分并存,却又彼此隔离……。[10]

对进入城市生活空间的农民工,城市的“主人”往往很难得放下身段真诚面对他们的“访客”和“新来者”,他们以一种防范和蔑视的矛盾心理拒斥着外来者。当然,这样的拒斥是双向的,即彼此之间的不认同。是以齐美尔写道:“生活的本质,如果说不是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地域空间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思想的位置上。”对于外乡人来说,“只要他自己感到是外乡人,那么,在其他人的眼里,他就不是‘土地所有者’”。[11]


二、从陌生人到边际人——帕克对老师的超越

记者出身的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一生保持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之热情,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他当时生活的城市——芝加哥,是一个新起的工业化城市。大量的移民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寻找自己的梦想,自然导致的社会“边缘人”的出现。因为大多数移民在家乡是农民。在他们那个小而封闭的村庄,生活是固定而平静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行为建立在面对面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话。在美国,他们很可能成为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参与到我们现代工业城市喧闹的大都会生活之中。这里人们关系疏远,缺乏传统,人口流动快,所有事情都在变动之中,在这里,农夫抛弃了原来的习惯获得了“思想”。显然,这些移民们,不过是美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尽管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美国人,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如何减少移民社区的社会偏失问题,就成为帕克的后半生的重要学术关怀。

1928年,罗伯特·帕克提出了“边际人”(marginalman)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关于陌生人的论述。帕克在《人类的迁徒与边缘人》一书中指出,“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12]国内学者周晓虹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13]

不过,这种边缘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缘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缘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14]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与陌生人发生交往,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不断地涌人我们的生活,人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他们打交道。而这些陌生人,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关乎我们的情感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现代生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Strangehood)。[15]

帕克分析说,“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relation)”。[16]帕克和他的同事伯吉斯共同研究发现,在大城市都建立起了移民集在区,在这结集居区里,外来移民生活在完全的隔离状态,这情况与伦敦东区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超过了伦敦东区的封闭隔离。这一结果,导致移民们“在情感和了解方面互相远离,他们完全生活在相互依存的状态,而不是生活感情亲密的状态中,因而社会控制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遇到的困难也大大增加”。[17]

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的文化圈,帕克将社会整合的功能赋予报刊,他写道“乡村是民主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村民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机构基本上是乡村的制度,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主要是出自公众舆论和议论。”[18]帕克在对移民社区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移民大多数在欧洲是农民,到美国的时候大多数人也都不识字,更谈不上读报。但他们到美国不久,他们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在美国,外来移民对应的外语报纸和期刊数要高于在自己国家同等人口对应的报刊数。“单单是居住和被雇佣,移民对美国的事件,习俗和思想产生了兴趣。为了‘过日子’,他需要熟悉这些东西。外语报刊必须刊登美国新闻以满足它的读者的需要,这就必然促进了个人对美国产生兴趣。”[19]这样,“定居在我们城市中的移民就打破了对地方和省际的忠诚,代之以程度稍弱的,但更为广泛的民族忠诚……很有趣的现象是,移民美国化的第一步,不是变得像美国人,而是成为不那么地方性的外国人。”[20]


三、帕克的边际人理论的影响

沿着齐美尔和帕克的思路,鲍曼分析了陌生人产生的原因,也分析了陌生人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处境。在《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中,鲍曼探讨了陌生人同朋友和敌人的关系。在鲍曼看来,陌生人是处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那类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但是,他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可见,陌生人好像是没有被分类、而且难以分类的“杂种”和“怪物”。鲍曼指出:“陌生人总是处在朋友和敌人之间、秩序和无序之间、内与外之间。他象征了背信弃义的朋友,象征着狡猾的伪装过的敌人,象征着混乱的秩序,象征着容易受到攻击的内部”。[21]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鲍曼指出,在每一种社会中,陌生人都使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难辨,使确定的事物变得变化莫测。但是,他们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在追求秩序、完美、和谐的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始终处于一种被消灭的状态,“秩序建构就是反对陌生人的拉锯战”。[22]而在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的存在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问题不再是一劳永逸地消灭陌生人,而是如何去适应他们(这时,就穷人而言,陌生人的存在犹如紧紧粘在身上的令人不悦的“粘液”;而就富人而言,陌生人是快乐的提供者,是无聊世界的“有聊”)。

