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科 吴飞:超越陌生:社区整合与公共家园的媒介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9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23:31

进入专题: 共家园   媒介   社区整合   框架分析  

傅正科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摘要】城市新移民形塑了陌生人的社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个体的孤独以及群体对公共议题的冷漠是当今社区所面临的议题。媒介与社区整合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文化为中介影响着个体对于社区的认知,进而影响社区整合,这种整合究其实质以一个预设为前提:社区就是我们的家园,对家园的认知是受到社会及话语影响的。研究以良渚文化村的纸媒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扎根理论作为方法的理论基础,配合质化分析软件NVIVO的使用,从个案的角度分析媒介如何从公共家园的角度对社区进行建构。

【关键词】公共家园;媒介;社区整合;框架分析


一、引言

媒介以文化为中介对社区进行整合。媒介如何通过文化图景来整合社区,是一个源自芝加哥学派的议题。帕克面对美国移民涌入社区的现状,思考如何通过媒介提供社区居民一副美国式的文化图景,进而整合不同民族、文化、种族背景的移民。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流动性,让当下中国的社区面临着类似当初美国移民社区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很少存在文化、民族、种族认同的问题,毕竟他们根源于同种文化、同一国度。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去认识新加入的“公共家园”以及新的“家人”。

流动性将个体从熟人社会中剥离出来,并被抛入新的社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不同的群体流入同一个社区,流动性使得信息、语言、文化汇集到了一起[1](Rapport&Dawson),从而使得家这个概念不同于以往。远处的国度(即原先远离我们的陌生、并存在危险的人)入侵到我们的生存领域中(即意味着安全的领域)。从而使得我们的生存空间处于杂糅的状态[2](ZygmuntBauman,1997),这意味着你和邻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3](Clifford,1997)。

你与邻居的不同和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与社区中的个体对家的视阈相关。家是一个圈层结构,以自己为中心向外逐层扩展,包括家人、邻居、社区中其他居民[4](Hollander,1991)。如果我们的视阈仅能看到自己的家、与家人的交流,只重视自己在家中的身份、与家人交往的规范,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无法看到社区层面的家、家人、自我身份以及交往规范。个体如何把握其所在的社区,究竟将其看作是“公共的家园”,抑或是与自己无关的空间,对个体的社区归属感及社区整合有着重要影响。

“公共的家园”的认知影响到社区整合,同时影响着个体的孤独感与公共意识。自我是多元的,沃尔则把自我的多元性放到三个身份上来把握,第一是个人的自然属性,第二是个人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三是个人所属的社会获得的权限、资格或者是义务。如果说我们用的“我——你”关系去理解自己和家人、亲人,用“我——他”关系去理解自己和邻居,那么我们每个人对所在的社区以及身边的邻居是缺乏认同的,而这种认同的缺乏将进一步导致我们每个人社会关系的不完整。缺失的自己与邻居的关系,将使个体陷入孤独和迷茫之中。同时,如果我们仅将视阈放到眼前三寸的家人身上,将使原先个体所应承担的社区义务不去履行。将导致所有人对公共问题的淡漠,以及公共空间的真空。

“公共家园的想象”源自生活世界,并受到媒介的影响。以家是同心圆为预设,对“公共家园的想象”将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自我、邻里关系、社区及交往规范,而个体的这种视阈将对社区的凝聚、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视阈源自个体的生命经历,也来自媒介话语的影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系的MCLeod教授所建构的传播与社区研究范式(communicationandcommunity)将个体的生活世界与大众媒介看作为一个整体。个体认知的家总是在现实家园与理想家园的对话中存在,媒介参与着理想家园的建构[5](ChapmanandHockey,1999b:5;Shove,1999),人们对“公共家园”的想象也同样如此。

杭州的良渚文化村以其公共生活而闻名,媒介对其的建构也往往从村民、村民公约、公共生活等角度入手。从个案的角度而言,良渚文化村是分析媒介如何建构“公共家园”的典型性案例。本研究将定位在家、媒介与社会整合的研究脉络中,用框架理论及情感框架来分析良渚文化村媒介报道中如何从“家”的角度进行建构,质性分析主要采用“扎根”的方式,使用NVIVO软件的建模和交叉矩阵分析的功能,回答媒介是如何在建构“公共家园”的。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大众媒介与社区整合

