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

——兼与胡明、郭英德二位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6: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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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文章。本人也曾发表过《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一文(见《东方丛刊》02年1期),正面阐述了我的见解。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但经过讨论,中国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凸显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基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实践正在展开,也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了今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对1996年中国文论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甚至于说,“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注:郭英德:《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春之卷,第16-17页。以下再引郭英德本文不再注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请这位作者调查一下,当下热心于“现代转换”(我更同意用“现代转化”)的学者是哪些人,他们写的文章又持什么观点,他们忧虑的又是什么问题,他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境界,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给人扣的“无根心态”、“殖民心态”的帽子是不是合适?他唱的“好了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来也想写几句“反唇相讥”的俏皮话,但为了不污染学界的空气,还是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学者写文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自己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当你给人扣帽子的时候,要谨慎一些,看看自己手里的帽子是否该戴到你想戴的人的头上。

   下面向胡、郭两位先生请教几个问题:

     一、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是“宿命的对立面”吗?

   诚然,“现代”就一个方面说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我们更不能不体认这一点。但是就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而言,相对于古代文论,这种转型、反叛、对立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现代性”的追求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惟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顺美匡恶”,“主文而谲谏”、“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晚明时期,曾发生启蒙思想,如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就企图改变这种以君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口号,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文集》一,第96页。)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用后来周作人的话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也是现代文论的精髓之点。

   其次是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视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词”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黄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

   其三,批判意识的勃兴。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

   其四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并改造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审美”、“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我之所以强调“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以上四点不同,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论的确是新时代的产物,有了新的质,与古代文论已经不是同一的东西。

   但是以上所说的现代文论和古代文论的区别、对抗,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现代对传统的包容、吸收、借鉴与交汇。现代文论对于古代文论所采取的是悖论态度,现代文论反叛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又吸收古代文论,现代与古典之间既对立双融合。胡明说:“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学科独立立即面临一个宿命的对立面:中国现代(包括当代)文论”(注:胡明:《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伦理与逻辑起点》,《中国文化研究》2002春之卷,第6-9页。以下所引胡明本文不再注明。)郭英德也说:“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胎换骨。”胡、郭二位先生的说法似乎在讲所谓现代与古典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其实这种说法都是片面之词。他们完全没有看到“现代”对于传统在反叛的同时,也对传统加以吸收,尤其是对于传统中的“民主性精华”加以吸收和改造。“现代”并非平地而起的没有渊源的运动。“现代”,包括现代文论是在吸收古代传统的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现代”精神的一个根本之点,就是它的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兼收并蓄性。如果“现代”精神只是什么单一的反叛性、拒斥性的话,那么“现代”精神岂不太狭隘了吗?一般的学者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通称为现代的表征,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什么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的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57页。)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容纳“各式各样的东西”,它向古今中外开放。它在一方面反叛古典的同时,一方面又容纳古典。对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如果我的体会没有错的话,就是在坚持一定原则条件下的开放与共享。开放,不但向外国开放,也向古典开放;共享,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享用的对象,不但外国的东西,可以成为享用的对象,古典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享用的对象。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但指向过去,而且也指向现代和未来,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现代人创新之源。我一直欣赏贺麟先生的一段话:“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艳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注: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页。)这些话说得多么好!也就是说,在对传统的再度解释中去创新,才可能是具有渊源的真正的创新。如果我们同意上面这些道理,那么所谓“宿命的对立”、“传统拒斥现代”的论断就是片面的。我注意到,在郭英德的文章中也说:“‘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脱的丝线’,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这句话也说得很好。同时他自己也不忘“西学”,引了伽达默尔得话,来证明自己的看法。问题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如何就认为那些力图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通过“现代转化”,使古代文论进入现代文论体系的人,就是什么“无根心态”和“殖民心态”呢?他就不觉得自己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吗?

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古代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确有“民主性的精华”,它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赋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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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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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京)2002年.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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