帕克认为,因为生活在边缘,所以导致移民社区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小。种族意识或阶级意识指的就是人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它们“描述了一种思想状态,由此我们开始……意识到那种把我们和我们并不全然理解的种族和阶级分隔开,或者好象分隔开的距离。”[23]在美国,特别是种族关系是一种固定的习俗的社会距离,它确保黑人“在他自己地位上的安分守己。”只要他安分地呆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距离,就可能出现一种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脉脉温情。房子的女主人也许和她的厨师关系极为密切,但是这种关系只能在厨师对她的关系保持“适当距离”时才能维持。

法学家唐纳德·布莱克(DonaldBlack)在帕克“社会距离”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关系距离”(Relationaldistance)。布莱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或交际网(networksofinteraction),这里面人们之间的关系远近随着他们对他人生活的参与程度变化而变化。他认为,这种参与程度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24]他指出,最亲密的关系是相互完全渗透,最远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相互渗透。关系距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测定,如关系范围、交往频率、人们相互交往的长短、交情的年头以及在社会网络中他们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数量。正如可能测定人们相互之间的分层一样,也可以通过每个人之间或每个群体之间的平均关系距离和关系最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来测定较大场合的亲密程度。

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关系距离很少达到人们完全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比在简单社会中的关系距离要大。现代化摧毁了部落和其他传统社会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其他社区关系。同时,它使人们聚集起来,把曾是隔绝的世界组合起来。人们相互之间日益成为陌生人,但陌生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布莱克引用了西美尔的一段话:[25]

每一种人类关系中的远和近的统一是以一种方式在陌生人这种现象中组合的,最简单地可以这样来表述:相对于一个人而言,距离意味着对方虽在身旁但(在心理感觉上)遥远,陌生意味着对方虽(在心理感觉上)遥远实际上(空间距离上)却很接近。因为,成为一个陌生人很自然地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是互动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西里乌斯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至少在社会学意义上不是真正的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远和近的问题。就像穷人和各种各样的“群体内部的敌人”一样,陌生人也是一个群体的构成因素。作为群体的一个完全有资格的成员,陌生人的地位在于他既处于该群体之外同时又与之相对……。尽管陌生者对该群体的依附不是有机的,却仍为该群体的一个有机成员。[26]

唐纳德·布莱克分析道,现代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而生活高度分化。即使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关系距离还是在加大。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关系距离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大。[27]布莱克的研究,也许对我自己长期关注的社会传播网络的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常住人口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无外乎列维·斯特劳斯(CaudeLévi-Strauss)的分析的那样,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方法是“吞噬策略”(anthropophagic),这一策略指在把陌生人“吞没掉”,从而消灭他们的不同性、差异性(otherness);而第二种方法是所谓的“禁绝策略”(anthropoemic),即“把不适于成为我们”的他者(theothers)“吐出来”,或者把他们禁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有形界线内,或禁闭在文化禁令的无形界线内,要么通过把他们赶到一起,放逐他们或是强迫他们离开,就像当今在种族清洗和净化的名义下所做的那样,从而把他们隔离起来。然而,思想逻辑很少和事迹逻辑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言词和实践之间,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关系,而且这两种策略中的每一种策略,都可能与两种修辞的其中一种缠绕在一起。记住了这一点,就算是深谋远虑。[28]

