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中唐诗话·六七 白居易讽谕诗:两朱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16-01-12 15: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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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 (进入专栏)  

   在郊岛的寒瘦与昌谷、温、李的秾艳之外,元和、长庆年间,还有一个极为流行的元白诗派。元是元稹、白是白居易。他们是亲密的诗友,互相唱酬,互相影响。由于志同道合,他们的诗自成一种风格,当时被称为元和体。他们的诗,无论文字或思想内容,都力求明白浅显,走文学大众化的道路。元稹在为白居易诗集作的序文中,说他们的诗,在“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是他们的诗在当时普遍为各阶层士民传诵的记录。但是,明白浅显、流利通俗的诗歌,很容易为典雅派诗人所轻视。时代稍后一些,有诗人杜牧,在他为李戡作的墓志中,叙述李戡的文艺思想云:“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治之。”这是杜牧用李戡的名义说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到了宋代,苏东坡在“郊寒岛瘦”一句之下,又加了一句“元轻白俗”,他批评元稹的诗体为轻薄,白居易的诗体为浅俗。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自有这两种风格。走通俗化道路的文学,不能为士大夫所欣赏;文字典雅的士大夫文学,也不能为人民大众所欣赏。各有各的服务对象,我们无须在他们之间评定甲乙。

   元白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诗体通俗化,取得广大士民的爱好,而是他们首先有意识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陈子昂早已提出过诗要合于风雅比兴。元结也主张诗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韩愈也有过“文以载道”的理论,这些观点,都是为元稹、白居易开了先河。到白居易才正面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就是说文艺创作必须能反映时代现实,并为时代现实服务;所谓“为事”,就是说文艺作品必须写政治、社会、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实,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

   白居易以为《诗经》的六义,比兴最为重要。通过比兴这种创作方法,使诗歌能起讽谕的作用。他列举《诗经》以后的诗人,如屈原、宋玉的楚辞,苏武、李陵的五言诗,他们所写的只是个人的牢骚失意,“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虽然苏、李以双凫一雁为离别的比喻,楚辞以香草恶鸟为君子小人的讽刺,还不失比兴之义,但毕竟题材只限于写个人的彷徨抑郁,不及其他。晋宋以后,谢灵运的诗歌,多写山水;陶渊明的题材,亦限于田园。此外江淹、鲍昭之流,题材更狭。直到梁陈之世,诗人所作,都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论到本朝,白居易肯定了陈子昂、鲍防的“感遇”、“感兴”。对于李白,他以为是别人所不能企及的奇才,但是又说:在李白的诗中,风雅比兴,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杜甫,他首先赞扬杜甫的诗格律精细,尽善尽工,可以传世者千馀首。但是接着又说,杜诗中有讽谕意义的诗,如“三吏”、“三别”诸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子,也不过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三四①。

   白居易对历代大诗人的评论显然是太苛刻了一点,但他并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为了强调他所主张的诗要有讽谕作用这个观点。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正是杜甫逝世之后一年。贞元十六年(公元八OO年)举进士第,年二十八。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在长安,把平日所闻所见的事情,写成十首《秦中吟》,开始实践他的诗歌理论。《秦中吟》十首的题材如《议婚》,劝人娶妻不要娶富家女。《伤宅》劝有钱人不要大兴土木,建造园林;不如把钱财用于拯救穷贱人。《不致仕》讽刺年满七十还不肯退休的官员。《轻肥》揭发宦官享用豪奢,与江南旱灾、衢州人吃人的惨况对照。这些题材,还只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可是这些诗流传出去以后,立刻引起贵人和闲人的反感。在《伤唐衢诗》中,白居易述说过当时的情况: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但是白居易并不因荆棘满地而感到此道难行。在元和四年,他又作了五十首《新乐府》,并且在序文里说明了他作这一组诗的方法与目的。他说:“诗共五十篇,九千二百五十二字。每篇没有一定的句数,每句字数也不一定。关系在思想内容,不在文字表面。每篇第一句就是题目,每篇末句说明了主题,这是摹仿《诗经》的办法。诗的文辞朴素而直爽,是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话讲得老实而迫切,是为了使听到的人受到教育。诗中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是为了使采录的人有根有据。诗体流利畅达,是为了可以作曲歌唱。总而言之,我这一组诗的创作动机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并不是为作诗而作。”

   这五十首《新乐府》,讽刺了当时宫廷里和政治上许多使人民不满的现实,它们和《秦中吟》成为白居易的讽谕诗的代表作。当时白居易的官职是左拾遗,这是一个谏官,朝廷政治有什么不适当,谏官有进言规谏的责任。他作《秦中岭》和《新乐府》,自以为也是尽了谏官的责任,希望皇帝宰相看到他的诗,采用他的意见,以改革朝政。那里知道,诗流传之后,皇帝宰相还没有知道,已惹起了许多有关人物的憎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

   这是白居易成进士后积极做官,也积极做诗的结果。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书请查究刺客的背景。这样一来,他又得罪了幕后的文武大官。终于被降谪出去做江州司马,从此不再做讽谕诗。

   《新乐府》五十首中,一般选本总是选《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涧底松》、《卖炭翁》、《红线毯》等篇,现在我们避熟就生,选了这篇:

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

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

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颻飞上天。

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

妆阁妓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

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歌吹闻钟磬。

寺门勒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馀。

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齐人无处居。

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

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

   这首诗以一个三言句、一个五言句开始。第一句就是题目。第三、四句均为五言句,以下七言到底,共十六句。这就是序文所谓“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题目下面有一句“刺佛寺浸多也”,是摹仿《诗经》的小序,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也就是诗的末句所讽谕的意义。

   全诗开头四句,差不多是序言,还不是诗的本体,故不用七言句。看见长安大道边,有两座红楼相对着,就要问:这是谁的家?有人回说:这是贞元皇帝的两位公主的住宅。这两句是问答句,上句问,下句答。唐诗中常见这种句法。用“借问”这个语词的,尤其明显。“借问酒家何处有”,是问句。“牧童遥指杏花村”是诗人用叙述式作的答语。《新乐府》第三十一首《缭绫》有句云:“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这是双问双答式的句法。这些豪华美丽的缭绫是谁织造的?又是谁用来做衣裳穿著的?这是上句双问。是越溪上贫女所织造,是供皇宫里的妃嫔穿着的。这是下句双答。“帝子”这个名词,男女通用,王子和公主都可以称为帝子。

   说明了两座红楼的来历之后,用四句七言来叙述两位公主死后,她们的住宅改为佛寺,给尼姑居住供养。诗人不直说公主死去,而用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骑凤,得道成仙的故事来作比喻。以下四句写公主住宅改为佛寺后的寂静情况。接下去写这两所挂着“勅建”金字匾额的佛寺,空房闲地多得很,而佛寺邻居的老百姓却苦于没有住处。“比屋齐人无处居”是关键性的句子,相当于七言绝句的第三句,是转句,由此句转到主题思想。接下去说,记得当年公主建造住宅的时候,强占了好几家平民的土地,现在公主亡故,住宅改为佛寺,这样下去,恐怕天下到处都会变成佛寺了。齐人,就是齐民,人间,就是民间。唐人避李世民的讳,凡是用到世字,都缺一笔,写作丗,凡是民字都改用人字。

   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德宗有十一个女儿,这首诗中所说的不知是那两位。十一位公主中没有平阳公主。只有高祖李渊有一个女儿封为平阳公主,时代已远,白居易此诗用“忆昨”字,不可能是指这位平阳公主。因此,这“平阳”二字,尚待考索。

   新乐府并不是白居易首创的。当时有一位诗人李绅,字公垂,作了二十篇讽谕时事的乐府诗,标题曰《乐府新题》。元稹见到之后,选取了他认为最切时弊的十二篇,写了和诗。总题曰《新乐府》。白居易见了李、元二人所作,就扩大题材,陆续写成了五十篇,亦题曰《新乐府》。李绅的二十篇《乐府新题》已亡佚,现在见不到了。元稹的十二篇在《元氏长庆集》中,诗艺不及白居易。

   所谓“乐府新题”,是对“乐府古题”而言。元稹另外有一卷诗,题名就是《乐府古题》。他有一篇序文,讲到有讽谕作用的乐府诗,尽管内容是刺美当今时事,但题目却都是沿袭汉魏以来乐府旧题。后来看到杜甫有《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歌行,都是就事命题,不再依傍古题。他与李绅、白居易认为杜甫这个办法是适当的,从此他也不再用古题作乐府诗。

   由此可见,元、白的“新乐府”并不是他们创造的文学形式,而止是继承杜甫的创造。所谓“新”,是指新的题目,并不是新的曲调。原有的乐府旧题,如“饮马长城窟”、“东门行”,“上留田”之类,都是曲调名;而杜甫、元稹、白居易所作,都是概括诗的内容,以定题目。这种所谓“乐府新题”,事实上只是诗题,而不是乐府题。因此,元稹不采用李绅的《乐府新题》而改为《新乐府》。白居易又跟着用这个名词,使文学史家对唐代乐府的认识,易有错误。我们应当知道: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等作品,虽然摹仿乐府古题,自标新题,它们还是歌行体诗,而不是乐府。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也还是诗,可以称为乐府诗,而绝不是乐府。白居易把他自己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编在“讽谕诗”四卷中,并不另分乐府一类,可见他自己也以为这些作品是诗而不是乐府。

   唐诗中有许多用当时流行曲调名为标题的绝句或长短句诗,例如“凉州词”、“甘州”、“伊州”、“胡渭州”、“征步郎”、“回波乐”等等,倒是真正的唐代新乐府。白居易自己也有“乐世”、“急世乐”、“何满子”、“杨柳枝”等作品,都用曲调名为题目,而且正是谱入这些曲子里令伶人歌唱的,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唐代新乐府。《全唐诗》卷前有《乐府》十三卷,其取舍标准,颇有问题,还可以商榷,但杜甫、元稹、白居易以及其他诗人所作“新乐府”,都不予收录,这一点却是不错的。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了元、白《新乐府》,对“新乐府”这个名词也不作分析解释,可知郭氏对唐代乐府的认识还没有清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

   ①白居易对于诗的观点,主要见于他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本文中所用,或引原文,或用意译,不再逐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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