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俊:神学革命与现代性爆破

——论本雅明“1935年报告”的弥赛亚隐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14: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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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俊  

   【内容提要】 1935年版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尽管体现了瓦尔特•本雅明在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转向,但是依然暗含着祈求弥赛亚救赎的悲悼性。悲悼性隐喻于辩证意象内部“过去”与“当下”的张力之中,当代人通过与受压迫者的对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力神话是建立在历代被统治阶级受难牺牲的基础之上。受压迫者记忆的重视,将瓦解生产力神话所支撑的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为当下的革命实践赋予正当性。波德莱尔被视为一个现代性的爆破者,其诗歌中的堕落意象是一种意在颠覆现代性的革命姿态。总而言之,本雅明是激进的现代性爆破者,他的目标是瓦解支撑法西斯统治的历史哲学基础,直接摧毁现代性,而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梦幻与都市文明的批评者。

   【关 键 词】本雅明/1935年报告/拱廊街计划/历史记忆/爆破者

  

  

   《巴黎,19世纪的首都》是本雅明为“拱廊街计划”撰写的提纲,分为1935年与1939年前后两个版本。其中“1935年报告”是目前的公开资料中,本雅明最早向研究所提交的报告,该提纲中的辩证意象、商品膜拜、空间幻境等内容是设想中的“拱廊街计划”的元理论前提。本雅明计划通过考察19世纪的原初历史,视其为现代性的史前史,寻找瓦解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正当性与神圣性的契机。本雅明当时处于流亡状态,与居住在丹麦的布莱希特来往甚密,1935年版本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有关于“无阶级社会”、“黄金时代”的提法,受到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乐观主义的影响,因此受到阿多诺的质疑与批评,这是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的第一次论争。事实上本雅明并没有舍弃神学层面的否定指向,而是出于颠覆法西斯统治的紧迫性的考虑,将神学层面上的理念拯救转化为社会层面的革命主张,弥赛亚拯救的神学观念隐藏在对商品幻觉、都市景观的唯物主义描写中,“拱廊街计划”实际上是《历史哲学论纲》的世俗版本,对现代性进行爆破是该提纲的主题。

   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是“拱廊街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其中关涉到了商品拜物与都市景观的内容,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但是作为波德莱尔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1935年报告”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笔者通过对该提纲的解读,重申其中蕴含的弥赛亚救赎色彩,视本雅明的身份为现代性的爆破者,可作为解读《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的前理解。

   一、从理念真理到历史意象

   1935年版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体现了本雅明在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转向,巴洛克悲剧研究中所体现的神学色彩被置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早年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序言认为,从产生条件这一角度看,“真理是无意图的存在状态,由理念构成”①,理念作为真理的象征,以碎片的形式隐藏在语言中,有待被个体在无意识的时刻感受与体会,而不能在带有意图性的认识过程中被习得。再从真理与认识的关系看,“真理不是一个从经验现实中实现自身的意图,而是一种决定经验现实的本质力量”②,个体能否感知渗透在语言中的理念,关系到个体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早期本雅明要救赎的对象是表征在语言中的理念。另一方面,寓意真理的理念又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历史”③,与人类文明相对立,个体对理念的感知仅在其瞬间闪现中发生,然后迅速异化,这是一种超验的神学观念。而“1935年报告”的救赎对象则是存在于大众无意识中的无阶级社会的意象,无阶级意象与当代发达生产力构成了新旧之间的张力,并置在辩证意象构成的星丛中,无阶级社会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黄金时代”,通过新与旧之间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移置而成为真实存在的乌托邦,实现的途径则是通过革命建立一种与现时生产力状况相匹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雅明用“无阶级社会”替换了“理念”作为新的救赎目标,“无阶级社会”的构想是一种可通过革命而实现的社会形态,与无法在现实中被完整感知的“理念”构成了区别,对象征真理的理念的救赎转化为了对历史意象的救赎。