发生在中国城市里一系列恶劣对待各类城市边际人的事件,表征着城里人的那种傲慢的自负,同时也暴露出他们的浅薄无知。因为,有时“外乡人”有着比自身更大的优势来看待自己的文化。因为,其一,外来人“没有从根本上被群体的某些个别的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倾向固定化,面对所有这一些,他采取‘客观’的特殊的姿态,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某种单纯的保持距离和不参与,而是一种由远而近、冷淡和关怀构成的特殊的姿态”[29];其二,陌生人的客观性,可谓一种自由。“客观的人是不受任何确定性约束的,确定性可能会给他对既定事物的接受、理解和权衡造成先入之见”,“这种自由也让外来人犹如从鸟瞰的视角来经历和对待近的关系。”[30]


四、社会科学研究的底层关怀意识

帕克当年到中国给学生讲课时,第一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多年后,费孝通还刻骨铭心说“这句话打动我们的想象力,开了我们的心窍”。[31]不过,作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帕克虽然写有大量的论文,可他出版专著就是这本《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了。虽然帕克开创了大众传播、种族关系、人类生态学和集体行为等研究领域,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引领者,[32]但仅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不应该给予太高的评价,即便他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后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多个面向,提出了许多到今天看来仍然有价值的问题,但就这本书而言,不过重复了他早已成熟的观点,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对杜威、齐美尔、米德甚至是W·詹姆斯这些思想家观念的回应。

我更感兴趣的是帕克的社会底层的关怀意识,他一生观察和研究了大量的边缘群体和移民社区,揭示他们的生活状况,试图为社会改善他们困境提供政策性方案。这也许更应该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道德情怀和价值追求。透过帕克的学术生涯,我倒是体悟了帕克的“写书”另一层意思,即他的写书,是用“心”去“书写”底层民众的生活。费孝通介绍说:

“派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教导就是他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不仅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看出和听出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来,就是要理解或体会到引起对方动作和语言的内心活动。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去体会。这种‘将心比心’的活动在我们传统是经常受到重视的。”[33]

帕克于1903年在德国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回到美国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助理教授的职位。不过这时他开始厌倦了学术界,他甚至为他的博士论文、以及根据该论文所出版的小册子而感到羞愧。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领域的流浪者,一直都找不到落地的感觉。后来他说:“我讨厌我在大学里所做的事,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靠我自己作出任何一流的事情。我断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使自己依附于某个正在做某些第一流的事情的人。”[34]

历史的机遇注定会落到有准备的人身上,他在哈佛当助教时,住在波士顿附件的Quincy区。当时此地正爆发反对刚果虐待黑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引起民帕克的兴趣,他和一位牧师发起成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刚果改革协会”,并为该协会的秘书。这一工作,让他对黑人社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刚果改革协会工作期间,帕主动联系了当时的黑人领导人B·T·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他督促帕克在访问刚果之前看一看塔斯基吉,帕克接受了这个邀请,两人会晤后从此结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长达七年之久,一起为争取黑人的解放奔走。1942年,帕克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起当年的情况说:

在见到卜干·华盛顿之前,我除了书本知识外对黑人和美国南方一无所知。我就是这样到脱斯开奇来的。我到了这黑人地区后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阅读所有地方报纸,跟我所见到的黑人进行谈话,像是一个探险者进入了一块新的待开发的土地。我当时开始觉察到当时黑人和白人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接上的,但是从来并不相沟通。正如卜干·华盛顿所说的有如一个手掌分成不同的手指。我在南方各地旅行一直到达NewOrlens,碰到种种新鲜动人的事,但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黑人生活底子里存在着一种不案例的悲惨感觉。[35]

1910年,华盛顿和帕克一起作了一次漫长的欧洲旅行,收集有关农民、工厂劳动者等方面的信息。帕克以前在欧洲留学时,曾接触到过德意志的农民,后来在美国,他又遇到大量漂洋过海移入新大陆的欧洲农民和他们的后裔。他急于了解那些在欧洲农村的农民工的情况。在长达六周的欧洲之行中,帕克和华盛顿从伦敦到东欧的沙俄边界,横跨七八个国家,一路讨论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的成果是他们俩唯一的一本共同署名的著作《最底层的人》,在这本书中,他们论证说,欧洲所做的帮助工人阶级的事远远多于美国为帮助黑人所做的事情。