在社区整合的早期研究以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和帕森斯所主持的研究为代表。芝加哥学派主要从文化建构与社区整合入手进行研究。哥伦比亚学派在《中城》以及《中城的变迁》的历时性研究中,将六大因素作为自变量,用于预测因变量城市变迁的可能。在这六大因素中,包含了报纸、广播以及信息网络[6][7](Lynd&Lynd,1929,1937)。帕森斯将社区定义为会对居民及其行为产生影响的社会系统的结构[8](Parsons,1960,P250)。他同样将传播系统纳入到社会系统结构中,包括信息、舆论、意见以及普通文化。帕森斯所关照的是个体如何融入到社区的传播过程中。

后续的研究将关注重点分析人际社会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介对社区产生交互性的影响。最著名的就是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即大众媒介是通过意见领袖将信息向大众传输[9](Lazarsfeld,1944,1968)。研究指出,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与最后实现的传播效果之间的中介变量。詹诺维茨就现代城市社区提出了一个包含了个体动机、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控制三个因素的模型,他提出了“有限责任社区”这一概念。在此类社区中,人们虽然仍然能够与家人、朋友、首属群体建立联系,可是人们离开这种联系也变得比以前更为容易。同时他也指出报纸在整合社区时的重要性[10](Janowitz,1952/1967)。在报刊阅读与社区感之间存在正相关性[11](Edelstein,Larson,1960),阅读报刊被用于满足本地居民认识当地信息的重要手段[12](Bogart,Orenstein,1965)。

目前与地方媒介对社区整合的议题,往往采用定量研究的路数。有研究从微观(个体媒介使用动机)、中观(以世代为标准的媒介使用模式)、宏观(社区的整体语境)三个变量,就此议题进行分析,通过回归分析找到影响社区参与的变量[13](Shah,McLeod,2001)。老年人群体是社区参与的重要成员,本地媒介使用、与本地机构的联系、与邻居的联系、居住时间、房屋所有权会对邻里归属感、集体效能感、自愿参与义务劳动变量有正相关性[14](Kang,Seok,2013)。

这种定量的研究已经成为媒介与社区整合范式下的主流研究方法。主要的操作变量包括自变量:媒介使用、市民人口变量、社区媒介结构;因变量:社区参与,通过截面或历时性研究找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一般指向媒介使用对社区的参与、整合有显著影响。当然,个体、环境与媒介都不能仅仅简单化约为变量之间的相关或时间序列所推知的因果关系。帕克眼中的媒介则从建构共同体的意义上,对社区整合发挥着影响。

(二)媒介建构与社区整合

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将传播与社会紧紧勾连,指出社会是由传播整合而成的[15](Dewey,1920)。帕克的研究关照则是在进行社区整合的过程中报纸所起到的作用(Dewey,1923,1929,1938)。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特殊的,帕克在对移民社区进行研究后指出,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relation),而这种次级关系将会导致个体在情感上的疏离。而帕克希望媒介能够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为这些移民提供一个关于美国的文化图景来整合移民社区中不同文化、族裔的群体[16]。

在这种研究思路的背后是与目前主流的媒介与社区整合不同的传播界定,即传播的本质是一种意义的交流。通过这种意义的交流,我们得以认知这个社会。用杜威的话来说,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作为意义的传播以及作为结构性要素的传播两者都不可偏颇,也正因此,引出了以ICT理论为基础的后续研究。这一路数研究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与意义如何通过传播基础设施渗透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之中。

有研究以ICT理论为基础,从生态的角度将地方中的各类媒介看做是社区成员获取社区身份的资源。社区成员获取地方媒介资源的渠道越多,那么他的社区归属感就越强。这种地方媒介资源被称为地方叙事体系(neighborhoodstorytellingsystem),通过该地方叙事体系可以将社区中的个体从单纯的房屋所有者(houseowner)变为社区成员(member)[17](BallRokech,2001)。

而这种地方叙事体系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该体系将渗入读者的日常生活,报纸中的内容将与读者的日常生活发生共振效果(resonateeffect)。经由报纸建构的社区,将影响着个体日常生活中对于社区的认知[18](Marbewezara,2001)。报纸并不只是社区间信息传输的工具,更具有实现发展传播所要求的要素[19](Marcedo,2015)。

地方媒介可以将不同的社区维系在一起,形成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对NPA进行内容分析,研究指出媒介具有提供社区新闻与信息、维系并共享文化、联系整个NPA区域的社区、联系个体与社区服务、提升地方归属感与所有感的功能[20](Watson,2013)。

