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实践为检验准则，从多个角度立论，为周扬的十七年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教训必须记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观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的观点，和“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的观点做了基于理论和事实的辩护；认为1983年那场讨论留下三点启示。本文结论是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是反思的结果，是感悟的产物，所讲的是真话、实话和诚恳的话。他的晚期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被当成“二阎王”和“文艺黑线”的“祖师爷”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斗争。他被关到秦城监狱，孤独、悲惨地度过了九年的时光。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写批语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当年7月14日，周扬走出秦城监狱。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后，周扬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1977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7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列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后，周扬官复原职，回到中央宣传部，继续担任副部长，主管全国文艺工作。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同步，对全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周扬晚期(1977-1989)的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晚期的文艺思想是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路线形成的前后发表的，这里有对于“四人帮”的文艺思想痛彻骨髓的批判，有对于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和以前的种种言行、特别是对于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左”的不当做法和说法的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检讨，有对于文学艺术问题难得的自由的感悟，因此，周扬晚年的新鲜活泼的文艺思想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批判“四人帮”文艺思想
批判“四人帮”对文艺事业的破坏，批判“四人帮”的文艺思想，是周扬晚期在几乎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扬认为，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正确评价30年代革命文学的历史；二是正确估价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三是我们同“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的分歧。在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时，周扬认为我们同“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里以此讲话为主，兼及周扬的其他文章，做一个梳理：
（一）如何对待文化遗产
我们一向主张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一概排斥。“四人帮”对文化遗产采取“彻底扫荡”的态度，他们不但否定30年代的革命文艺、开国以来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否定整个人类进步文化的财富，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大批的古典的进步的文艺书籍被禁止出版和阅读，说什么从《国际歌》到那几个“革命样板戏”一百多年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是一片“空白”，只有到了江青，才开辟“无产阶级的新纪元”①。的确，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是“文革”时期“四人帮”做得最极端的事情之一，把一切文化遗产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大黑货。文化的饥饿、审美的饥饿是空前的。周扬说：“不介绍、不研究外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不同它交流，不向它学习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另一方面，盲目崇拜外国文学，对它亦步亦趋，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对它进行评价和批判，对它的反动倾向不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就是投降主义，当然也不行。”②采取这种既吸收又批判的态度，才是对待中华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二）需要什么创作方法
我们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四人帮”主张“主题先行”、“三突出”之类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认为创作可以不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概念出发，闭门造车，向壁虚构。“三突出”的思想基础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③。周扬认为英雄人物还是要写，但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写。他说：“要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能要求把这种人物写成天生的英雄，十全十美，高大完美，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过程，这样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公式制造出来的什么‘英雄人物’，正是英雄人物的反面和丑化，只能引起读者的厌恶与嘲笑。”④可以说，“四人帮”笔下的英雄是编造出来的，没有现实生活基础的；周扬所说的英雄则是真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把我们写英雄与“四人帮”写英雄区别开来。
（三）要不要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科学和繁荣艺术，而非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毁灭文化，毁灭艺术，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根本分歧之一。“四人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束之高阁，多少年都不提它⑤。周扬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特别谈到“科学无禁区”的问题，他说：“‘科学无禁区’这句话原来是针对‘四人帮’设置的大大小小的禁区讲的，这些禁区窒息了人民的民主空气和活泼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与艺术的自由发展，造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恐怖局面。不打碎他们设置的禁区，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们的科学就不能发展。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⑥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把对“四人帮”的批判提高到路线的高度。他说：“‘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为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极‘左’路线。他们篡改和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割断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用谎言和伪造代替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极大地败坏了革命文艺的声誉。他们歪曲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阴谋文艺’，成为反动政治的奴婢。他们在文艺上传播的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谬论和帮八股的恶劣文风，及其所推行的各种荒诞措施，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流毒之深，至今尚待肃清。”⑦这些批判是严正的，打中要害的，它为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
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全新的阐释
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情有独钟，不但在延安时期和在建国后的50、60年代致力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而且在新时期开始以后，在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也有不当说法之后，周扬晚年仍然充满热情地重新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但是他的阐释有了全新的内容，这是他顺应时代变化的结果。他的阐释主要包括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周扬不再像50、60年代那样过分强调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另外开辟了一个向度来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伟大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与政治性是统一的。”⑧在这段话中，周扬对于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这一点上，而提出过去从未提出过的、作家可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这是观察视点的变化，他不是从政策的统一视点去看生活，而是从以个人体验为本位的视点去看生活。这两个不同的视点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后一个视点才真正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如果周扬在建国之初就有这种理解，那么像茅盾、巴金、夏衍、田汉、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中老年作家就不会纷纷搁笔，放弃文学创作，而会乐于拿起笔，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体验的、深思熟虑的生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理解、描写和评价生活，我们十七年的文学该会涌现出多少优秀作品！实践证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走了这一种文艺与生活关系之路，才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对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周扬也有新的解释。他说：“作家和艺术家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指导。这种世界观承认社会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要勇于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反映。所谓歌颂与暴露，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⑨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呈现生活真相的问题，如果敢于呈现生活的真相，那么无论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因为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在这里对创作不设置禁区是理所当然的。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以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周扬在此前与此后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都有所阐述。