现代化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和过程,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个无情的扬弃过程。任何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人和团体,在现代化单向度进步过程中,都会变成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无论他们曾经多么主流,多么辉煌。比如说,工业革命兴起时,纺织工人曾经是时代拥抱的对象,但信息革命之后,曾经时代的娇子很快又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诚如帕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正如那些对它们作过调查研究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充满了渣滓,其中大多是人类的渣滓,那些男男女女由于某种原因,是在工业进步的行列中被淘汰下来,并且被工业组织所废弃的,而原先他(她)们是这些组织的一部分”。[36]用“人类的渣滓”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社会边缘人,虽然多少有些令我难以接受,但我不得不承认,帕克以他的慧眼,洞察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充满苦难,富士康员工接续自杀,数起被认为有“神经疾病”的人向毫无利益关联的小学生、妇女举起了屠刀,我发现,与这些悲剧事件勾连的解释性词汇包括“神经疾病”、“抑郁症”、“报复心理”、“社会公平”、、“个体间的疏离”、“异化”等等。但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这样的结论,早已被社会学家们证实。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就分析说,将自杀仅仅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是肤浅的,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者是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状况反映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因为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

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就是与22位合作者合著的《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苦难》,这一著作的主题,似乎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事实上,布迪厄是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他写道:“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将政治比喻为医学,认为政治家如同医师:仅仅记下症状和病人的陈述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去发现疾病,而疾病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着眼于推理从而揭示结构性的原因。社会科学要能够解释社会病患的最明显的征兆,判断和理解导致病患的真实原因,就需使人们意识到被掩盖的各种形式的不幸的社会起源,包括人们最熟悉的和最隐秘的。[37]

关注社会的底层,揭示苦难生成的社会根源,为底层民众脱离苦海奔走呼吁,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而这一使命,使得优秀的知识分子自身也往往会有边缘人孤独感和陌生感。布尔迪厄曾经写道:“在学术界,我是—个陌生人,无疑正是基于这种情感,使我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满怀狐疑,而且这种感觉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社会排斥感: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我并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必须为那种对我来说是毫无根据的特权作出交待,尽管该向谁负责,向谁作出交待,我并不知晓。”[38]其实以“陌生人”来描述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的不只是布尔迪厄,曼海姆也有类似的描述,如“漂泊不定、被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之抗争的与其说是地方性社会,不如说是自己的那些地位巩固、自满自足的官僚们的地方性观念”。现代知识分子是“永远的流浪者,是普存的异乡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没人真正喜欢他;无论在哪里,他都不得其所”。[39]

帕克虽然是一代社会学大师,但他的学术生涯也充满孤独感,他与芝加哥早期的社会学大师托马斯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且最终促成他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应该归因于帕克发现托马斯与他有着相通的气质。用帕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在托马斯这个人身上初次找到了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amanwhospeakthesamelanguageasmyself)”[40]

帕克的学生评价说,“他一直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思想和持续哲学思辨的人,不会在未经实践之前让一个思想溜走,同时他对身边的新闻保持兴趣。他身上具有的两个品质——反思的哲学品质和对于新闻的敏感——两个特点的结合使他成为有创造力的人”。[41]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帕克:

派克老师在大学里时曾着重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师从杜威博士,二是他喜欢读歌德的《浮士德》。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就可以明白他在大学里读书时,心中已有了个要追求的对象了,有了这个对象使他拒绝走他父母所走过的现成道路,成一个一生不甘心为稻粮谋的人,可见他当时已决心冲进思想领域里遵循杜威博士的实证主义方法用平白的语言来表达歌德诗剧里的浮士德所经历的那个哀乐无常,悲欢交织的人生。他要求自己能理解这个世界上在芸芸众生里生活的人们,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和具有怎样的感受。[42]