   阿多诺对本雅明的唯物主义转向持批判态度,阿多诺在通信中写到,“无阶级性的意象也被‘去辩证’地置放回神话之中,并没有作为地狱的幻觉而变得明晰。因此,古代与现代相融合这个范畴,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倒不如说其是灾难。”④在阿多诺看来,当代对时尚的推崇是统治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虚假幻觉,大众在新的时代自以为获得了理性的解放,但实质上社会依然处于统治阶级对物质、精神层面的严密控制下,因而新旧时代都是一个晦暗的时代,过去与现在两个时期之间的辩证关系理应是《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描绘的“灾难连续体”⑤,救赎的可能仅存在于自然历史的潜在性之中,任何现实化的设想都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在阿多诺看来,本雅明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无阶级社会作为建构当前社会形态的样板,并视其为黄金时代,是对前文明时代的暴力政治进行美化与掩饰,“无阶级社会”将是一个新的压迫统治的神话,同时也弱化“灾难连续体”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因而是“去辩证法”的。

   对于阿多诺与本雅明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哈贝马斯在论作《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批判》中认为,阿多诺并没有深入本雅明的思想脉络中理解“无阶级社会”、“辩证意象”等概念,本雅明实际上不关注对虚假意识的揭露与批判,“他的批评所关涉的是正确对待积淀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中的集体幻想意象,这些意象产生于人类需求的最古老的语义潜能与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秘密交流中”⑥。语义潜能体现为人们以主动意愿对记忆进行重新组织与表达的可能,表现在文学文本、艺术形式、空间建筑、家居装饰等载体中。哈贝马斯关于语义潜能的见解富有创见,但是他认为语义潜能的救赎与解放政治的革命二者之间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寓意的激进政治将损害本雅明的经验论,这是一种“去革命化”的有意误读,意在否认“拱廊街计划”蕴含的革命潜能与价值。

   阿多诺、哈贝马斯对“1935年报告”的理解都存在着误读,阿多诺出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永恒批判的立场考虑,对无阶级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可能转向苏联式社会主义政体感到忧虑,无视了无阶级社会具有的经验维度与救赎维度。哈贝马斯看到了世俗启迪的转向中含有拯救语义潜能的诉求,即在关于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想象中重现前文明时代人类的丰富的原初经验,但是哈贝马斯从他本人右转的政治倾向出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取向的革命潜能与价值将损害对经验的重新发掘,弱化了本雅明寄寓在“拱廊街计划”在历史哲学层面的爆破意义,忽视了无阶级社会蕴含的救赎维度。而在本雅明的构想中,无阶级社会隐含了神学的救赎维度,无阶级社会不仅仅是前文明时代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每一个时代的受压迫者的共同期许,本雅明不仅要拯救人类原初的丰富语义潜能,更紧迫的关切是救赎与语义潜能相伴随的历史记忆,以代际对话的方式打破历史时间的线性延续。因此,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布莱希特坚持的狭隘唯物主义,也并非仅仅拯救原初的纯粹经验,而是在拯救经验的同时重现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暗含着期许弥赛亚救赎历代受难者的悲悼性,并非是一种空想的“肯定的历史哲学”⑦,本雅明依然贯彻着“灾难连续体”的信念。

   二、辩证意象对生产力神话的批判

   本雅明的弥赛亚救赎式的悲悼性隐喻于辩证意象的张力之中。在“拱廊街计划”的手稿中,“曾经”与“当下”的关系是“借喻形象性”⑧,否定了自然时间的线性延续,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事件在空间中并置,同时相互渗透,过去的历史既是当代商品景观繁荣的原因,同时也是颠覆当代历史的契机,这是一种神学的张力关系,悲悼性体现在商品景观与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的张力之中,隐藏在本雅明对无阶级社会的赋义上。