1979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从两个角度切入：首先，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周扬认为：“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与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连，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政治于影响。”⑩这第一个角度是把政治理解为人民的利益与需要，所以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其次，周扬又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党提什么政治口号，就要求文艺紧跟，并且图解这个政治口号呢？在这里周扬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文艺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而决不应当是凭个人感情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领导。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这第二个角度是从党领导文艺的方式方面进行论述。尤其是最后一句“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真正解放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给创作带来了广阔的自由的空间。这两个角度互相补充，一方面说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的政治，一方面呼吁给作家创作的自由，这种理解是可取的。
邓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后，周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周扬首先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来梳理文艺与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他说：“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经济基础，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为中介，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动力还是经济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的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11)“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艺术不但受政治的影响，也受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当然，不是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们归根结蒂最后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文艺除接受政治影响之外，还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于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为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12)周扬在这里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许多中外学者那样，首先肯定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再论述了意识形态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用与反作用，认为文学在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从而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这在理论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是很有说服力的。其次，从“从属”的狭隘性的角度，周扬也做了论述：“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的框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13)再次，周扬认为政治分为两个部分，即虚的部分和实的部分。虚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实的部分就是政党的领导。但政党的领导要落实到人，这“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说到底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也能从历史的角度作出说明：形势永远在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这样就不能不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口号。
（三）文艺上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
这个问题周扬在多篇文章和讲话中谈过。主要重复了毛泽东的对待文化遗产应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周扬新的解释不多，主要是认为只有熟悉中外各种文化艺术遗产，我们才能继承，也才有资格批判。但考虑到他的文章与讲话都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所以重复毛泽东这些正确的论点和基本原则，还是有意义的。
三、针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争论及留下的思考
周扬在新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话语，是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最后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讲话分为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引起争论的就是第四部分。争论在中央高层进行，整个过程比较复杂。目前已有相关的学者记叙此事(14)。我们这里不再做争论过程的描述，仅就周扬的相关思想做一些分析和评价。
当年胡乔木从政治的角度来批判周扬是否妥当呢？这一点胡乔木生前自己就有回答。在著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为郝怀明的著作所写的“序”中，龚育之说：“周扬作为论战一方，当然认为他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有他的道理，那道理就写在他那篇文章里面；而论战的另一方，批评周扬那样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胡乔木，当然也认为那样批评自有他更大的道理，那道理也写在那篇批判文章里面。这两篇文章现在都收在他们两人的文集里，胡乔木的文章，把这场争论定性为‘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1988年上海一个内部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胡乔木那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胡乔木的意见。别人向我说了，我向胡乔木传达了。胡乔木告诉我，他已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15)既然是学术问题的讨论，那么，给周扬的言论上政治的纲，就显然不恰当了，这还堵塞了继续讨论的空间，把人道主义问题重新定为禁区。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今天我们完全把人道主义当作学术问题，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周扬所说的话是否正确。
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可以分成以下几点：
（一）十七年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教训必须记取
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概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是不正确的或者完全不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16)周扬在这里所说的都是事实：第一，十七年一直批判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不能被当作研究的对象。如1957年巴人发表了《论人情》，同年，王淑明发表了《论人情与人性》，陈梦家发表了《论人情》，徐懋珍发表了《过了时的纪念》，钱谷融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等，都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其实，巴人等发表的言论都是常识性的，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如巴人说：“人情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类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碍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合乎人类本性的。”可能出于鲁迅对文学的非阶级性的批判，出于毛泽东对人性论的批判，于是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做学术的禁区，不许涉及，不许研究，结果连这些普通的常识也被当作反动的言论来对待，被不留情面地批判。第二，周扬作为文艺工作的主持者，自己过去也错误地批判过这些言论，对此周扬做了诚恳的检讨，说“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是不正确的或者完全不正确的”。的确，周扬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讲话，列一章“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说：“‘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的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其中还直接点名巴人，进行严厉的批判。二十多年过去了，周扬对此做了检讨，应该受到欢迎。第三，周扬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非人性甚至反人道的对待，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体会到人道主义是多么重要，不能不起来与林彪和“四人帮”的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言行进行斗争。这说明一个领导者或学者空谈理论是不行的，必须在生活实践中对相关问题有深刻的体验，才能站在正确的理论立场上，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思想划清界线。这也说明周扬为什么对他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意见一直不肯放弃，始终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
（二）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