因此,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个体之所以愿意走出家门成为社区的一员,与地方叙事体系相关,这种地方叙事体系影响着我们对于社区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影响力又由于媒介会对不同社区进行联系而进一步扩大。媒介形塑着个体对社区的认知,而这种认知的影响力又由于媒介基础设施这一变量相关,或许这就是目前为止媒介与社区整合的核心思路。

(三)社区:认知中的家园

社区位于家的同心圆之中。家是一个处于认知中的圈层结构,以自己为中心,向外逐层扩展,包括家人、邻居、其他居民[21](Hollander,1991)。从这个角度而言,家是一种认知,社区同样处于这个同心圆之中。家或地方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恒定的真理。地方是在特殊的地点,由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互动所产生的效果所建立起来的[22][23]

(DoreenMassey1992,1994)。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是一个流动的存在。地方的形象与意义是在建构以及协商中出现的,地方意义的建构对于改变或阐述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4](Hooks,1991:147;Massey,1992:14)。

家本身由社会以及话语框架建构[25]Somerv-ille(1997)。家是社会建构的,在建构隐喻的基础上,家的本质是由观点、话语以及实践所建构起来的。家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情感(爱、私密、家庭感、愤怒、抑郁以及其他)在家的话语建构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6](Gurney,1997)。媒介赋予着社区这一公共家园什么样的叙事与情感框架,对我们每个人对公共家园的认知有着太大的影响与作用。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启动理论都是用于分析媒介如何对个体的意见形成产生作用。与后面两个理论不同,框架理论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到媒介是如何对素材进行整合、分类,从而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

(四)框架与情感框架

媒介建构个体的认知框架,个体经由此来认识超过个体经验的外部世界。媒介报道的议题、凸显的重点、报道的角度,影响了个体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媒介框架在呈现事物的某些细节及特点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Gamson指出,框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框限(boundary)”以及“框架建构(buildingframe)”。框限就是新闻材料的选择范围,框架建构指的是人们如何通过材料的选择进行意义建构。这一研究路数,着重强调的是关注传播者的视角,以及他们对新闻话题的描绘方式[27]。

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媒体情感与受众认知相关[28](Collins&Loftus,1975)。以个人从媒体中接受的情感和意见信息会对个体之后的信息处理,态度形成和行为决策为假设[29](Salancik,1974),情感框架理论指出了情感在媒介报道中的重要性。媒体报道所带的情感能量对读者认识人、事、机构的认知和行为意象将产生影响(Nabi,2002)[30]

(五)研究问题

媒介与社区整合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定量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勾勒,就社区整合而言,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媒介如何对社区进行呈现,在报道中赋予了什么样的框架。本研究试对如下问题加以回答:

1.媒介文本中良渚文化村的议题分布是怎么样的?

2.媒介文本中的典型意象有哪些?

3.媒介文本中的叙事框架包括哪些?框架中的核心元素是什么?元素是如何架构的?

4.媒介文本中的情感框架与叙事框架如何产生交互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抽样

研究样本的选取研究选取中华数字书苑数字报纸库中的报纸为样本源,检索所有标题含“良渚文化村”的文本,在删除广告类、重复的文本后,共获得44篇报道,由于样本总数适中,故以此作为最终分析对象。(表1)


对第一、二两个问题的回答,通过类目建构研究从报道议题以及良渚文化村意象元素这两个维度分析“良渚文化村”议题在报纸上的呈现,旨在考察良渚文化村议题的报道主体以及报纸如何建构“良渚文化村”意象。

对第三、四两个问题的回答,则以扎根理论为基础,为保证编码信(效)度,本文用扎根理论中随时比较(constantcomparison)归纳方法按文本内容建立开放编码体系(Glaser,Strauss,1967)[31]。编码中笔者随时在中备注分类时想法和反思,以便完成分类后更准确界定类别背后的主题和类别边界。通过编码提炼出四类叙事框架和两类情感框架。为提高编码效(信)度,笔者对六个类别给出操作定义并选出典型个例建立编码表(表1)。随后,笔者借助编码比较查询(codingcomparison),邀请一位语言学硕士,令其按编码表对所有文本进行编码,并将结果与笔者的编码进行比较。在对有不同意见的编码进行讨论后,双方对各自的编码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最后,对所有编码Kappa值取均值,得到最终的Kappa值为80.4%,符合样本研究的信度要求。据编码结果,笔者逐一考察问题三和问题四。然后,笔者在NVIVO中运用模型的功能来呈现每个叙事框架下的维度以及各维度下的核心元素,同时用交叉编码的功能分析在媒介报道中的情感与叙事框架如何发生交互作用。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使用备忘录与编码条的功能,往返于文本与分析之间。