   在辩证意象的体系中,历史记忆作用于当下的过程中,表现为“一段被忘却和被忽视的过去,可以在扩展的当下中被接受,从而获得承认”⑨。无阶级社会是历代受压迫者的共同期许,代表了前文明时代的梦幻,即人类一切平等的社会状况,是当下建构乌托邦观念的源头。在“曾经”与“当下”的关系中,“当下是一个已被损耗的地方。因此,很显然理解损耗是如何发生变得非常重要。”⑩安德鲁•本雅明断定当下是一个某部分的真理内容被遗忘的历史阶段,而在发达生产力的支持下,19世纪巴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品拜物精神主导下的物化社会,探寻遗失的真理内容需要进入到商品拜物教的社会体系中发掘。作为“1935年报告”的商品泛滥景象的重要例子则是世界商品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对商品的推广导致了时尚层出不穷,时尚是无生命的纯粹的物,“屈从于无机世界中的性诱惑的拜物主义,是时尚的重要神经,商品的崇拜仪式把拜物主义附带于时尚所提供的服务中。”(11)支撑着商品拜物教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时尚的“去生命化”不仅导致了大众感知能力的退化,在社会历史层面还导致了生产力的神话化,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劳役历史在大众对商品的崇拜中被忘却,因而当下损耗的不仅是自发的感知能力,还包括对历代受压迫者的记忆。为了弥补当下的缺陷,需要从过去历史中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无阶级社会的意象因为蕴含着所有人类一切平等的幻想,历代受压迫者视其为美好未来的承诺,对无阶级社会的感知将实现代际的交流,受压迫者的记忆得以重新复活。

   对受压迫者的救赎是破除生产力神话的前提,本雅明关注“经济在其文化中的表达”,“尝试去把握作为一个可被感知为原初现象的经济过程”(12),也即是要通过以意愿记忆的方式主动追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劳役者的苦难,追问梦幻之外的生命痕迹。本雅明用以实现救赎的方式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无阶级社会的意象通过与新事物的融合转化为乌托邦观念的想象,并以碎片的方式呈现在商业景观中,等待被当代人去感知。在辩证意象的古今意象之间的张力之下,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物化的鼎盛状态,非生命化的特征就愈加明显,而同时本雅明根据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对“法论斯泰尔”组织的设想,认为机器的发展也为个体摆脱外在道德的控制提供了可能,个体在对机器的啮合的好奇中激发了童年时代的记忆与原初的欲望,为个体发现隐藏在都市与商品景观中的乌托邦意象提供了可能,进而感知随乌托邦意象瞬间闪现的受压迫者的历史记忆,并与之对话,实现本雅明神谕式的描绘:“历史学者就是使者,邀请已死者在宴席就座。”(13)本雅明设想当代人正是通过与受压迫者的对话,从商品的幻觉中苏醒,回到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力神话是建立在历代被统治阶级受难牺牲的基础之上。

   “1935年报告”中的无阶级社会,并非一个现实的存在界,而是一个安置在现世的神学乌托邦,代表了历代受压迫者对被救赎的共同愿望。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断言:“可信的普世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弥赛亚的概念”(14),以弥赛亚救赎为核心诉求的《历史哲学论纲》宣称“没有一处关于文明的档案,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15),二者都意在从文明进程中重现受压迫者的历史记忆,从而唤醒弥赛亚的拯救力量,“1935年报告”很大程度上是本雅明此后完成的《历史哲学论纲》的世俗版本。

   三、爆破历史的革命诉求

   本雅明对受压迫者记忆的重视,是为了通过颠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经济神话,进而瓦解生产力神话所支撑的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通过在历史哲学层面对连续线性时间进行爆破,为当下的革命实践赋予正当性,终结世代压迫的历史循环,这是“1935年报告”的深层诉求。

本雅明在“1935年报告”的结尾写到,“事实上,每一个时代不仅在幻想着紧随而至的下一个时代,同时,也在梦幻中催促着当前时代的苏醒。”(16)“梦幻”一方面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繁华的景观,个体沉迷于商品的梦境而不断追逐常新的时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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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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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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