1943年6月,二战的硝烟正浓,帕克的心,仍然在社会底层。他走到南Dakota的乡村去观察农民收获土豆。这里原是一个穷地方,不过此时他发出了令人开心的信息“他们翻身了,土地又绿起来了。满地奔跑着猎物,鸟在树上歌唱”。据他的朋友Brearly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帕克还在思考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传教士对文化传播等问题。1944年2月7日,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先生曾感叹说:“如果他多活7天,他就到80岁生日了。”

钱理群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43]


注释

[1] 东莞警方回应绳牵卖淫女事件:系业界常态,来源: 《羊城晚报》2010年7月28日。

[2] 辛木:“示众文化”背后的底层定位意识,《大连晚报》2011年8月28日。

[3] 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4] 乔治·端泽尔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凌琪、刘仲翔、王修晓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5]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年版第341-342页。

[6]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林荣远编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 年版第342页。

[7] 转引自郭忠华:访安东尼·吉登斯:权力、结构与社会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3。

[8] D.N. Levine (1977), "Simmel at a Distance: On the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Stranger", Sociological Focus, Vol. 10 pp.15 - 29.

[9] Alfredd Schutz,"The Stranger: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gy,Vol.49,No.6 (May,1944),pp.499-507.

[10]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林荣远编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343页。

[12] 转引自贺晓星、仲鑫:异乡人的写作——对赛珍珠作品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29页。

[13]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2页。

[14] Park,R. E.,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nal of Sociology, 1928(33).

[15] 据悉,最早向世界推行这个活动的是美国人贾森·亨特。活动的灵感来自于他去世的母亲。5年前亨特在母亲的葬礼上听到许多关于母亲的事迹,得到过亨特母亲帮助关心过的人回忆从她那里得到的温暖,一方面受到母亲故事的感召,另一方面感觉自己需要借助他人提供的温暖来克服丧母的悲痛,亨特做了个写着“真情拥抱”的纸牌走上家乡的大街。第一个与他“真情拥抱”的人是一个路过的姑娘,她停了下来,看了看纸板,毫不犹豫地向亨特张开了双臂。从这一天起,“FREEHUGS”这个关于爱和分享的运动开始在全美国蔓延。2007年,一位名叫Juan Mann的澳洲男子在悉尼闹市街头手举“自由拥抱”的牌子将这项运动推向了全球化的网络世界。他在大街上举上牌子,上面写着“Free Hugs”,让大家体验拥抱带来的快乐和温暖的感觉。

[16] R.E.帕克、E.W.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7] R.E.帕克、E.W.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18] Park,R. E.,Natural history of newspap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3,29(3):273-289

[19] Park,R. E.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22,p87.

[20] Park,R. E.Society,Illinois:Free Press,1955,p.157.

[21] Bauman ,Z.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 Polity Press,P.61

[22] Bauman ,1997,Postmodernity and it s Discontents, Cambridge:Polity Press,P.18

[23] Park,R. E.,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P.257。转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页。

[24] 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25] 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26] D. Weinstein from Kurt Wolff (Trans.)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402-403, p.408.

[27] 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28] 转引自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7-159页。

[29]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林荣远编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343-344页。

[30]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林荣远编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344页。

[31] 参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32] 帕克的学生埃弗里特·休斯认为“帕克无意创造一个系统,然而他首先是一位系统的社会学家。”(参见Hughes, Everett C. 1969. "Robert E. Park." Pp. 162-69 in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Timo- thy Rais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33]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34] Hughes, Evertt(1964), Robert E. Park, Sociological Eye 2:543-549,转引自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35] 转引自《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36] R.E.帕克、E.W.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37] Bourdieu, Pierre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olity Press. P.627-629.

[38]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73页。

[39]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8-139。

[40] 转引自《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41]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12.

[42]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43] 钱理群:当下中国需要讲什么,我能讲什么,《南方日报》201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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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界》 2012年第10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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