四、研究发现

(一)议题分布

通过表2可以看出媒介报道的关注重点。通过对报纸文本进行整理,人际交往、社区、村民、村民公约是报道中的四类主要议题。报纸中比例最大的“良渚文化村”议题是“社区呈现”,其报道篇数最多(22篇),两占总报道篇数的一半(表2)。接下来的一个议题是“人际关系呈现”,其主要对良渚文化村中的人际交流、村民活动进行刻画与呈现。第三大议题是“村民公约的呈现”,以时间为轴线贯穿了村民公约的诞生、推广、纪念日等主题。最后一个议题是“村民的呈现”,其主题是介绍文化村中较有代表性的村民生活,从多个角度对其生活状态、方式进行刻画。


(二)意象

在通读文本、提取“良渚文化村”关键词的基础上,运用SPSS16.0软件对“良渚文化村”的关键词进行描述性统计(图1)。


通过核心意象的分析,可以初步得知在媒介报道中,有哪些核心元素。换句话说,媒介通过哪些材料的选择在建构不同议题。其中家、村民、公约、邻居、文化中心、公共是提及频率最高的意象。从一定程度上,村民与邻居是媒介对居民身份的定位,在报道中,受访者往往以村民自称,有着很强的身份归属感。家暗示着村民交往的特殊方式,无论是村民集体吃年夜饭,或是领腊八粥,媒介往往将此类活动附加上“家”的标签,并在报道中被赋予浓郁的“家文化”的色彩。文化中心是对社区的呈现,良渚文化村的艺术中心一直是媒介报道的焦点,成为了文化村自身形象的品牌标签。公共则是对村民公约的呈现,村民公约共26条,从不同角度上约束个体从公共的思维模式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三)“肌理”叙事框架:“公共家园”中的互动与文化传承

一个主要的叙事框架是村民之间的特殊互动方式。在编码后期,肌理的概念逐渐浮现出来在第二轮编码中,为了强调互动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传承,因此将“肌理”作为一个类属编码,用于强调互动的特质与互动过程中的文化传承、记忆功能。

肌理是地方活动中的传播、交流活动所呈现出的特殊模式[32](Janson,2006),肌理这个概念有隐喻的色彩。如果将地方看做由传播、交流所勾连起来的空间,那么地方不同,交流、互动特质也就不同,从而形成了肌理这个概念的第一个维度:互动特质。而不同的互动方式又会有不同的文化传承与记忆功能(Adenetal,2009)。

通过NVIVO建模功能,揭示了媒介报道为良渚文化村的互动所赋予的肌理(图2)。这种有别于他处的互动形式,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协商。媒介关于村民公约形成的报道,出现了协商的特质,村民公约的形成以时间为纵轴,不同相关方的协商为横轴而产生。协商过程中传承了中国“村规民约”这一习俗。

2.参与。媒介关于村歌、众筹“村晚”以及小区建设的报道中,着重描绘了村民参与行为。这种参与可以是小区内部民众的参与,也可以有小区外部相关方的参与。

3.融合。在媒介报道中,居民与居民在交往过程中往往能很融洽的融入到集体活动中。吃年夜饭过程中的彼此寒暄、村子义工施粥的满足与幸福都能很好的呈现出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将彼此看作家人,能够很好的融合到交往与互动中。媒介报道中着重突出了其他社区中较为罕见的集体年夜饭、喝粥等集体性活动。这种互动中所负载的文化记忆,给人们如何重新参与到公共生活予以了一种全新的想象,包括对传统理念、传统文化与传统食物的传承

(四)“结构”叙事框架:承载需求与互动的“公共家园”

在开放式编码的过程中,曾简单地将与文化村基础设施相关的叙事界定为“设施”。但是在后期的编码过程中,发现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叙事中有一部分强调的是设施对个体需求的满足。家是个体需求的外化,与强调生活设施的小区不同,良渚文化村的报道更多侧重的是运动与文化类的设施。设施满足了人们文化想象、运动生活、勾连等需求,远超出方便、快捷这些日常需求范畴,为人们的社区想象打开了空间。