周扬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7)在这里，周扬一方面跟“西马”划清了界限，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另一方面，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也是一个事实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处讲人性、人道主义，甚至把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谈，例如：“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产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就是这种解答。”(18)马克思在这里给共产主义下了定义，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扬弃，其目的就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性的复归”；他认为共产主义要解决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怎样来解决呢？马克思提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个重要的词。按照朱光潜的解释，所谓“自然主义”就是“物尽其用”，所谓“人道主义”就是“人尽其才”。就是说只有实行这样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才能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解放也才能实现。所以，周扬讲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完全出自马克思的著作。周扬继续阐述：“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全人类的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把费尔巴哈讲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变成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从而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改造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19)在这里，周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社会的、实践的，从而与费尔巴哈的理论相区别。这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严正立场上，可以说，周扬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胡乔木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
关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这一问题，周扬说：“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亦译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提出来的，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揭露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统治方面，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后，……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环境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20)这段话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个事实而已。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反对资产阶级制造的谎言，揭露其剥削、压迫人民的本质，而且也要反对比资产阶级更为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反对宗教对人的控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可以结成同盟军，向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和神学作斗争。我们可以补充说，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持肯定的态度，甚至加以赞扬，也是基于这些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可以通过它们来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部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扬说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这一问题，完全是言之成理的。在中国，由于封建主义的势力特别强大，从“五四”开始引进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敌人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我们还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人道主义成为我们反对“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的一种武器，也就可以理解了。土地改革中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控诉，就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人道主义这个武器。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说，封建主义思想仍然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障碍，资本的非人道的剥削重新浮出水面，这时候我们也仍然可以借用人文主义（也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一切反人文的现象进行批判。正是从上述意义上，周扬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应该是有道理的。
并且，周扬在讲了“同盟军”问题之后，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缺陷。他说：“必须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尽管这种人道主义学说，对旧制度的抨击，也曾经显示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力量；对历史的认识，也有过片断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总的来说，未能跳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框框。作为整个思想体系，未能成为科学。”周扬是在批判的前提下来讲“同盟军”，因此他的“同盟军”论并没有混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线。
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周扬为什么要讲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呢？这是因为过去经常呼吁人性和人道的常常也是文艺理论家。巴人、钱谷融等都是文艺理论家，他们呼吁文学要写人性、写人情，讲“文学是‘人学’”，但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周扬此时出来讲人性、人道，当然是对这些被批判的人表示抱歉的意思，同时也说明文艺创作需要人学的基础。文学艺术如果不写人性、人情，就不可能动人，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写人性、人情上面放开了手脚。
（三）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了
这是周扬遭到最多责难的一个论点。首先是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周扬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个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讲‘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21)周扬所讲的“异化”概念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讲的“异化”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劳动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2)。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异化是说，工人生产出产品，但产品成为一种异己之物，反过来支配工人。周扬正是在领会了马克思的概念之后提出他的看法的。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其次，也是根本的，就是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异化现象。这是争论的焦点。周扬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的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异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23)如果我们认为周扬对“异化”的界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面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转化为异己的力量，这种事实的确存在于经济领域、权力领域和思想领域。就经济领域说，由于非公有经济日益强大，私人企业主实际上就是资本家，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是明显存在着的，工人劳动的异化不但没有克服，而且有所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考察一下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在权力领域里，由于官员的贪腐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官员变成罪犯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蛀虫，就是说人变成虎豹豺狼，变成非人，这是不是异化呢？思想领域的问题更多，我们需要物和钱，但物欲和钱欲一旦发展起来，就成为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人反过来被物和钱控制和支配，这是不是异化呢？所以，周扬所讲的三个领域的异化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80年代初期留下的那场讨论，既然如胡乔木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是学术讨论，就不能政治化，不能随意上纲上线，就不能扣帽子。学术问题不能设禁区，只能用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另外，有些问题，不要忙着下结论，要等待实践的检验。不能一边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边又用主观意志对待学术讨论问题，匆忙下政治结论，不给学术讨论留下必要的空间。再一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谁的官大，真理就握在谁的手里。胡乔木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周扬是中央委员，但真理不在于谁的官更大。这是那场讨论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
周扬的文艺思想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左联”时期的幼稚、延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北京前期遭遇到的尴尬、北京后期的反思和新的探索，虽然一度又成为争议的对象，但应该看到，他经过大风大雨的不寻常的考验之后，经历了起伏跌宕的时代变迁和自身的艰辛磨砺之后，他北京后期的文艺思想，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是反思的结果，是感悟的产物，所讲的是真话、实话和诚恳的话，他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注释：
①③(15)参见郝怀明《如烟如火说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页，第339页，“序”第4页。
②周扬：《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78)，《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④⑤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1978)，《周扬集》，第168页，第168页。
⑥周扬：《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周扬集》，第139页。
⑦⑧⑨⑩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79)，《周扬集》，第216页，第222页，第223-224页，第224页。
(11)(12)(13)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1980)，《周扬集》，第244页，第244-245页，第243页。
(14)可参见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顾骧的《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相关部分，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一书的相关部分和龚育之为该书所写的“序”。
(16)(17)(19)(20)(21)(23)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周扬集》，第384页，第386页，第386页，第368页，第387页，第389页。
(18)(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