与基础设施叙事相关的另一部分与社会互动相关,这些社会互动发生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中。因此将此叙事框架界定为“结构”,用以突出在叙事中的空间、设施对传播行为、社会互动的承载。


结构是源自媒介地理学的概念,指的是在空间中的传播设施,这些设施在绝对的地理空间上置入了互动空间(Janson,2006)。结构这个维度在文献中一般会从宏大的国际传播角度进行分析,可是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在微观的社区又何尝不存在呢?社区并非仅仅只是物理空间,在其中还包含着负载着传播与互动的公共空间。良渚文化村的媒介文本将菜场、文化中心、村民学堂、广场作为负载互动的结构性设施。

通过交叉矩阵编码发现生活、运动与文化类设施都负载着一定数量的互动(表3)。村民奥运会、村跑会、奥运激情之夜、村民学堂等活动、设施、村子本身都负载着大量的社会互动。社区之所以是社区,“有机”而非“无机”,是由于在纯物质的社区范畴上,增加了这种互动的维度。

(五)“实体化”叙事框架:“公共家园”契约的细节化呈现

开放式编码阶段,曾用村民公约对文本进行编码,后期发现“实体化”这一编码能够更好地说明媒介对村民公约的建构方式。实体化的空间指的是为人类的经验与意识赋予物质、空间的形式[33]。

根据英国牛津大字典,实体化指的是给某抽象、理想的事物赋予一个具体的形象。第二层含义指的是给某物赋予物质、感官特质,从而使其具有形体和可感性。在良渚文化村的报道中,村民公约所蕴含的良渚文化村的秩序、公共性依靠生活中的细节得以呈现。因此将此类框架赋予“实体化”类属,用以凸显在报道中将抽象的“村民公约”赋予细节的叙事方式。

在报道中,村民公约所蕴含的环保、秩序、关爱、健康、文明等理念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呈现出来(图4)。这种报道方式将抽象的理念软化到每个个体的言、行,毕竟个体如何实践而非抽象的理念或公约和家园的建设更为相关。实体化拓展了我们对社区规则遵守的想象。


(六)“个体”叙事框架:“公共家园”中的个体呈现

开放式编码阶段曾用村民对报道进行编码,在首轮编码结束后,发现在报道中除了村民外还有工作人员以及陌生人这两种角色,因此用个体对这些角色进行统筹。(图5)

报道给村民赋予了多重的身份,这些身份拓展了社区居民对自我角色定位的想象。然而在报道中还包括了两类关键的角色,一个是工作人员,生活于社区中的个体往往很少将目光置于这个角色之上;另一类则是陌生人,在良渚文化村的报道中,陌生人往往意味着无礼与混乱(图5)。

(七)情感框架与叙事框架的交叉矩阵分析

通过表4矩阵分析,在叙事中与家相关的情感要多于其他类别的情感。家的情感在不同类型的叙事中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为肌理、实体化、个体与设施。不难想象,在肌理维度的叙事框架中,集体吃年夜饭、一起领腊八粥等活动,不单是文化的传承,其中更体现着家的凝聚感,亲情、归属等情感在此类叙事中的流露是最多的。回到文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不同情感的流露,引用一段,用作说明:“昨晚的拼桌年夜饭,定在19:00开席。不到18:30,很多业主就兴冲冲带着家里的拿手菜来了。”


(八)核心编码:作为“公共家园”的良渚文化村

核心编码阶段需要对第二轮编码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在这个阶段,运用了公共家园这一核心编码对第二轮编码进行统筹。家(home)可以分为家庭(household)与物理家园(house)两个层面,前者侧重于社会层面的人际交互,后者则侧重于物质层面的家[34](Saunders&Williams,1988)。和第二轮编码相对应,核心编码公共家园围绕着公共与家园这两个维度展开,家园更加侧重于物理性。与物理家园(house)对应,下属两类轴心编码:结构与个体;公共则更加侧重于社会性,与家庭(household)对应,下属两类核心编码:实体化与肌理。编码结构见图6。


五、结论

我们对家园的认知实则是自己所居住的现实家园与理想家园之间的一场对话。现实家园(realhouse)给了我们当下对家的体验与经验,而理想家园(idealhouse)则往往是外部世界提供的,给了我们理想家园的想象空间。

与哥伦比亚学派将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或建模的定量思路不同,本研究更类似于对帕克思路的延续,即媒介所建构的社会将如何对社区整合产生影响。对社区整合而言,无疑要面对的问题是“社区”在媒介中究竟是如何呈现。社区的整合离不开个体对于“公共家园”的信念。如果将社区看作是公共的家园,那么居住于此处的人们必然会思考对这个“家”来说,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该如何与他人共处,我该遵守哪些规范,我身处在怎么样的家园之中,我对这个家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媒介对良渚文化村的报道文本从肌理、个体、结构、实体化四个叙事框架以及两类情感框架与个体的视阈相对应。

媒介报道中的“公共家园”从互动与家园两个维度展开建构。媒介报道纳入了肌理、实体化叙事框架,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态,与其背后蕴藏于细节处的新的生活方式建构了互动的维度。家园的层面则将个体与设施作为建构的对象,家园的设施除了承载居民互动外,还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更多指向了人性需求与人文关怀。正是从这两个维度上,媒介重构了一种不同于我们日常想象的“理想型家园”。

社区整合在人际交往与文化传承中实现,肌理的叙事框架给交往与传承附上了厚厚的乡土色彩。通过仪式创造,为良渚文化村添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味道。这一维度的叙事框架往往还被赋予家的情感,情感框架进一步放大了传统社会的意涵与记忆。

社区结构的叙事框架与社区整合的关系不大。在报道中,更多现着社区中的居民对理想公共家园的期待。家的设计、装修、空间的使用都体现了家人的自我((ClareCooper,1976)。审美、文化、方便等关键词在对良渚文化村的报道中被纳入新闻框架。同时,部分新闻报道将这些关键词与营销术语并置,将文化村的设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多少有布尔迪厄所谓的“区隔”效果。实体化的叙事框架对社区整合的契约进行了建构。社区整合依托一定的契约实现,这种契约在报道中通过细节呈现出来。这些细节已经超过了单纯的社区范畴,更像原本该出现在家中的细节,通过访谈的方式,被采访者表达了自己对细节背后村民公约的看法,正是个体思想中对于家的看法(Merleau-Ponty,1962:24;Ingold,1995:76)以及我们的能力(Heidegger,1971)延伸出了我们的家园。在这些看法中包含了中国社会所一直秉承的共同体理念,给村民树立了无意识的文化信念和社会行为规范。


个体叙事框架定位了个体在社区中的身份。基于村民、家人的框架对个体展开的描绘,界定了个体参与社区生活时所应有的身份及言行。社区的整合依托个体的行为与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个体叙事框架设置了我们如何去想象在公共空间中个体所应持有的身份。公共家园中的个体在报道中被赋予了特有的身份与行为。社区中的个体往往以村民、家人的身份界定自我,并在言行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形象。媒介叙事从家人、村民的言行来界定每个个体在社区生活中应该如何去呈现出应有的形象。沃尔则把自我的多元性放到三个身份上来把握。第一是个人的自然属性,第二是个人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三是个人所属的社会获得的权限、资格或者是义务。报道中的村民更多的在第三重维度上展示了出来。

家就是一种认知。社会学意义上的家重视人们对家的认知,并认为这种对家的认知是可以被建构的,社区整合的困境与个体对社区的认知相关,媒介重新赋予了社区全新的所指,指向“公共家园建构”的叙事框架虽各有不同,但所建构的家的味道却是一样的。家并不只有一个所指,她可以是诸如避难所、取暖处、私密住所、可以扎根的地方、居所、天堂中的任何一种[34](Somerville,1986)。良渚文化村以家作为其核心的报道框架,在叙事框架的层面而言,家的所指更像是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从这个家中,我们获得了个体如何是(howtobe)的思考,如何与邻居展开互动的启发,也获得了究竟如何去建构、保护自己家园的启示。在情感框架的层面而言,公共的家园则更像是可以取暖的地方。良渚文化村的报道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对“公共家园”的想象。

这样的家像一个天堂,给个体带来了庇护。同时,在媒介建构中,也对社区之外的陌生人进行了建构,在报道中的陌生人往往是无礼且难以和“家人”沟通的。通过这样的建构,媒介似乎在重建着现代人认知中家的尺度,力图将社区纳入到家的“同心圆”之中。这个同心圆像极了过去乡土社会中个体对家的认知,从里到外包括了个体、家人、邻居、陌生人。

研究至此,必须谈一下其中的不足。定性研究自然可以只对文本进行分析,但是在对家的研究中,还未完成的一项工作是需要知道对不同的人而言,报道中的“公共家园”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本研究将重点放在建构上的同时,却并未就解读展开分析,这有赖于后期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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